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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访】56届威尼斯双年展系列访谈之潘公凯:从文化结构中谈笔墨问题

2015-04-16 23:10:40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熊晓翊

摘要:“气韵非师LEARNFROMMASTERS”展览作为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将于5月8日在威尼斯本博宫正式拉开帷幕。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年轻的策展人杨杰博士策划。 “气韵非师”源于中国宋代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和画史评论家郭若虚(约公元1021-1100年)的…

  “气韵非师 LEARN FROM MASTERS”展览作为本次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将于5月8日在威尼斯本博宫正式拉开帷幕。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年轻的策展人杨杰博士策划。

  “气韵非师”源于中国宋代著名的书画鉴赏家和画史评论家郭若虚(约公元1021-1100年)的经典画论,代表着对于中国画最高审美标准的主张,即:画家没有天生的优质人品,无论后天如何拜师努力都不会有杰出的成就,主体性人品修养高于绘画的技术训练而居于统摄一切的地位。故应以文化精英的群体性人格理想为标准,进行个体心性修炼与参悟,而非通过单纯的向大师学习,才可能达到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最优秀的作品与最优质的人性密不可分,最卓越的艺术创造是学不来的。

  展览特别挑选了从古至今6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水墨艺术家(其中5位:顾恺之、范宽、倪瓒、八大山人、吴昌硕,是对水墨发展产生了历史转折性推动作用的古代大师,1位是正在对当代中国水墨发展产生历史性推动作用的艺术家潘公凯),并为每一位艺术家都复原了一间匹配于自身时空的“书房”,赋予每个“书房”一个符合历史情境的主题内容,在这样一个场域空间之中,采用作品实物和多媒体影像、声音、气味等并置的方式进行综合展示。观众一方面通过自己“在场”于每间“书房”中的直观经验,感受历史的变迁,获得一种时空穿越般的切身感受,从纵向的时空维度观看6位艺术大师相继对中国水墨的传承与开拓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观众更可通过艺术大家潘公凯先生凭借当代艺术创作手法完成的与5位前辈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直观地感知与体悟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下“气韵非师”和“LEARN FROM MASTERS”的观念指涉,深入探讨“笔墨精神性”的核心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全球当代艺术未来发展的启示。

  对话潘公凯:

  雅昌艺术网:这次展览主要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潘公凯:这个展览关注中国绘画史中一个被反复讨论与争议很多的问题,即“笔墨问题”。展览必竟不是学术著作,它没有给出什么结论,只是希望通过一次展览,让大家对笔墨问题有一种形象的感受。

  雅昌艺术网:“笔墨问题”是中国画里的老问题,您是通过怎样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

  潘公凯: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原始时代各个民族就开始有绘画,它是很自然的一种文化形态,现在笼统地称之为视觉艺术。所有民族绘画发展的过程其实都是从具象和写实的方向开始起步的,大家都觉得“画像”是非常难的事,所以要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积累经验。

  中国文化主脉的核心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儒、释、道三位一体,这个文化主脉的特征跟西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欧洲中世纪以后是基督教以上帝为单一神的神性为主导的一个文化结构,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精神的结构。但是在中国,特别是从禅宗文化发展之后,宗教已经跟单一偶像崇拜脱离了关系,这也就使得中国的文化结构里缺少了一个外在的神性光辉的引领。这个“神性光辉的引领”在欧洲整个中世纪和包括文艺复兴以后其实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引导,一个精神上的灯塔,使得整个社会能够安定,使人们能够有一种精神的归属感。而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是一种现实的实践理性为理论结构在引导着这个社会,它的基础是社会人伦的现实存在。

  中国没有一神教,所以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有一个精神安顿的去向,这个精神安顿的去向实际上是一种人格理想,人格理想是现世的,不是来世的,也不是彼岸的,它是此岸的,这个“人格理想”在中国的整个文化结构当中是非常重要。中国的知识精英崇尚的不是神,而是从孔夫子、孟夫子一直到魏晋名士等各朝各代出现的现实的伟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致力于个人人格的完善,都想实现人格的圆满,或者说人生的圆满。这些代表人物是中国文化的建构者,他们受人尊重也被人们所效仿。在我们的文化结构里,他们起到了一种理想人格的表征作用。这个传统延续下来,造成了中国绘画朝更加强调主体性的方向发展。

  因为神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人格理想是一个内在的东西,所以中国绘画在宋元以后就走向了一条内在化或者是内向的路,它的整个关注点是向作为主体的艺术家个人内心去挖掘、去塑造,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关注客体对象,也不是去塑造一个假想的自然,而是时时处处在生活当中,在自然当中能够看出艺术家主体主观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其实这个所谓“希望看到的东西”是在主客观之间的交流当中,艺术家主体所体会到的一种境界,从源头上来看应该说是人和自然之间走向融合和统一,就是所谓“天人合一”。这样的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深入到职业道德内心当中,几乎成为了艺术家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一种审美追求和审美体验是西方整个文化体系当中绝对不占主导地位的,而在中国,它成为了主流。这也就是文人画产生的一个最基本的文化根源和心理动力。

  中国画在经过宋元之变,以及文人画兴起以后,“画得像不像”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次要了,而是强化了一个已经有的绘画要素,那就是笔墨。笔墨应该说比较早就有了,魏晋南北朝,就是在顾恺之之前肯定笔墨已经存在于画面中了,但是真正到了宋元以后笔和墨的意义才独立地显现出来,或者说它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元代以后获得了真正长足的发展。

  西方艺术的传统中形式、手段、语言是为内容服务的,到印象派以后形式才开始独立出来,中国形式语言独立出来就要早得多,最早可以从顾恺之那个时候开始比较成熟的独立,真正的建立一种独立的审美文化结构是在元代以后,或者说文人画兴起以后。所以我们谈笔墨问题,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文化结构当中谈,它是由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所决定的中国绘画的特色。但是这个东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就遭到了批判,遭到批判的原因是两个:一个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大家都批判传统文化。另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套理论开始进入中国,用这套理论来衡量,笔墨问题被批判成形式主义,不重视内容,只重视形式,笔墨就是玩形式。所以在近一百年“笔墨问题”就成了一个不断在争论、不断在批判,总是没有结果的一个问题。

  围绕着笔墨的争论也是非常特别的,全世界没有这种先例,只有中国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一直到现在为止笔墨问题其实也还是没讲清,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希望把笔墨问题重新放回到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历程当中去,复原笔墨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存在状态。它原来在顾恺之那里,在倪瓒那里或者是在黄公望、八大和吴昌硕那里,笔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怎么来看待笔墨的?他们自己在笔墨上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他们的笔墨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内涵?我们想第一是要复原这个历史事实——美术史的事实;第二,希望以我们当代的视角跟这些古人,这些中国绘画史的建构者们有一个对话,探讨和碰撞,由此思考笔墨在当下它的位置,它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中国画的发展,笔墨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的重要性如何。展览的目的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潘公凯与顾恺之的“古今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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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熊晓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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