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美术》杂志，也就是何溶和邵大箴负责时期的《美术》杂志，是一本极为简朴的专业杂志，32开、72页，胶版纸印彩页，报纸纸印文字页(只有封面封底用铜版纸，那还是后来的事情)。《美术思潮》要加个“更”字，连彩页都没有，印刷质量应当用“低劣”来形容。那时的艺术家和艺术媒体都没有商业利益可言，评论家也就拿点稿费。艺术家的最高理想也就是能参加全国美展和在媒体发表，卖钱的事情只有个别出入使馆的艺术家敢想，因此，很多画都是展览完盖掉再画另一幅。批评家(那时叫“美术评论家”或“美术理论家”)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写出的文章有地方发表，能在《美术》杂志发表就算登天了。当时《美术》杂志每天都有大量来稿，一个月下来真是数量惊人，但能选上的也就20篇上下，其中，不改不删原封不动发表的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入选的稿件，也像当时持票排队购物一样，要耐心等待，除非是特殊人物。

　　如今的艺术媒体已经多到看不过来的程度，纸张和印刷质量已经与国际接轨，网络媒体可以现场直播，但稿件的学术质量却明显下降，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第一，重量级批评家变为重量级策展人、艺术机构负责人，撰稿时间被大量占用，乃至长期封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梁常胜才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批评家能不能不策展”，就把批评搞好。第二，急于出头的浮躁心态催生出大量骂派文章，以至于成了第二届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核心话题。这类文章在网络媒体上最多，语言也最为暴力，当“语言暴力”成为出名的捷径时，学术质量完全失去了其必要性。第三，名人效应和速度要求使访谈在稿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王志亮最近做的艺术媒体内容的统计表明，访谈在几种主要平面媒体的文章中都占有重大比例，据说有的还收版面费。这种口语化的文本，有其生动的一面，但学术质量也会随之降低。还有一种访谈是机构负责人访谈，这种访谈很难用学术质量来衡量。第四，收费版面的普及使商业标准冲击乃至取代学术标准成为普遍现象，当然，所有媒体都希望同时兼顾两种标准，但真正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作为老编辑，我不想从道德角度评论艺术媒体学术质量降低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有目共睹和应当改变的。今天的媒体，要养活全部工作人员，而且还要开出“待遇留人”的工资。“艺术国际”主编吴鸿就直截了当地说，他那群“小弟”等着他开工资，浏览量上不去，收入就上不来，就无法养活这些员工。这的确是所有艺术媒体所面临的问题，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我相信学术性还是艺术媒体的立足之本。之所以学术质量降低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一个原因是前几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使艺术媒体能够分享市场成果，从而导致众多以营利为目的艺术媒体的出现。如同商业化冲击了艺术创作的学术环境一样，商业化也冲击了批评写作的学术环境。这种冲击是必然的，同时也是持续不下去的。这是因为，现当代艺术的价值已经不在于作品本身的材料与技能，而是依赖其艺术史价值和社会学价值，也就是通常说的“学术定位”，从量的角度讲，是靠有效批评话语的“堆积”，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或画廊经常找多位批评家撰文并愿意给以按字论价的“润笔费”的原因。于是又产生了“坐台批评”的问题，既然是收费文章，难免有“看在钱的面子上”的可能，产生我在《从失语到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说的“市场经营者用钱指挥艺术家‘推磨’，艺术家把钱的一部分拿出来指挥批评家‘推磨’”的问题，这也是骂派以道德家面孔出场并获得骂的勇气的原因。

　　在理清商业化与艺术媒体的学术质量降低的关系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无非是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我反对以道德主义的方式从主观方面解决问题，我一贯认为，道德是用来律己的，用以律他就等于剥夺他人合法权益，成为一种非法制裁他人的卑鄙手段。我认为，应当以学术的尊严对抗金钱的尊严，这需要批评家的思想修炼，这种修炼不是要建立对钱的蔑视和对有钱人的敌意，而是在学术中找到价值、尊严、愉快和宁静。事实证明，只要你对钱和有钱人产生敌意，就无法避开钱的价值冲击力，就无法确立学术的价值和尊严，于是学术只能带来焦虑和浮躁，无法带来愉快和安宁。也只有你在学术中找到价值、愉快和安宁，钱和有钱人才来尊重你。

　　从客观方面说，没有学术支持的当代作品就是材料的组合，于是其商业价值只能是泡沫，泡沫就早晚要破灭，到破灭的时候学术支持就自然恢复了意义。如果是坐台式的支持或叫做伪支持，那肯定起不到真正的支持作用，不用骂就会出局。到那个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出资办学术性强的艺术刊物，叫不叫艺术基金都不重要。实际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并有扩大的趋势。如美术批评家年会得到商家赞助，《批评家》杂志也得到了资金的支持，德山艺术空间和墙美术馆都出资赞助学术活动，只承办学术性强的展览。出资人如德山的考云岐和墙的李国昌早已成为学术研讨会上的常客，在他们那里，资本绝对不是歧视“知本”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