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性情·2006邀请展”于2006年6月24日下午在北京东郊朝阳北湖渠酒厂国际艺术园南溪美术空间拉开帷幕。 　　展览由著名美术批评家贾方舟先生任学术主持人，艺术家南溪先生任策展人。此次展览由新加坡艺溯廊主办，艺溯廊总监余欣小姐专程从新加坡到北京与贾方舟先生主持了此次学术邀请展。展览共提名邀请了十四位现当代水墨画家，他们是朱新建、韩书力、李津、李孝萱、武艺、南溪、靳卫红、胡永凯、虞村、雷子人、蔡广斌、石建国、邢庆仁、何维娜。研讨会由贾方舟先生主持，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骁纯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杂志副主编殷双喜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主任邹跃进博士，中国美术馆学术研究部副主任徐虹女士，“美术同盟网”主编吴鸿先生，美术批评家、策展人冯博一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栏目主持人徐沛君博士，《画刊》杂志社编辑部主任靳卫红博士，展览的投资人余欣小姐、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南溪先生，参展画家朱新建先生、李津先生、虞村先生、蔡广斌先生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此次展览研讨会，在京的参展画家武艺先生、石建国先生、胡永凯先生、雷子人先生等参加了研讨会。著名美术批评家朱青生先生、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先生、著名画家贾浩义、党中国先生、德正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松烨先生、中国文化艺术促进会策展人白洁女士、酒厂国际艺术园董事长朱超英女士等批评家、画家、艺术品经纪人一百余人参加了展览的开幕酒会。 　　“水墨性情”研讨发言纪要 　　时间：2006年6月24日 下午 　　研讨会地点：中国北京酒厂国际艺术园　南溪美术空间　展览厅 　　以下是参加研讨会批评家和参展画家的发言全文记录，根据专业速记员记录，未经发言人审校。 　　贾方舟：“水墨性情2006邀请展”研讨会现在开始，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邹跃进先生在去年6月稍早一点时间曾策划过一个艺术与性有关也和本次展览有关联的展览，主题是“间性•男左女右”，你在这方面已有所思考，等会儿就先请你发言。今天大家来到现场，首先感受到的是南溪先生和余欣小姐给我们营造的会场气氛，大家可以从中感到这是一个轻松的研讨会，我希望大家放松，因为我们聊的题目是一个比较放松的题目。这些艺术家在画这些画的时候也是一种放松的心态，以一种更接近人性的态度来创作这些艺术作品。我们在选择这些艺术家的时候，也是和“水墨性情”这样一个主题相吻合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水墨性情”，或者由这些作品涉及到的相关问题。我们今天只请了六位批评家，还有几个媒体的栏目主持或主编。过去开这类研讨会都要请很多人，人多了发言难免应酬，每人几分钟，无法谈得充分和深入，因此我想做一点改革，少请几位批评家，大家能够比较深入地针对某个问题来谈，谈得更随意点，热烈点，时间上不限制，而且可以多次发言。这次展览规模不大，我们目的是尽量做到精。这个展览从策划到展出、从画册编辑到媒体宣传，以及每一个细节，都是南溪先生一手在做这些事情，我作为展览的主持人非常满意，他每个细节都考虑非常周到，给我们提供这样好的空间，所以大家今天可以敞开来谈，不受时间局限。关于今天研讨会的议题我已写在画册序言中，就不在这里罗嗦了，下面先请邹跃进先生结合他去年策划的展览来开一个头。 　　邹跃进：去年5月份我策划了“间性：男左女右”，也是关于性别的一个展览，今天这个展览更进一步了，“水墨和性”，从英文展名来讲情没有，主要是水墨或者毛笔或者中国画和性的关系。我刚才看了一下，也和我去年那个展览对比一下，因为这里也有一二位画家参加了去年那个展览，我当时的想法是想通过男性和女性对性别观念的差异或者他们之间的不同，以及他们对性别包括性本身的一些性别方面的差异性，今天我还是想说这个还存在，这里面也有男艺术家，也有女艺术家。刘老师说了一个观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男性艺术家总是在玩弄笔墨的同时，用笔墨在抚摸女性的身体，这个我印象特别深，也就是说对男性来说对性和性别的关系和他对待水墨这样一种语言的关系，他具有一种同构性，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要说水墨画家，所以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水墨的文化性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把问题如果扯远一点的话，我们知道中国主导文人画的主要是道家，在老庄哲学里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或者人生的态度也好，确实是总是自然，总是水，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重视母性这样一种特点，所以这种老庄哲学的道家观念，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中间成了一个崇尚阴柔，崇尚母性，甚至是崇尚女性的特点在山水画里得到充分体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特点，把山水看成是一种具有母性的这样一个甚至有人把他重新回到母性的子宫，回到婴儿状态，这主导了水墨语言的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转换到了女性来描绘女性，应该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也就是说从一个具有这种带阴性，带阴柔山水的形象把它转换到对女性的描绘，用水墨的方式来展现它阴柔的一面也好，还是他的性格方面也好，我想这方面确实具有他的相同的文化特点，就是说从水墨语言，他的性别特征，我们把水墨语言看成一种特征的话，本身有女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确实是男性的艺术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像刘老师说的那样，把女性的性别，性和水墨语言的这种柔性，这种性的特别应该说在90年代或者80年代末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觉得它不仅仅具有一种性本身的特点，它同样带有一种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在每一个艺术家里表现不一样，刚才讲了李津的作品总是让我想起我没有去过的时代，那就是民国时期，这种语言然后加上这样一个特定的形象的组合，以及那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可能还带有某种时代感这样一种特点，这种时代可能一个方面我们所说的有生活在20世纪后期或者21世纪的人，对艺术本身的一种见解，同时呈现出某种文化的时代，这个我觉得对于艺术作品的解读来讲就复杂一点，对某些作品不仅承担着水墨语言，以及对性别，性的描绘，同时还会展示一个属于记忆的或者说我们在文学中间曾经相识过的那样一些过去的时代，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一些复杂的含义，这个我想在李津的作品里面显得比较充分。其他作品里面如果解读也有这个现象，性的问题和水墨的关系就构成了文化、生理、心理以及时代之间复杂的关联性，这个是我对这个展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这个展览策展人和主持人在这方面可能还是用了不少的工夫。石建国的画有变化，开始画同性恋了，同性恋什么时候开始轮廓起来。怎么解读我现在没有想到很好的方式，我先谈这些，文化性，生理以及时代性之间的关联，我想这些都是有联系的。 　　朱新建：这个展览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性这个事不管文化观念怎么样想，在我们生活中间永远是躲闪不掉的一件事情，怎么对待这个事情是有时代烙印，价值观念都出现，单单是一个点，这是整个社会整个艺术状况都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我个人认为花鸟画没有牵涉到人牵涉到这些东西，性在这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我的一个德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研究很深，他对我说你画这些人体好像不像鲁本斯那样画；我说你把我和他相比这是违反游戏法则的，你在说中国和西方性的观念不一样，我们拿一本画册来看，最好看一下原作，我们看好一点的画册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出水芙蓉”之类的，充满着娇情，那种作者对于性的理想，那种向往，中国人把性和命联在一块的。中国这种哲学思想，我在杂文中说到这个东西，性能给人带来的快乐过于大，每个文化对这个都有禁忌的。狼发情就知道性交，20天一过就恢复了。人不一样，所以要有禁忌，所以性永远和禁忌伴随着。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些画，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这个时代这些人怎么认识，多少能看出一些来，你一定要说中国人都这么看性也不是，这些人只有个别性而没有共同性也不是。“水墨性情”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题目，以上是我随便说一说。 　　冯博一：刚才听朱老师说，我有一个问题，不仅仅对性，对水墨。你提到宋代，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性肯定都有不同的态度，或者一种表现，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当代人对性是什么态度？宋代肯定有他的性的观念，当代有当代的观念，我还是关心当代人对性是什么态度？通过笔墨也好，通过什么语言也好，他怎么表述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否则的话，你追求宋代也好，鲁本斯也好，所谓的当代性其中包含一个方面，我是有一个疑问。 　　朱新建：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艺术家个体不要太多关注“当代”这个词，我觉得关注真诚，关注深刻，“当代”就含在里面了，过于关注当代就陷入时尚浅薄的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对当代性文化的理解，中国人刚刚从一个过于禁忌中走出来，我一直认为西方的文化是“不许随地大小便”，而中国是“不许大小便”，中国人一直这样生活。现在大家认识到这个文化是虚伪的，所以就“随地大小便”，这是很可怕的，现在的文化差不多是 “随地大小便”的文化，包括艺术视角、包括追求等等我觉得很散乱，以及没有深度，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冯博一：我也有一个同感，文革时期是性压抑、禁忌的，比较特殊的例子，80年代人文关怀，一直到现在强调这种娱乐致死，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于性本身的态度，或者你刚才说的可以“随地大小便”，短短20多年中国当代文化或者消费文化这么明确，或者说这么明显地急剧变化，我对这种现象倒挺感兴趣的。我看武艺的画，是农村七十年代感觉的画，他也没有直接表现，实际上是通过作品比较单纯的画面体现出来这种性的意识，或者对性的一种看法，其实对性这个问题，我有这样的考虑，我看过一篇文章，谈到水墨，谈到水墨的山水他觉得当下太喧嚣了，人们太浮躁了，而且太焦虑了，所以画这种田园的，有点超自然的状态是一种逃避，他觉得山水的当代性是一种通过逃避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一种当代性，我看认为逃避是一种当代性，但是有一点廉价的当代性，你说不要强调当代性，只要真诚，只要把思考通过这些就自然能够体现。你说得有道理，我也承认这点，但是你呈现在画面上或者艺术语言呈现出来肯定体现出对性的不同态度和观念，这也是区别于古代或者西方，区别其他人，这也是一个提不提，我觉得可以不提，这东西也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体现出当代人的所思所想，我觉得这一方面其实是挺关键的，不是简单化符号的当代性，不是画现在人就是当代性了。 　　邹跃进：实际上我们面临两个当代性，一个是国际当代性，一个中国的当代性，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确实有差别，你的立足点是国际当代性。其实我们不谈范围的话，其实他还是存在的，如果用一个国际的标准来衡量当代性的问题，我想水墨是被很多人说成没有当代性的，我个人是尊重这个逻辑性的，我跟冯博一有一些不同观点，这些应该建立在自身的艺术历史发展逻辑上面，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就有一个当代和不当代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当代是否和国际的潮流是对抗的呢？或是统一都可以成为当代性，这也没有问题，对抗国际的潮流也可以恰恰是当代性的体现，它和国际同流，从侧面解答实际性的问题，当然也是当代性，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把话说透，他说只怀疑当代性的问题，没有把自己的前提说出来，前提是应该首先摆出来的，如果你没有前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我想补充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冯博一：现在中国这种文化处境很难说是一个地域性的，中国肯定有中国的地方。全球性，包括互联网，文化全球化这种现象大家都会认可，只不过表现的程度或者认知的方式不太一样，再一个刚才邹老师说还是二元对立的，要不然顺应国际潮流。 　　邹跃进：都可以，要提供当代性的标准，中国的国际的还是水墨的。 　　冯博一：我个人理解所谓当代性，你的艺术创作要跟你的个人的生存状态，成长经验和记忆和当下文化一个生态应该有一个结合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他才具有一种当代性，比如有很多国画的艺术家画很好，笔墨也非常好，他追求可能是宋人的意境，宋代有他的自然观，如果我们单独追求它我们就永远超越不了，可能你画得非常好，这对你个人有意义，你怎么体现出现代人对自然观的态度，宋人是一千多年前的，这跨度肯定不一样，包括对性，现在年轻人对性是什么态度，比如咱们青春期对性又是什么态度，应该把这种变化如何在画面中体现出来，我觉得具备一种朴素的一种当代性，我是这么理解的，肯定也说的比较抽象，我提出一个大概方式。 　　贾方舟：今天对性的问题和以往对性的问题，今天对性的价值观和过去有没有不同，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发言，也可以展开一个新的话题。 　　朱新建：我们现在讨论问题稍微有点乱，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在谈纯粹性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谈用性作为题材的艺术表现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在谈现代性的客观的社会现状的问题，最乱，这个问题到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到这个问题就开始有点像一场足球有四五个足球在踢，不知道哪个球进算进。所以讨论问题，有的时候你说你的你听你的，这个问题归类未必归得清楚。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个人理解呀，现在的年轻人，性变得相对不太纯粹，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刚一接触，包括家长就跟着烦了，乱七八糟都来了，现在社会差别相对大，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有点差别，经济上的差别相对小，相对单纯一点，那时候我说男孩子交一个女朋友，成本很低，背三首唐诗就有女孩子崇拜你，现在要到酒吧一个月工资很快没有了，这跟当时很多现状联系在一块，是不是表达这个才是当代性，表达这个当然是当代性一种，还有艺术这个东西尤其是绘画这个东西没有只在性观念里存着，不存在别的观念里，不可能的。主要讲这一面，主要表现这一面，或者表现这一点的某一个面，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刘骁纯：我也是经常在这个矛盾当中，“当代性”这个问题在矛盾当中，因为从90年代有一点非常郁闷的，王琦等人对中国艺术压制这么长时间，我老想强调当代性，原来想强调现代性，后来想强调后现代性，后来又想强调前卫性，这些词都说不准，最后觉得西方也用这个当代性，也觉得这个词说不准，最后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个准词。指向是明确的，他想强调这个东西，在艺术当中是有思索的，有探讨的，想问题的，想社会问题和想艺术问题的这样一种倾向，我们把它叫做当代性，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倾向，我觉得这个词很好，我的学生用当代性我也很支持他。但从另外一点我也很矛盾，为什么呢？中国的水墨画老进入不了当代性，可是水墨画我觉得当代性有什么用呢？中国水墨画正在发展，对中国的艺术家，对中国的文化来说很有意义，说了很多东西，指向很多，怎么也进入不了当代性，在别人看来是一些环境里头老是进入不了当代性，这个当代性到底是什么东西弄不太清楚，现在我有点倾向这个态度，这个东西别咬那么死，灵活的当代，只要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是创造性的艺术家，思考的艺术家，对艺术对现状都有很敏感触角的艺术家，肯定是有当代性的，这个当代性很可能在现在策展人想得很窄，过一段就很大了，完全出乎当前最热的策展人的想法。这个历史会跟策展人开很大的玩笑，比如我们反文革的时候，都在嘲笑文革的时候，他要让他的学生考察新剪纸，他到西安去找高秀敏，她不给他看，不跟他说，到最后逼急了，说这不是艺术，他自己说了他烧了，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文革美术肯定也不会全肯定，也不会全否定，从另外一个角度，更远的视角来看过去的现象，跟文革后把文革美术当成什么都不是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这个历史再过一段时间看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像这个展览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不是问题，西方应该说在艺术当中表现性比中方多，公开一点的多，其实中国也不少，中国说不许拉屎，这就有春宫画，这也是发展很厉害的，这也是一个文化，历来的文人可能曲折一些，像朱新建说的出水芙蓉，到底有没有这个艺术很难直接去说，从很多文人诗话中有意识的用双关语来表达，实际上是赤裸裸表达直接性交，用双关语来表达，诗词里头是很多的现象。所以这个现象本身，他本身就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也是一种新的现象，既然永恒就是每一个时代是有生命的。 　　我讲具体的问题，讲到关于水墨，英文更像我说的话，水墨和性，或者是墨水和性，这跟中国水墨性情这么含蓄这么委婉不一样，很直截了当，就是墨水和性，这个我想可能还是我想说的不是所有的人，我只是说一部分人，这次石建国比上次就不一样，水墨性本身和性的意识溶得很紧，现在稍微有点距离的感觉了，这个实际上当然是因人而异的，包括朱新建，他的画好几个“没有”只有性，实际上要跟李津原来的画比起来，就好像没有性了，他的画更像是卡拉OK生活一种游戏。 　　朱新建：他（指刘骁纯）说我是所谓泼皮的先声，然后到刘晓东他们开始明确完成泼皮文化这个事，这个词是在武汉展览上，跟周京新画的武打画，他画一个特别阳刚的侠客，我画了一个很萎缩的人，给他发一个暗器，把他射伤了，我可能没有明确这么弄，他们开始明确这么弄。 　　刘骁纯：他完成有另外一种大的框架和理想，现在把这几个人放在一块，我的感觉朱新建更牛而已，我觉得字和画和笔，原来跟画裸体女人不一样，那时候线有人体的抚摸感，现在没有了，把他感觉的文化当成一种资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更多的是像这个。 　　朱新建：江苏美术出版社要出一个画册，我就让陈丹青给我写一个对我画的看法，后来他没有这么写，他事后跟我说我不想这么写的，他说我画的都是政治的画，觉得都是对当今的东西的一种态度，觉得是一种政治画，但是又怕这么写完了以后，我觉得麻烦。 　　刘骁纯：政治这个词在西方环境和我们用法不一样。 　　朱新建：我们只是对现状的调侃，他觉得是政治。 　　刘骁纯：这里不仅有对现状的调侃，中心是围绕卡拉OK的生活，朱新建是对艺术本身调侃，从一个角度来看像没有画好，另外一个角度是必须这么画，就是实际上是针对一种经典规则，他早期画过小脚女人，追求文人雅士，把俗的东西去了，现在画的东西经常是用一种我觉得是带有破坏性，我觉得是对艺术规则有调侃。 　　徐虹：我觉得“水墨性情”展览的作品选得很精，对性和情的解释从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作品中间还是选得很有代表性，我要说这个问题目的在于关于水墨和性和情关系，我想这个题目翻译的问题，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性和情我觉得有关系，但是不能完全等同，如果联系太紧密我们就会把情当成情色对待，情色不仅是人类仅有的，经过科学家实验，让雌性的羊和雄性的羊在一起的时候，雌性会选择同种类型雄性的羊，所以情是包括更丰富更广泛的内容，这个内容包括我们常说的历史，和人自己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关心。刚才大家说的当代性，关于当代性的理解，我和冯博一有共同点，这个社会发展的当代，人类到了当代，我们就会有关于当代问题的思考和当代一些人性方面的看法，我不太同意刘骁纯说的，文革的艺术当时批判得一塌糊涂，现在我们对他有所否认，这是两个问题，对于一种艺术现象，我们有时候是价值判断，说他好或者坏，这是一种价值，有时候是作为艺术现象，学者的态度，把它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以及当时所存在人性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考察，不能是简单的好坏判断，而是我们对人类发展过程，我们具有一种责任性的一种探索，一种思考，一种提问和一种判断，不仅仅是价值判断，同样我们来讨论今天关于中国的艺术家，水墨艺术家，和性有关作品问题，我们对它的判断不能完全是价值判断，我觉得现在用水墨和享乐致上的关系，我们下一个判断还为时过早，更愿意用它和当代中国社会环境及人类对文化的态度，以及艺术家为什么在这个角度来描绘自己的感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觉得比探讨更有价值。这些作品关于性我们不说了，作品中很多表现了性，更应该注重关于情的问题，很显然这些作品里面，关于情和色的关系这是很明显的，我觉得这个非常明显，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了情和色之间有距离的作品，当然我觉得他们刚才说对朱新建的画我也有同感，实际上这是艺术家从性这个角度来揣摩，来表达他们对人在这个社会中情的考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作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我最近在搜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我也看了很多画，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当代艺术往几个方向走的目标很明确，一个是卡通画，把成人白痴化，成人婴儿化，这个现象我觉得从80年以来，中国的前卫艺术家中间是大量存在的。 　　我曾经写到过，中国传统的水墨文化讲究一种含蓄的表达，它已经影响到中国当代艺术家，和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向的问题，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很难直率表达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我想从早期画白痴，傻笑到现在画婴儿，画卡通人物，画性，我觉得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他们敏感到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态度和看法，所以我觉得从这里面是可以探索一下，就是说在情的问题上和性之间的关系上是不是应该再充分一点，有时候再明显一点，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介入了当下的讨论，先说这些。 　　贾方舟：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可以更敞开一些，我不希望沿袭过去的发言方式，例行公事式的说完为止，可以多次发言，也可以打断别人的话提问。我想把研讨会改成座谈会更合适，因为我们每个人前都备有一杯红酒，希望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 　　李津：今天看到这个展览，粗粗看了一下，好！朱新建先生来了，朱先生来了我觉得我也应该来。我看朱新建的作品，实际上真正的跟性还是没有关系，他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他尽量体现笔的质量，墨的质量，包括色彩的质量，我的谈话一个是想感谢朱新建先生，还有一个就是感谢南溪先生，南溪做事是百分之百的乐趣，尽可能做好的愿望，南溪真是挺让人感动的，我认为他的艺术可能走得更远，他未必是志向在性文化上面做文章的画家，也感谢贾方舟先生，感谢他策划了这么好的展览。 　　朱新建：我和李津是多年的朋友，他就是北方人说话夸张。 　　殷双喜：墨水和性，它可以变成一个元素的学术话题，也可以成为非常世俗的一个讨论，说实话从性的角度切入当代艺术，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强的当代性的。我知道像我们大家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著作家都是讨论精神病、同性恋、监狱，这些都是按社会常规来看或者是生理的，心理的有一些变态的这样一种情况，相比讨论精神病，监狱犯罪，我们讨论性是一个非常温和，非常健康的状况，已经是非常无害了，为什么讨论这些东西，讨论精神病人。对社会体制对制度的一种反叛，他经过六十年代法国红卫兵大革命，这个革命是失败了，法国的红卫兵知识分子闹事成不了，知识分子不能在制度上和整体的国家层面有所作为，反过来能不能从社会个人角度，作为微观对这个社会的基础和结构进行一种解构，社会这个大厦都发生转变，这个大厦的结构没有变，大厦的性质已经变了，作为政权管理的基础，不知不觉像沙子一样浮起来，上面建的大厦就晃起来了，恰恰是一粒沙的变化是微观层面的是观念上的东西。这是微观的政治，相对说的宏观的政治更历害，这个话题变得很严肃的话像八十年代朱新建是一个深谋远虑，也许自己是无意的，他传递一个信息，明清以来文学艺术中间市民的趣味洪流，整个传递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展开以后，在社会层面上价值观的转变，后来中国人的性观点和性消退在历史上是非常健康的，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健康和领先的，早期的春宫画是用于性教育的，那时候没有录像，没有照片，没有影像资料，对后代子女没有一点性知识，除了当面做出行为教他，平常就是画，像卫生防疫站贴的画，教你怎么样的卫生，这种普及性的图画性是一样的，就是说必备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挂图，是从这里头发展出一个春宫画系统，这个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文人和性的关系是在文学艺术小说里头，既有非常高尚的，含蓄的，也有直接的表达，历史上我知道的不多，唐宋大诗人都是以和青楼女性和有才华的女性交往为自豪的，是有修养有地位的表现，苏东坡写的词都是给妓女写的，这些妓女都是有修养的，写了能够唱出来的，那时候你不会这个，就像魏晋时候吃麻痹散一样，性的方面跟女性打交道，你这没有在圈里的地位是不高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生活中的消退越来越普及，今天现实生活中这方面从最低的层面讨论，在社会上已经是大众消费的物品了，各地的扫黄打非多大的力量也没有结果，常见的毛片，黄色短信，现在我就弄不清黄色从哪里来的，黄色是帝王之色是很高级的颜色，为什么说黄色。 　　朱新建：因为英国一本书的封面是黄色的，或者黄色指色情已经是浅薄的东西，到中国以后延伸，把什么很低档的，很通俗商品画的小连环画都归结在里面，到解放以后黄色反动连在一块，后来就是不爱看的东西都是黄色反动。 　　殷双喜：所以我想我年轻的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布拉格之恋，看那个片子震惊了，一方面苏军进入布拉格，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拼命做爱，这两个镜头的反复，跟政治的意向不断重叠。他们讨论好莱坞电影成功的要素，这有配方的，好莱坞剧本就是政治金钱暴力和性，这几样必须具备，这是必备的日常消费成分，几样都有就有市场，现在加上科幻和高科技的东西。我觉得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长期受压抑，我不能讨论别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和性方面长期受到压抑，或者参与政治或者通过性的释放来舒展自己的人性，人性表达有多方面，生理性，社会性，通过这些方面，我觉得在艺术中间，性的东西看起来最低下的，它往往跟最严肃的政治题材联系在一起，可以上升到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来这个高度认识，这是一个现象，我不知道西方国家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我不知道当年拿破伦看画女性的画特别恼火。后来我看到了库尔贝一张画，画庞大的女性的生殖器，我看到高度震撼，这和我们中国表达不太一样，我说这些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在我们今天讨论性的东西，它的定位是一种生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还是社会性方面，好像每个艺术家理解的角度，切入的角度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刚才说的连这点画都没有画，人活着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艺术连这点释放的自由功能都没有那就不是艺术了，艺术本身就是强调自由舒展的创意的东西，这里水墨与性，水墨与情，这个是不是性情分开来理解讨论，水墨和性，性的方面可能有符号化的表达，象征性的表达，也有写实的表达，也有表现主义的表达，看它是哪些类型，水墨和情表达的人情，亲情，爱情，友情，性和情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谈性不谈情跟展览不太吻合，一个展览是不是把画性器官放在一起，这背后讨论是什么东西，在社会上引起一个什么，艺术来表现这些东西，显然在某些程度上写实角度相当滞后，你要超前要超前到什么地方，这是古老话题。这是一个题材性的展览，我们可能对这个展览估计比较低了。 　　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性和水墨，到底是什么关系，只是水墨的一个题材还是水墨是一种表达的媒介，这之间必然性，必要性，水墨表达这个是有特殊性，有价值，有意义的，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比方说朱新建的画很有味道，特别有味，那种味道特别到位是不是天津味还是什么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很清楚，我把它提出来。 　　朱新建：这个问题被人逼问了差不多20年了，所以我有一些想法，我有过一些考虑，我以为中国的水墨，最早是被中国的道家思想，比如说讲究天人思想，离自己欲望远一点，中国笔墨是为山水的，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说一说，我当初喜欢剪贴，当时卖画是不容易的，我贴过很多很厚的画本。这边贴一张齐白石的画，这边搞一张港台裸体照片，我想哪天用笔墨画裸体是比较过瘾的。说到春宫画，一些民间的春宫画很有意思，画可能是好画，牡丹画得好，裸体画得一点不性感，他们只是在画，笔墨和性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有关系只是隐喻，所以中国笔墨所谓性感是被你看出来的。其实董其昌的画很色情，我们今天的展览很多故意在找笔墨里面的那种感觉，比较色情的，我只能就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说，他除了形以外，自己的运笔有自己的东西，这里面也是吻合的，比如画萝卜白菜，就这么画下来，所谓写意就是随手一弄就特别像白菜，可能我理解比较片面，李津的画给我感觉想问题不复杂，特别想把女孩子肉感表达出来就完事，这里面有含的东西，他不说，但是这种相对纯粹一些。用笔墨在把欲望表达出来这是个悖论，古人是用来表达这个东西，过去对知识分子一般是两套，要求知识分子有两套，用儒家对付他的社会生活，他用禅道对付自己的修炼，要出去办事了用儒家这一套，一回家就说凡事不可太认真了，所以笔墨是他用来做这个东西的。宣传画这些是后来的****他们弄出来的事，后来的都是弄这些，竟然把安慰自己的东西弄成宣传画，今天这些人把自己好像是净化心灵东西弄成宣泄自己欲望的东西，还有一个微观政治的问题，我个人这么认为，过于理想化的要求，会给社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要求大家毫不为己专门为人，你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为点别人可以，如果大家毫不为己专门为人这时候大家都得装孙子了，真有时候也很可怕的，我看他不顺眼我就想揍他，这个真有时候也不是没有结局的，艺术家还是有点社会责任心，通过我们的活动使这个社会更加善良一些，大家互相更加友好一些，更加境界提高一点，当然不希望因为全世界多了一个李津就多了暴力。就是通过“水墨性情”的活动大家觉得温和一点了。 　　我们以为西方现当代的方式，比如说观念好像不严格，弄错了他不严格一点不好玩，就是严格出来的东西才有意思。那时候在法国，把全世界把当代的东西拿出来看，有的东西真的很好，中国现在这两年有点好了，比如让我跟巴西队踢球，踢进就踢进了，还没有进入游戏的难度，就不觉得难受，现在进入水墨这个游戏难度了。 　　李津：南溪，我不知道和朱新建两人关系有多好，这个展览，老朱出来，贾方舟老师和你的策展已经成功了。今天这个展览都是水墨形式，不管题材还是画家都非常牛，牛到哪儿，这个展览我认为至少美国人和德国人和法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不能做。第一他们没有理由跟我们谈水墨与性这个问题，这么简单一个概念，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很严肃的把自己的画放哪儿，作为一个问题放在哪儿说，西方艺术家也不过在调整高和低和个人细节的东西，整体上的感觉我觉得现在这么从容，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想法。 　　徐虹：我觉得殷双喜的发言把性放在两个极端的点上，中间有很多空间，如果把性的艺术表达，和艺术的形式形态理论结合起来有两个补充，一个我想起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说美国911以后有一个片子，专门就阐述911以后的事件，就两个知识分子双方对自己的男友和家庭都不满，而且有很多的困惑，911因为爆炸和死了那么多人，两个人都参加一个救援队伍，这个电影白天在死人堆里救援，晚上拼命做爱，这引起美国文化界极大争论，观念是相反的，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电影是非常深刻挖掘人性之间非常深层的那一面，人性那一面，作为个人是软弱无力的，没有办法抗拒灾难的，外来的世界对人永远是一种压迫，这种情况下作为个体的人，他只能显现本能的一面，那就是通过做爱，通过感情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情感的力量，所以这部电影是有史以来在灾难和爱情之间最深刻最丰富的一个片子。这是一种评价，这是政治结构下的个人的行为，和作为世俗的反映，第二种评价就是对作品在这么大国家困难当头，两个知识分子什么都不顾，只顾肉欲，这是完全否定的态度。目前中国画性的话题很多，但是能够讨论他们对电影的深度还没有，我们作为批评家，我们对这种现象要有一种判断，不完全是叙述和分析，作为历史学者的分析，我们要对它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批评家的力度不够，包括对艺术和人性的理解上这方面例子还不够。 　　第二，关于水墨和性的问题，实际上在油画在雕塑上，我是从意大利刚回来，看到雕塑男人体和女人体，你说大理石有天然的女人体的滋润光泽，天然就有性格，你也可以说不是，他还是起着教化作用，一定要把水墨和性联在一起这里面有很大麻烦，理论上叙说这是很困难，但是并不能说我们不能完全去研究，水墨这种语言，这种表达方式，它和表达女性的身体，表达人的性的感情，和性之间的关系没有自己的特点，这还是有一个很大空间值得研究的，确实我们和油画表达女性人体皮肤和大理石表达女性的人体是不一样的，水墨这种语言到底在表达人体，表达人的对情欲的追求需求上，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到底有多大空间，到底有多少路可走，我们现在走到哪一步，做多哪一步，并不仅仅拿春宫画来说我们有很辉煌的成就，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学的从水墨和人性问题上挖掘，从性的艺术现象结合我们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矛盾方面挖掘不够，还有水墨语言表达本身也不够。我想“水墨性情”这个展览应该是开始，它可能会从这方面有一些契机从这方面做一点工夫。 　　靳卫红：作为水墨艺术家进入当代语境为什么这么难，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现在所谓的当代几乎水墨都是排斥在外的。几乎是具像的水墨艺术没有一个艺术家被选中，我其实也倾向于当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尤其复杂，不是一个可以在西方当中可以戒备它的东西，实际上举办这个展览它的意义就在于从小见大，这个大在于谈性也好，谈情也好，实际上是代表这个艺术家，继承中国语言方式的艺术家多重的索求，因为你想笔墨当中包含我们对传统的继承，同时我们作为当代存在的人也包含我们对这方面的思考，这个性不是狭隘的性，是一个有包含多重要求的性，因为这儿在坐的都是中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也都是在中国当代艺术活动当中起很关键作用的人物，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水墨艺术家提出这个问题，进入当代到底需要什么方式，那些抽象的，中国抽象的水墨艺术，如果我是西方人看没有任何意义，这个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另外一种东西反而对他们有意义，这就是看在哪个立场，通过这样一个展览也是提供一个研究问题的机会。 　　朱新建：有一个日本人画一个圆圈，一个方片，一个三角，就是抽象水墨，很小的一张画，一个日本人画的，其它作品我没有关注过，稍微有一点点重叠，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粗笔头，她说的我都赞同了，这张画老在我脑子里刻着，观念最好滞后，感念不能先行，作品铺在这儿才可以，有些东西是作品先行的，这张和通常观念先行是不一样的，这个人也就这张画，他可能是作品先行，弄出这个东西我们再来找什么样的观念，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观念，抽象水墨，现在给抽象水墨的观念，我脑子没有作品拿出来支持，这样一个作品又不能让我把抽象水墨，比如谷文达，他起先的东西可能是抽象水墨挺有希望的，后来发现他开始在上面贴什么毛发，乱七八糟的，到今天跟水墨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是不能支持我认同水墨观念，作为个人的志向无所谓，最起码我曾经认为可能在水墨这个上面做出成就的有多少，徐冰的东西说观念作品可以，说美术作品只好不认，我个人有爱好，我希望现代观念的美术作品，我这个看法比较狭小，只要艺术品就行了，我喜欢是美术作品，现代观念的美术作品，我否认这个，最起码类似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个三角一个方块一个圆圈这个作品。 　　吴鸿：刚才谈到当代性，我跟博一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我对他所表述的概念理解上有偏差。这个关于“当代性”的争论，使我想到去年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来大陆访问，当时两岸是一片欢呼。但是，龙应台当时在大陆的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告诉大陆民众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她提出了一个概念――民主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还应该能体现在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之中。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反过来比较我们刚刚说到的“当代性”的问题：“当代性”不仅仅是反映在现在占“主流”的一些当代艺术作品的样式中，当代性还应该体现出一种生态化和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或者我把“当代性”更加片面性理解成民主化的生活方式。我下面想要讲的是，从这个展览所展出作品视觉符号的角度，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参加这个展览的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中，除了虞村的一张作品之外，画面的主体表现对象都是女性的身体。那么我就想到，这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想象”的关系。一种是从男性的角度来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另一种是从“当代”的角度来对过往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朱老师也说到了道家的与世无争，那是一种比较平和的，相对于现在的理想化的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这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想化的、人“应该”有的生活方式的想象。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女性身体的想象。这种对女性身体的想象的方式，让我想到了现在网络上的“红人”芙蓉姐姐。芙蓉姐姐在网络上“红”起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她通过网络这种廉价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成为大众的视觉消费对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通过网络对芙蓉姐姐的身体进行肆无忌惮的“消费”的同时，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罪感。这实际上是因为芙蓉姐姐是一个丑女，我们在消费着她的身体的时候，不管在审美还是道德评判上都是本着一种自上而下的优越感，所以就没有在消费着一个女人的身体的时候而没有产生相应的道德负罪感，特别是在我们用一种“群体”的方式来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消费的时候。反过来如果对象是一个漂亮的女子的话，别人对她身体想象性消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道德上的负罪感。所以，我不知道从这个展览的展出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特点是不是也是和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关。相反，我倒是觉得参展的两个女性艺术家在选择作品的表现符号的时候比较更有想法一些。我觉得在 靳卫红的作品中，她通过有意识地 对女性性征的消减，或者是把女性的特征弱化了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同性之间在感情上的慰藉，跟表面的性符号没有多大的关系。何维娜的作品则是用一种更加象征化的方式，通过一些形状和体积上的联想，赋予生活中随处可见物品具有着“性”的联想和意会，而这种方式也是女性的生理和生活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在这个展览中，两个女性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有意思一些。 　　靳卫红：我的作品很多人感觉是与同性恋有关的想象，这个实际上跟我的初衷是有距离的，其实我的兴趣在于对人与人关系的探讨，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有孤独感或者一个人有孤独感。说画里面具体象征着什么，不是以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在一定场合，一定的层面上需要一定的解说，这个初衷有关系，我的初衷不是画两个异性的而是对人体的兴趣，跟性没有特别的关系。我其实是需要女性性征带来的东西，男艺术家画女人人体时候很难看，具体的部位很过分，我是抵触这个东西，我以自己的方式设计这个画面，以这个来探讨一个关系，弄假成真变成两个女人的这个东西，这是对我作品的解释。因为我是受这个时代影响的女性，对女权当然有所涉及，作为女性受到社会的压力，可能在我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消减性别这是我曾经比较强烈的愿望，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我还是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存在，就是这样。 　　贾方舟：我在文章里特别拿你的作品和石建国作品做了比较，同样都是画的两个女人，石建国也是两个女人，看看两个不同性别的艺术家，他们笔下同样的题材，但性别不同表达就很不同。确实靳卫红并不强调性征的，石建国却特别强调性征，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就是那样的，在男人的视觉里感兴趣的就是这个，女性恰恰不愿意表达这点，在我们展览里有这样不同性别的艺术家在表达同一类型的题材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差异，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邹跃进：我们面临这种题材的时候有很多角度，我做了一个基本的概括，大概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纯粹的生理的层次，就是性欲；第二个就是心理，这是一种色情，意欲；第三个层次是政治和社会学的层次，这就属于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性别，和性话语，我们作品里面严格意义都是一种话语，从这个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谈的性别问题，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作为性话语和当下的政治、社会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是性话语的角度；最后一个角度就是文化，就是性观念，我们面临同样题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不同的角度，这个角度可能他有一个相互递进的关系，我们非常明确看到确实有非常纯粹的性欲的角度，但是像刚才双喜谈的微观政治的时候，可以把作品作为一个和当下现实结合起来，这个现实并不包含在作品之内，在作品之外，像这个作品，纯粹是表达欲望的，如果解读出政治和社会内容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在社会文化环境里，还有一种就是朱新建的作品，内部包含这样现实的和历史的甚至包括当下的联系，内部有联系，政治的或者社会的话语，在内部里总结出来，这里面还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会通过作品放到当代社会里，有一些通过自己的造型体现这种关系，消减性别的差异，但是这种图像本身就能解读出里面包含的所谓的性话语，这个我觉得还是艺术家的方式还是有区别的。 　　邹跃进：女权主义有一个观点，女的只能和女的在一起，这才是最高尚的。女性之间不一定是性这方面的。同性恋这不是早期作品表达欲望的，和动物的关系欲望比较强烈，这里面感觉到和欲望有分开，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从性别理论角度来讲，其实看到是另外一种和平，是另外一个意思，女权主义有一个理论，真正的理想的性别关系应该是女性和女性在一起的关系，同性爱。 　　贾方舟：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就是把女同性恋称作“同性爱”或“姊妹情谊”。 　　徐虹：我觉得他的作品我看是男人眼睛中的两个可作为性对象的女人在一起可能发生的情形。 　　贾方舟：实际上就是欲望的对象。 　　李津：主要是语言问题，语言是一个人的智慧。我和南溪不是太熟，我感觉他的作品是一种感觉上的，他的作品体现了作为语言上的那种超越。这个超越就是一步之间，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如果有的人是万里之遥的，语言上有时候没有办法。南溪策划这个展览，他自己明白别人想做的事，就是这个觉悟，这个觉悟在于一种自信，一种对自己的认识，这个觉悟很重要。我当南溪面说，从前我和南溪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展览刚开始约稿，那时候觉得南溪想占我们光，有一天我想最糟糕的想法是什么呢？实际上南溪在我之上，还是在朱新建之下，这个事情不重要。在西方人来看一个中国人懂得传统，懂得他们认为的规矩，不断地努力。南溪就是这么真诚的人，这个展览做到这么“牛”，我想给他一个勋，我觉得非常正常的，然后授勋以后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授勋有可能发生。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加上对艺术的爱，加上他自己的努力，我想就是这样。 　　贾方舟：我现在必须要控制时间，还有一些没有发言的艺术家，你们说说话。 　　武艺：这是大家聚会挺好的场所，这空间做得也挺好，这是整个感觉。看到大家来了就挺高兴，就说这些。 　　虞村：我觉得南溪先生和余欣小姐研讨会粉红的桌面很有感觉，怎么想起用粉红桌面，这个特别好。这么多批评家又见面了，很荣幸又参加贾老师主持的展览，还有看到这么多艺术家在一起就很开心。 　　蔡广斌：首先感谢南溪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南溪先生，还是要感谢你。我下午过来听这么多评论家讲话很高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没有心理准备，我的画本身和性有点关系但也不是很大，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的画还是请大家批评。 　　贾方舟：今天的研讨会可以说是达到我预期的目的，大家能够轻松地畅所欲言来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交叉，引起争论，有些问题谈的也比较深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表达了出来，所以今天的会还是开得很好的。比如大家大家由“水墨性情”这个主题引申出的“水墨与性”的关系的话题，说老实话，策划这个展览的当初并不是要以水墨为主的，当时是一个包括各种画在内的策划方案，并不是固定在水墨这个画种当中。但从前年到去年这段时间，关于性的主题的展览连续有好几个，所以我们想拉一点距离出来，锁定在水墨画这个范围内选择画家和作品，这样可能做出一些特色，要不然不太好做，仅仅出于这点考虑，并没有更考虑水墨这一媒介，这样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性这个主题到底有什么联系，但当我写序言时，感到这些画家的主题和他们的表达方式之间还是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展览招贴中那个逐渐晕开的色点，是任何材料都难以达到的效果，那个色点正是来自南溪的作品。此外，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性这个主题还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是一个画家自身难以排解的主题，是在自我表达中自然产生的主题，在众多的艺术家中有这样一些性情中人画这样一些性情中画是很难得的，至少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的文化针对性就是那些与自身体验没有关系的主题。水墨画家可以去画和政治相关的宏大叙事，更可以画和内心需要的相关主题，与那些政治的历史的宏观的主题相比，这些作品显然是更接近人性、更接近内心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艺术我觉得在价值层面上并不见得比那些宏大叙事就差，甚至它是更真实，更自我，更符合艺术的规律，因此我们作为这个展览的策划人还是觉得这样的展览有他意义在，和今天水墨画探讨的问题也相关，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水墨画和当代的问题，性和当代性的问题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最后我想请我们今天展览的策划人南溪先生说几句话。 　　南溪：我的普通话不好，又不善于发言，武艺常笑话我发音不准。所以我只简短的讲几句，感谢学术主持人贾方舟先生与我合作以及参展画家的大力支持。这次展览是由新加坡艺溯廊主办，中国艺术发展基金会协办的，艺溯廊总监余欣小姐专程来了北京，而张淮胜先生本已计划来京，因在英国的工作不能脱身未能赶到今天的会议。此次展览的工作付出更多的应该是余欣小姐，她不仅出资支持了本次展览，还对画册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以及今天的会场撒的玫瑰花和为展览专制酒牌的红酒均是余欣小姐的建议，我想大家欢迎余欣发言！ 　　余欣：我也不善于发言，看到这个展览办得这么好，研讨会开得这么热闹，大家的发言这么有学术性，我真是很高兴。谢谢大家！ 　　贾方舟：这个座谈会到此为止，再延续下去会太拖沓，到这儿结束，大家还可以再看看展览，可以再喝喝茶，互相再聊聊，进入更加随意的状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