如今每两年，世界上就有140多个双年展在全球各个城市举办，今天的双年展难免落入杂乱无章、鱼目混珠的境地，即便是名声显赫、学术先行的双年展，沸沸扬扬过后，却连痕迹也被匆匆抹去。

这不是中国独有表现，包括声名显赫的威尼斯双年展口碑也每况愈下。由此反映出的是，国际上，双年展正逐渐走向衰退。不光威尼斯，其他地方的双年展口碑也不是特别好。原因有很多。业内专家分析，一是西方主义稳定的价值系统被崛起的边缘化艺术替代和解构，双年展跌落圣坛；二来，全球化带动区域文化不断崛起，人们看世界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双年展以外还有更多选择；再者，21世纪进入了高度信息化时代，缺乏如福柯、德里达等这种大师的思想去影响当下人们看待和分析世界的基础。

“双年展”建立的初衷是反映当代国际艺术的当下状况和正在被关注的现象等。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展览，也不是国际上优秀艺术创作的简单集合，而是以一个对于社会和艺术有着双重关注的课题来建立的学术主体下的交流。这种有意义的展事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艺门画廊负责人马芝安与著名双年展策展人黄笃、郭晓彦，曾参与多个国内外大型双年展的艺术家郑国谷等人一起接受采访，共同探讨双年展的核心竞争力。

《画廊》：郑老师，您是从90年代末就开始参加国外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这十多年来您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郑国谷：参加双年展多了，有一些有印象，有一些也没什么印象，除非在上面流了很多汗水去完成作品，记忆才会犹新。我第一次参加双年展是1998年在巴黎的影像双年展，那个展览只是作品去，我没去，同年还参加过台北双年展，也没到现场。我亲历的国外双年展是2002年的光州双年展，那时光州双年展还比较新，有一些地方比较混乱。当时因为时间紧迫，我们都琢磨着万一作品来不及完成的话，还有什么替代性的方案。我真正意义上参与过的双年展参展经历是在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对我而言，那届光州双年展只是前奏，或者说是演练。

很多艺术家在双年展上挂一幅画就等于参加了，但是双年展有很多层面的。威尼斯双年展与城市、各种公共空间、市民生活等等都联系了起来，像一个隆重的节日，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艺术品来刺激一下，大家都挺高兴的。我作为参与其中的艺术家，也获得一些感受。

《画廊》：最近国内外都发生了很多的双年展，相对国外双年展而言，国内双年展的发展有哪些特点?

黄 笃：我们的双年展还像婴儿一样，在一个简单的初始阶段，需要一个过程。借用双年展的名字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还不够专业，真正做出有双年展品质的不多，所谓的专业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还要有高度，能把握住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势，能思考艺术的深刻性。国内的双年展更多像搞人海战术，不需要思想，什么东西拿过来往里面一放就是双年展。没有思考，也缺乏高度、深度和前瞻性，更谈不上实验性和前卫性。

国内的优势就是人多，艺术家多，艺术形式也多，并且可以让市场消化，但是很多组织双年展的机构对双年展的认识还存在问题，必须清楚双年展是什么，要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否则目前这种嘉年华式的情况无法避免，嘉年华很简单，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马芝安：国内外双年展之间没有多大关系，没法比较。双年展在国外是很有历史背景的，像威尼斯双年展有上百年历史，里昂双年展也有20多年的背景，历史太长了，反而很难有热点。现在在国内到处都有双年展，这是经济发达的结果，也是政府的文化政策，和国外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常常误会了，老比较国内外的情况，但这实际上是国内自己根据情况做的双年展。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模仿国外，我们要有自信。就像保利拍卖行，我觉得他们非常成功，因为他们不是模仿苏富比或佳士得，他们有很聪明的做法，几年前就开始在国内很多城市做拍卖预展(同时也在亚洲及国外做)，这不是苏富比或佳士得的办法，这是满足国内艺术市场要求的办法。

《画廊》：依今年9月在国内发生的3个三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中央美院“超有机”双年展、成都双年展)看来，学术先行的双年展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资本和权力的牵制，这种牵制甚至直接影响到参展艺术家和作品，以您的经验，策展方应该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黄 笃：美术馆也有自己的考虑，这跟中国目前的状态很像，权力到处都有，很正常。策展方需要有把握，作为美术馆，学术的确高于一切，这主要是看策展方选择什么立场和态度，有没有独立的精神去思考这些问题。作为赞助人，也不应该干预美术馆的选择。但在中国经常出现资本和权力大于学术的现象。

郭晓彦：在学术上一定要有独立性。艺术赞助方需要宣传，但也仅仅限于这个方面，不能有任何对艺术项目选择和课题的干预。

马芝安：这很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要有底线，质量还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大家都很努力想办法，当然不能满足100%的人的要求，现在在微博上谁都可以批评你，做事的人肯定遇到这种问题。作为主办方，各种情况越透明越好，比如让纳税人知道费用的使用情况，国外对费用方面是比较透明的，但是这样和国外比较没有用，中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且每一个地区的具体做法不一样。

《画廊》：能谈谈您对国内双年展的未来发展的建议吗?

郭晓彦：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个人觉得要仔细规划，目前的中国主要的几个双(三)年展，如上海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其实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危机。需要好好地规划和思考它们的未来走向和发展问题。

   马芝安：坚持，坚持，继续做，继续做，不管做得好不好，因为这是一个经验。我估计在中国的未来，每一个地方都会做一个双年展或同样类型的大规模的所谓国际性的艺术展览或活动，像一个地区的文化品牌，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命令，你们说是政策。如今的双年展影响大，宣传大，可是双年展应该更本地化，我希望他们能关注他们本地的观众，应该看地方观众有什么要求，提高本地人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欣赏能力。目前而言，双年展不是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而是满足政府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