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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专访】 56届威尼斯双年展系列访谈之文慧:重要的是怎么进入社会实践

2015-04-21 23:58:45 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 作者:熊晓翊

摘要: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第二年,声势浩大的拆建工程开始这个城市启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民工涌入北京,在街边,地铁,各座高楼之间,随处可以见这些陌生的乡土的面孔,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赚取报酬,也或多或少必须承受来自城里人的“傲慢与偏见”。 这一年,位于北京东四环路旁的一间…

推荐关键字 文慧 威尼斯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第二年,声势浩大的拆建工程开始这个城市启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民工涌入北京,在街边,地铁,各座高楼之间,随处可以见这些陌生的乡土的面孔,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赚取报酬,也或多或少必须承受来自城里人的“傲慢与偏见”。

  这一年,位于北京东四环路旁的一间纺织厂决定结束它的厂房时代,改造为艺术中心。改造之前,业主请来了一些艺术家,向他们寻求关于艺术中心的设计建议,但艺术家们认为厂房本来的现实面目更好,改造计划虽一时没有得到方案,但业主欣然接受了艺术家们在这个空间做一次演出的计划,这就是文慧与吴文光在2001的作品《和民工跳舞》,十四年后,2015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国馆决定将其中一副——七、八个民工一起牵手跳舞的照片放大,设置于本届中国馆入口,并作为主要布展视觉元素,以呼应策展方提出“民间未来(Other Future)”。

《和民工跳舞》照片

  有趣的是,不管是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总主题“全世界的未来”,还是中国馆的“民间未来”,都提出“未来”的概念,而这张十多年前的照片,似乎提示我们:今天就是过去的未来,而谈未来,也必须回望昨天。

  谈到2001年的这个作品,文慧记忆犹新——“大量的拆建使得大量的民工涌入城市,可是其实在城市里面,你很容易看到对民工的排斥态度。所以我们希望请这些民工来一起做作品,也挺好玩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交流和对话。民工提出来很多问题,要看完整的纪录片就可以看到,第二天排练时就有民工就问我说警察把我的暂住证撕了,你能帮我解决吗?我很诚实地说我解决不了。”

  “我们一开始的设想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把民工放在聚光灯下,中心位置是民工,演员在旁边,把位置给他们,我们散开。可是这只是一个作品,现实生活中民工还是边缘,最后演出之后,艺术家留下了作品,民工演完就散了。实际上这个经历很重要,让我自己理解到艺术改变不了现实。”

  尽管如此,文慧的创作与现实密不可分。1994年,还在东方歌舞团做舞蹈编导的文慧与记录片导演吴文光共同成立了“生活舞蹈工作室”,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中最早的独立艺术团体之一,“社会介入”是他们一贯的工作方式,而多种形式:包括舞蹈、戏剧、与各类艺术形式交融的剧场表演,也一直都来自最朴素的民间生活,以勇敢接近现实、呈现张力的方式应对当下的社会问题。

  对于这一次策展方提出的“民间”,文慧认为其实这个“民间”强调的是个人,每个个体,而不是基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概念。此次文慧将带到中国馆的作品包括《和民工跳舞》、和《和三奶奶跳舞》,以及二十年的作品集锦《记忆生活舞蹈集锦》等都来自于她工作了二十多年来的独立创作团体“生活舞蹈工作室”。

  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强调与当代社会的碰撞,提出问题是文慧一直坚守的方向。“剧场和舞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进入社会实践。”

  艺术能否改变现实以及如何改变现实?无论是昨天还是未来,这是一个永远有探讨意义的问题,对于本届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也许文慧的作品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文慧

  对话文慧:

  雅昌艺术网:您成立“生活舞蹈工作室”是在哪一年?谈谈最初建立这个工作室时的情况和初衷。

  文慧:1994年,那个时候所有的舞者,编舞的都是在各个团体单位,我当时是在东方歌舞团做舞蹈编导,东方歌舞团下午三点就下班了,其他人都去打麻将去了,排练厅都是空的,我可以用那个排练厅排一点自己的东西。生活舞蹈工作室成立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想跟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其实是一个创作的平台或者是场域,每个人都是带着他自己的思想进来的,大家可以自由发挥。

  雅昌艺术网:从94年到现在,生活舞蹈工作室也己经成立了21年了,这次参展的作品《记忆生活舞蹈集锦》是对这二十年的一个回顾,能不能大概梳理一下这期间您的整个工作的阶段与线索?

  文慧: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阶段:从94年到99年,可能是属于“游击战”时期,没有独立的排练厅,没有演员,没有资金,什么都没有。99年是一个变化,可以邀请艺术家来一起工作,《生育报告》、《身体报告》、《37度报告》,从99年到05年之间,我们做了这些“报告”系列。

  《生育报告》是生活舞蹈工作室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作品,因为从这个作品开始,开始有国外的艺术节邀请我们演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资金去请演员来一起工作。那个时候我比较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谈到“生育”这个话题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体验,也特别精彩,我觉得可能生育是一个女性表达的出口,就创作了《生育报告》。

  2005年以后到2010年这个阶段,朋友支持我们在草场地有了一个空间,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经常请一些国内外的艺术家来分享纪录片和剧场,每年有两个艺术节,一个是青年编导艺术节,一个是交叉艺术节,青年编导是5月份,交叉是10月份,这是另外一个阶段。

《生育报告》影像截图

  雅昌艺术网:生活舞蹈工作室的作品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有一些什么样的显著特点呢?

  文慧:没有边界,我们的剧场是开放的,用身体也用戏剧,我们跟装置艺术家,视觉艺术家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合作。

  同时最重要的生活舞蹈的概念就是:在台上我们不是演别人,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们08年我们有一个作品叫《记忆》,就是吴文光、我和另外一个作家共同来完成的,那个作品是八个小时,舞台上有一个很大的蚊帐,影像投影是投在蚊帐上的,吴文光在台上讲他自己的回忆和对他的纪录片“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的反思。作家面前有一个缝纫机,他一直匝A4的稿纸,缝纫机跟打字机的声音很像;我在探讨我身体的记忆,因为我从小一直跳舞,动得很多,我希望安静下来思考我身体的烙印,我就找到了一个动作,选择往后、往前,一直重复这个动作8个小时。观众可以自由出进。所以三个人在台上都在寻找自己:自己的经历。

  后来我们还做了一系列“记忆”系列,现在我手头在做的一个作品也跟记忆有关,还没有做完,跟“样板戏”有关。我们小时候其实全国人民都在跳舞,不光是专业的舞蹈演员,普通人也跳,学生也跳,我们想探讨的是在这些普通人记忆里,当时跳舞对他们产生的影响。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电视,没有录像,很多人看着报纸学,就把一个舞剧跳会了,这种是很惊人的。

  雅昌艺术网:《和民工跳舞》是2001年的作品,回顾一下当时你们做这个作品时的情况?

  文慧:这个作品的一个具体背景是当时有一间旧纺织厂,业主希望把它改造成一个艺术中心,也就是后来的远洋艺术中心。改造之前,业主请了一些艺术家去看,宋冬、尹秀珍,吴文光等。业主想让艺术家们提一些装修上的建议:地板做成什么样?是不是应该有镜子、把杆什么的?但是当时看了之后,艺术家们就觉得什么都不要就挺好的,所以我们就想在这个里面做个演出,业主很高兴,说好啊,你们来演吧!

  我们请了30个民工,主办方给了我们三万块钱来做这个作品,我们算一下三万块钱给30个民工可以发几天的工资,当时找的不是大工,是小工,他们每天的工资是30块钱,30个人每天30,算了一下只能排练八天,按照这个我们排练了八天,第九天演出。

  当时也是刚好是申奥成功的第二年,2000年申奥成功,北京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大量的拆建使得大量的民工涌入城市,可是其实在城市里面,对民工是很排斥的,在地铁、公车等公共场所,你很容易看到这种排斥的态度。所以我们希望请这些民工来一起做作品,也挺好玩的,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交流和对话。民工提出来很多问题,要看完整的纪录片就可以看到,第二天排练时就有民工问我说警察把我的暂住证撕了,你能帮我解决吗?我很诚实地说我解决不了。

  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把民工放在聚光灯下,中心位置是民工,演员在旁边,把位置给他们,我们散开。可是这只是一个作品,现实生活中民工还是边缘,最后演出之后,艺术家留下了作品,民工演完就散了。实际上这个经历很重要,让我们自己理解到艺术改变不了现实。

  雅昌艺术网:《和三奶奶跳舞》属于“民间记忆计划”系列,当时为什么选择三奶奶这个人物?

  文慧:三奶奶是我父亲的婶婶,2011年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家庭有这样一个“三奶奶”存在,我父亲直到去世都从来没有和我提到过她。她是被家族屏蔽掉的一个老人,因为民间记忆计划我找到了她。这个作品想谈的是“遗忘”和“被遗忘”,为什么遗忘,为什么被遗忘。

  雅昌艺术网:《和三奶奶跳舞》这个记录片看起来很有趣,三奶奶似乎有表演的成分,她如何理解你的拍摄和舞蹈?

  文慧:她知道我要来看她,但她并不知道我要拍什么,我一个人带着摄像机去的,她很好奇,我把屏幕转过去给她看,她看见自己的脸,对着机器说“哎哟,我老了”。

  她从解放前,讲到土改,讲到后来很多的历史,她还跟我说:“这些历史要是不讲出来,后面的人就不知道了,要是没有人把她讲的拍下来,别人也不会相信。”她很愿意讲,跟她聊的时候我的身体是自然就“动”起来了,三奶奶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我一动她也就动起来,我们没有任何的设计,就是即兴的。

《和三奶奶跳舞》影像截图

  雅昌艺术网:像您和吴文光老师的创作都特别强调“社会介入”的创作方式,喜欢“走出去”,这与很多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很多人喜欢安安静静的搞自己的创作,但你们一直在与各式各样的人对话,这里面获得的最大乐趣是什么?

  文慧:我从小学舞蹈,接触的都是传统的舞台。当我开始去接触各式各样的人,采访他们,安静下来听他们诉说,我发现每个人都是精彩的,他们的经历会给我很多感动,他们给我的不是艺术上的灵感,而是人生的体验。

  雅昌艺术网:我相信拍纪录片也好,采访也好,肯定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想不到的火花碰撞出来,但是有时候会不会也有比较困难的沟通,您对此有何绝窍?

  文慧:你自己敞开别人就会敞开。你就会发现很多惊喜,我去找三奶奶之前,紧张地简直是一夜完全睡不着,但当我看到她的时候,好像我们俩己经很熟了,我第一次碰见她的孙女,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文慧,我说谁给你取的名字?她说是三奶奶给我取的名字,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冥冥之中的缘份,这种意外的感受是你在工作室里不可能想象出来的。我想这也是我工作的一种动力。

(责任编辑:熊晓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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