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国家营销。 　　作为“飞地”和“圣地”的中国，为世界各国艺术提供了间接价值认证和高附加值，一个雕塑、一张画甚至是摄影作品产生的作用都是“征服”级别的。 　　“国宝级”与官方营销 　　国宝级艺术是一个国家的看家宝，也是现成的荣耀。它们是真正的传奇，是如假包换的神话。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阿克曼说：“我们愿意向中国人展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魏博教授则介绍，“2006中国意大利年”期间，意大利将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历史的”意大利带到了中国。 　　阿克曼有个困扰，中国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在于，“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仍需要官方的资助和支持。”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的苏欣欣告诉记者：“很多活动并不是我们主办的，但是我们更便于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过海关等细节上，如果由大使馆出面，手续相对会容易一些。” 　　在这一点上，驻华机构更像是进行国家艺术营销的“公关公司”，比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都是由政府资助的独立的非盈利性文化机构，他们的经费主要由本国外交部提供，也有部分来自企业和各类基金会。而在这些机构背后，则有来自本国艺术领域的强大支持。“德累斯顿美术馆、柏林美术馆、慕尼黑美术馆等对我们都有帮助。”歌德学院的工作人员说。 　　“在西方国家，官方的作用已经不是特别重要，我希望中国很快也能发展到这一步。”阿克曼恳切地说。 　　未来先锋的国家属性 　　“自主创新”将是国家营销由量变到质变的重要一步。正如魏博教授所说的：“介绍我们国家的当代文化和古老文化同等重要。” 　　英国当代艺术的“余震”由广州扩散到北京；西班牙艺术家依夫鲁带着自己“精神分裂的创新世界”从上海巡回到北京；美国西部当代艺术计划从北京游牧到乌鲁木齐；意大利艺库则展示了当代意大利人的自信与困惑…… 　　官方语境下的当代艺术推介在先锋之中占了少数，比如德国当代美术大展、依夫鲁、300％西班牙设计……这些是另一个级别的“国宝”，当国家成为艺术推手，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商业化了。 　　而更多的人则选择了非官方路径，这是因为商业化路径更为宽畅便捷。非国家级别的艺术展览，可以容纳更多类型的艺术门类和更多层级的艺术家，其资金来源也更加灵活多样。由姚谦策展的“东南亚当代艺术展”、上海云峰画苑举办的“缅甸现代艺术展”，向中国观众展示了世界当代艺术的不同侧面。 　　虽然如此，未来先锋们往往非常强调自己的国家身份，“国际性”的“泛艺术家”名头常使他们不快。国界是一个权利括号，在括号之中，艺术家各有其个性甚至反骨，而在括号之外，所有的个性都被加上了国家定语。“ArtFuture”西班牙未来艺术节是属于西班牙的，“艺库”是意大利的，而加拿大艺术家最看重加拿大式的“公众创造性和多元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官方方式避免了艺术被“错误地”解读。而事实上，当代艺术已经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宣传品，公认价值的传播以及再传播提供的是进一步增值的可能性。 　　世界爱中国 　　西班牙艺术家依夫鲁说：“当西班牙政府问我想去哪办个展，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亚洲，选择了中国。”在他的作品里，“珠江国货”的商标纸被珍爱地贴在记事本上，这与他奇思妙想的“依夫鲁国精神国度出入境管理局”相映成趣。 　　在来到中国的世界级艺术家简历里，常常可以见到如下关键词：卡塞尔文献展、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遗憾的是，在中国还找不到这样一个机构可以给予艺术家通关文牒或荣耀认证。阿克曼批评说：“中国没有一个像古根海姆那样的美术馆，在那里展出就可以得到承认。” 　　但是古根海姆把自己的艺术品搬到了中国展出。古根海姆或其他知名艺术机构的目的当然不是得到中国的认证———它们更希望能把自己的认证标准普及到中国。 　　如果说艺术的国家营销带给中国好处，则它试图把西方国家成型的艺术运作模式也带到中国。“有钱就可以展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阿克曼毫无客气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国家应该给美术馆更多的物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