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摄影家，阮义忠先生可说是一个使用35毫米小型相机的抓拍圣手。他娴熟使用具有较高机动性的35毫米小型相机，以出神入化的身手，拍出了像《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回家的路上》与《有名人物无名氏》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摄影系列。而且，这些作品通过平面媒介的传播，也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台湾日常生活的影像。

　　不过，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在阮先生手持35毫米小型相机出没台湾各地的时候，他的摄影包里有时还装着一台120中画幅照相机。在他的拍摄旅途中，有时也会取出这台120照相机，拍下沿途所见与所感。他于20世纪末的1999年，出版了名为《正方形的乡愁》的摄影画册，向观众与读者呈现他历时20多年、以集腋成裘的方式而得的120影像，向20世纪隆重告别并迎接新世纪的来临。

　　此次《乡·亲--阮义忠摄影展》，展出的作品均选自他的这部分以120相机拍摄的作品。之所以选择阮先生拍摄的这种形态的摄影作品，除了想要展示他的鲜为人知的作品之外，还想要与广大观众分享阮义忠先生的一种态度，一种工作的态度，一种与生活对视、对话的态度。

　　稍有摄影经验与常识的人可能知道，35毫米小型相机长于捕捉转瞬即逝的瞬间，抓拍也几乎是一种旁观，拍摄者经常处于置身事外的隐蔽状态。唯其如此，才有可能捕捉到一些精彩瞬间。而120中画幅照相机的拍摄，由于其机型的特点，决定了拍摄者的拍摄是一种相对徐缓的视觉品尝与咀嚼，拍摄者置身事中、境中，是事与境的一分子，在拍摄时与对象有某种交流与沟通。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影像，有一种从容，也有一份温馨。而就是这份从容与温馨，是阮先生想要获得并与人分享的。而这份从容与温馨，也只有在他的一次次的“回家路上”，才能获得。在他的镜头下，一草一木总关情。这份透过照片表露的情意，关乎乡情，在乎的是家乡的亲人。是的，阮先生是以照相机省亲，显影他的精神原乡于胶片和相纸上。

　　诚如阮先生所言：“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乡亲，这是中国人对于家乡人的亲切称呼。有乡才有亲。有亲才有乡。家乡与乡亲从来无从分开。一个人为了生活、生计，总有可能离开家乡，但家乡的点滴都在亲情与眷念之中。无论走得多远，游子在外的每一步，都被家乡的点滴所牵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向外的同时也是向内的，离乡即回乡。一个赤子离乡背井的向外漫游与漂泊，并不只是物理空间上的离开，同时也是心灵空间上的亲切回归。而摄影家在拍摄时的镜头，虽然向着的是“外人”，但同时也是向着自己的“内心”。“外”与“内”，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意义上的，无论是指客体还是指主体，对于一个对生活与生命怀有敬意的人文主义摄影家来说，从来不可须臾分开，也从来不曾须臾分开过。

　　在阮义忠先生的镜头里，台湾的乡亲们似乎并不在乎或者顾虑他的镜头存在.他们只是在生活，在生活中，而阮义忠先生可能于他们来说，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摄影中的阮先生并不起外心，有生份、见外之感。阮义忠先生虽然拍摄下了他们的日常，但那也是阮先生的日常。而那些照片虽然是日常，但那也是既质朴又有张力的日常，是有饱满的生活与充实的生命的日常。这样的日常教我们振作，教我们知道感动是什么，也让我们惊醒麻木的丑陋。

　　阮义忠先生的这些作品，拍摄于台湾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崛起的当口。在台湾工业化、现代化与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社会世相的变化、乡土面貌的变迁、农业社会的变化所导致的人情浇薄和人心动摇在所不免。这当然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人们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与进步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但阮义忠先生顽强地以自己的摄影，努力挽回一些日渐稀薄的人情与亲切于透明的底片之中。幸亏有了阮义忠先生的这些照片，我们才会在海峡此岸、在如今也算在经济上有些“发达”(什么“发达”，“发达”了什么?)起来的今天，赫然发现过去的意义。从阮先生的这些照片，我们领悟到，过去，不仅仅意味着过去与失去，同时也意味着现在与未来。

　　阮义忠先生的照片中的乡愁，不只是回归过去，而且也指向未来。这些充满了人性温情的照片让我们得知，乡愁不仅召唤我们怀念过去，也为对于未来的信心提供心灵的保证。如果没有对于自己故乡的坚实的挚爱与深长的怀念，不能想象一个世界的漂泊者会把世人视为乡亲，会把世界视为家乡。

　　白云苍狗，时光飞逝。在急功近利的今天，什么是值得人们珍视的，什么是值得摄影家以视觉方式留存的?如果说人文主义是一种情怀的话，那么阮义忠先生的摄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人文主义的视觉启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人文主义为何失落的可能性。

　　阮义忠先生说过，“我所有的摄影作品，都像是在回家路上的一步步脚印。”这次在上海爱普生影艺坊举办的《乡·亲--阮义忠摄影展》，展出的所有作品，可说是阮先生这句话的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