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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线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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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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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号线”的群居者

2011-04-15 1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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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地铁三号线终点站的上一站——市侨的A出口有一座侨基花园,三号线艺术空间就夹杂在这群商业楼盘之中,有一批艺术家在此栖息、生存,“三号线”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衍生地,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据点,艺术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依据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了这条生活道路,选择了在“三号线”群居,这样的生活方式符合他们的性格和爱好,他们过着“和而不同”的集体生活。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这些艺术家各自的思维和观念反应了不同的生活理念,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三号线”是他们作为艺术创作、交流、磨砺的重要场所。当代艺术是喧嚣的,广州这座城是喧闹的,而“三号线”却是寂静的,它在静静地成长、壮大、变强。“三号线”是如何形成的?现在状态怎样?以后又如何向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这里的艺术家们。

  楼群中的艺术岛

  记者:何老师,你当初进入“三号线艺术空间”(以下简称“三号线”)时,有没有想到这里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情形?

  何建成:2003年,发现了这里有这么好的一块空间,就租了下来。其实在当时我没有想到要将这里做成一个艺术中心,因为在那时候,不管是广州,还是在其它地方,艺术空间都不是那么热门,后来才慢慢形成的。

  最近几年,地铁三号线开通了,而且很多人有车了,交通相对方便,所以他们才考虑来到这里。之后,杨小彦从加拿大回来也在找工作室,他一看到这个空间,觉得很有吸引力,所以就过来了。之后逐渐来了很多人,这里开始热闹起来,现在,“三号线”的工作室都已经占满了,大概有20多个工作室。

  记者:为什么大家在2007年想到来“三号线”?那时是什么特殊情况促使大家来到这里呢?

  陈雨:很简单,那时我们很多人正好毕业,找不到工作,我和周钦珊、曹之文都是这样的情况。

  何建成: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那时,很多人毕业之后没事做,想找一个地方画画,而且都想画尺寸较大的画,所以就选择空间比较大、经济又能够负担得起的地方。

  江山:主要是这里的性价比不错,而且这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何老师他们当时也做过一些展览,使“三号线”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里的空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利于创作,画室就像一个展厅一样,绝对是诱惑。

  任松:交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记得原来从天河来这里的话,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坐地铁只要三十多分钟,这种差异很大的。

  记者:你们进来时,都重新装修了工作室?装修这些工作室一般都花了多少钱?大概成本是多少?

  江山:都不一样,最贵是孙晓枫的,大约10万多,周钦珊大概花了5、6万,陈雨的也有7、8万左右,我的最便宜,也在4万左右。他们三楼就少一些,因为空间要小些,而且楼层也矮点。

  周钦珊: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而且那时刚毕业,压力很大,一方面是为了画画有个更好的地方,也是希望自己生活地更舒服点。

  何建成:他们刚搬进来时,这里全都是毛坯,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空间间隔,他们当时不仅没有工作,而且建立一个空间的话,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投入,也要付出不少。

  记者:除了搬进来的成本之外,直到现在,“三号线”的租金有没有什么变化?对你们影响大吗?

  陈雨:每年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涨,交了这月的房租,我就不知道下月怎么办。有时在遇到困难时,等到最紧张的那一刻,咬牙也就挺过来了,总是这样反反复复,后来就习惯了,已经具有很强的承受能力了。

  陈海:他们现在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不仅没有收入,而且每年还有一大笔开支,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并不是纯粹解决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追求,延续他们的创作,每年仅仅是画室的租金就要3万左右,还要支付水电费,画画需要的材料费。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就需要一种阿Q精神,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尽管过得并不富裕,但乐在其中。

  记者:孙老师,2007年的时候,你还在广东美术馆,后来怎么放弃了稳定、优越的工作,选择在“三号线”进行策展活动和艺术创作?

  孙晓枫:我原来也到何老师这里很多次,但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毕竟交通是一堵墙,2007年地铁开通了,来到这里比较方便,我也想找个大点的工作室。当时,高洁、祝东辉他们也搬过来了,我感觉这里氛围很好,就搬来了。

  记者:高洁,你们几位女艺术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这些艺术家又有所不同,你们还能下定决心从事专职的艺术创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高洁:我喜欢群居。更想要一种具有艺术氛围的环境,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依赖,因为我在学校跟随何老师学画,还没“断奶”,希望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创作地。后来我来到这个空间,这里的架构,这里的布局,都很适合画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因为心里依赖,我们刚毕业,刚刚开始从事创作,希望呆在老师旁边,让他指导我们。

  祝东辉:我的情况也差不多!那时我也毕业了,正在找工作室,其它地方也看过,但都不中意。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是做母亲的人,还要照顾孩子,希望既能兼顾家庭,也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因此我选择工作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离家近。这里的位置和空间都是最适合我的。

  何建成:其实建造一个空间,主要的作用还是营造一个环境,创造一些条件,大家有机会互动,大家的需求相对一致,有共同的思路,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好,整个空间“活了”。

  记者:我觉得“三号线”的几位女性都很特别,每个人的个性、气质都不一样,出来的作品也是一人一样,周钦珊你当时怎么想到搬来这里?

  周钦珊:其实我在2003年就开始留意这里了,2008年秋天搬到了“三号线”,也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来这里的原因跟其他人大致一样,除了有熟悉的老师同学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给作品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地,在广州,非具像的作品除了市场很有限,展示的机会也不多。在广州要找到大一点的地方很难,而且这边离家比较近,较为方便。

  记者:蔡同信,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是什么吸引你来到这里呢?

  蔡同信:因为帮陈雨设计工作室,在这里前后呆了半年,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这边环境不错,很清净,而且有一个很专业的氛围,就想在这边来工作。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些构思,按自己的想法去完成设计。

  记者:国内各地不断有新的艺术区诞生,与北京、上海以及成都、重庆的艺术区相比,“三号线”和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自身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陈雨:我也去过宋庄、黄桷坪,到了那里,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呆在那里的勇气,他们选择了呆在那里,有他们自己的目的,那里的艺术家周转很快,不像广东这边很稳定。我也在广州其它地方租过工作室,但那些地方的空间没有这么大,也没这么开阔,而且人员比较混杂。我们这群人的年龄构成相对均匀,比较独立,生活能力强,大家有很多相似的经历,非常容易沟通,相处得很融洽。

  周钦珊:到目前为止,三号线几乎还是一个单纯生活和创作的艺术区,尽管知名度越来越大,但和商业几乎没有关系,这里没有画廊和美术馆,也没有销售作品的外延产品,这是与其他艺术区明显不同的地方。

  青年公寓

  记者:孙老师,这几年你一直都在推出“青年公寓”系列展,推介“三号线”艺术家的作品,通过这一展览,你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如何实现艺术家与展览的互动?

  孙晓枫:“青年公寓”也是一步步形成的,我想使这个展览和广州这座城市发生对话,成为这个城市的性格描写,从中找出另一种新的东西。与其它城市不同的是:广州不是当代艺术发展的重心,我想通过“青年公寓”来达到一种持续性、追踪性,连环的积累。我会在北京、上海等地继续推广这个展览,让展览在结束之后仍具有张力,让更多人知道。当然,通过这个展览,究竟有什么学术机会、展览机会或者商业机会都是未知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展览促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出新作,每一届展览都要求出新的作品,每届展览都要做得不一样,这是一个不断流动,不断前进的展览。

  记者:展览对大家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江山:通过这样的展览,一方面对我们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促进,我们创作的节奏、要求不断提高,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青年公寓”展就像一个台阶,不断促使自己向前,向上。另一方面,这一展览成为我们平常参加的非常重要的展览,是我们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三号线”的各位成员也形成了新的凝聚力。

  记者:任松,在你参加“青年公寓”展览前后,来到“三号线”前后,你的个人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任松:我和江山他们是同时过来的,来到这里之前,我一直存在一种很矛盾、不健康的心理,画画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闭门造车。特别需要一种沟通和交流,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

  我来到这里之后,他们的经验影响了我,在这种碰撞之中,发现自己的弱点、问题,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自己逐渐达到一种更为良性的状态,心理更轻松,也更自信。摆脱了以前那种幻想、虚拟,整天都在思索、自责的不良状态,这里的环境改变了我,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记者:黄立言,你的情况和任松也是相似的吗?来到这里感觉有什么不同?

  黄立言:我原来是在小洲村那边,在那里,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因为在那边画画的以本科生居多,我和他们年龄上有差别,没有太多共同语言,我也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来到“三号线”之后,陈雨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是属于那种有点悲观的人,而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想到什么立刻就做,我非常欣赏这种态度。来到这里后,我的创作状态、作品质量都提高了很多,变了一个样,确实有很大的突破。

  何建成: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每个艺术家都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状态,这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这里的主张,我们并不需要形成样一种画派或是一种潮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但每个人又保留着独立的风格,这才是做艺术需要的。

  记者:你们现在也有很多展示机会,通过“青年公寓”这些展示活动,是不是对你们作品的销售和收藏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作品销售主要依靠什么渠道呢?

  陈海:情况比较复杂,包括他们自己的关系,我们也介绍一些藏家,其实这种资源也只是杯水车薪,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积累过程,慢慢来。我们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好,来到这里画画,我们并没有抱着什么强烈的目的。

  江山:我们这里的画家大部分没有和画廊签约,也没有固定的收藏家。我们也不是冲着市场过来的,而是希望更好地延续自己的创作,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而不同。

  记者:孙老师,通过这几次展览以及你对“三号线”艺术家的了解来看,你觉得整个“三号线”的艺术生态怎么样?

  孙晓枫:这里的创作氛围非常好,“三号线”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我想“三号线”能够在广州建立自身的文化品牌,做出自己的特色,一定能在商业上、学术上取得成功,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创作基地

  记者:总体来说,“三号线”只能归类为一个创作基地,大家有没有想过,将三号线打造为真正的艺术产业区,形成一个更完备的机构?

  陈海:从条件上来讲,“三号线”有其自身的局限,达不到798那样的规模,但我觉得我们这里可称得上“短小精悍”,可以做得更纯粹一些,做出我们的特色,将我们现在的形象做得更明确一点。三号线现在的发展势头不错,虽然小,却具备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对之后的持续发展都非常有利。

  陈雨:我希望有个展览馆之类的空间进入,因为我们这里空间的弹性不大,而且也没有形成整个外界的艺术氛围,这里的居民以外地租房者居多,人口构成比较复杂 ,而且这里的整体环境比较闭塞。

  孙晓枫:我觉得现在可以暂时保留这种方式,接下来会怎么发展,那时以后的事。如果说要在这里开一家画廊,增加其它配套设施的话,从现有条件来看,整个地方的容量都是不允许的。

  记者:那么,你们希望三号线走出一条什么样的特色道路?

  陈海:持续当前这种发展势头,将大家多聚在一起,作一些有意义的展览、交流,除了他们自身的创作之外,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三号线”的影响。

  何建成:很难设定一个目标,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只能说我们有个短期的预想,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现在是依靠不一样的想法来构成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都在尽力多办活动,这样的话,相互之间有种刺激,互动,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促动。

  记者:虽然“三号线”是个独立的艺术区,但是,如果将其放在整个广东当代艺术的环境下,有怎样的意义呢?

  孙晓枫:“三号线”很多艺术家的思想都很尖锐、很活跃,点子也比较新,思想开放,作品也做得不错,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却无法融入到整个当代艺术的环境中,进入当代艺术的话语圈,广东的当代艺术很容易被忽略,被边缘化。“三号线”的这种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广州当代艺术的状态,不张扬,不喧嚣,非常生活化,波澜不惊,不像其它一些空间那么浮躁。

  何建成:广州当代艺术的这种生态体现得比较随和、冷静,也没有任何攀比心态。

  任松:我们将艺术当作一种生活的状态,对生活的理解自然地体现在画面上,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这才是艺术的生存方式。我个人感觉艺术还是很个人的东西,很私人化的。

  记者:对“三号线”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构想或者期待?

  陈海:第一是做好自己,这是永远都要坚持的,作品是最重要的,做好自己这是最根本的;另外,就是不能和国内外的艺术发展脱节,需要更多交流,互通有无,加强宣传,扩大三号线的影响力。

  陈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挺知足的,能够维持这种状态,我就很满足了,这里既是生活,也是创作。而且现在这样的经济状态也决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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