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人物情景绘画”展，表现出在现代意识催生下产生的新绘画。它标志着我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风渐行渐远。

　　二十世纪初叶，西画被系统性引入中国。通过老一代艺术家如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厐薰琴、林凤眠、卫天霖等一大批留学生的辛苦传播，西方审美和文化概念日渐深入人心并逐渐成为主流的艺术形式，这一情势到了新中国初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创作体系。艺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创作方法，与当时政治理想高度统一协调，使大批艺术家自觉地放下身段，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艺术家们都离不开用艺术来改造中国的现实主义思想樊篱。它涉及艺术教育、创作、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印证着艺术创作的社会学主流解释。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带来了当代艺术面貌上的深刻变化。我们从近百年的变革中看到中国艺术发展的演进过程，并从中体味着在变革的背后形成的传统文化链条的断裂所造成的后果。本次展览直观展现这一深刻变革而呈现的真实面貌，也许对当下的我们有些许重要的启示。

　　以下就画展的参展作者及作品予以说明。

　　徐震，字惊百，1904年出生，卒于1946年。他是徐悲鸿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最钟爱的学生。徐震先生英年早逝，社会以往对他的介绍较少，但从此作(见图《人体》)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深入理解。他对色彩、造型和色调的控制力之强，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批由本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油画艺术家之一。

　　冯法祀，也是徐悲鸿先生的弟子，曾与徐震先生同窗。冯先生不仅是第一代本土油画家，还是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的作品以朴素、深情的创作风格，表现了他对自己乡土生活深深的爱恋。他本次展出的《任晴华女士》(见图)等，都体现出艺术家诚恳地表现人物和情景的独特视野。质朴、真诚，成为中国本土油画艺术成长的起点。

　　林岗先生是解放后被选送赴苏联学习油画艺术的留学生。林先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他对西方绘画的成熟理解。他的色彩干净，笔调飘逸，手法自如，突显了西方绘画意味的精妙之处，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时期我们对西方艺术的理解和认知深度(见图《剪羊毛实地写生》)。

　　张文新先生是著名的“马训班”成员之一。而一直坚持运用苏俄式的绘画方法直到七十年代末的张先生，被誉为最具“苏派”风格的油画艺术家。张先生的确从俄罗斯油画艺术中承继了众多优秀的传统，特别表现在他的人物画艺术中。本展的《周广仁像》(见图)，在人物肖像的情绪刻画与背景跳动的空气、光色互动融合，形成了富于戏剧性的、复杂的、冲动的色彩关系。这是西方绘画为我们展示具体、生动、真实地反映客观对象的油画艺术的最好案例。

　　钟涵先生曾参加“罗训班”的研究学习。也就是说，他是在我们第二次通过苏俄向西方学习艺术的浪潮之后，在我们自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优秀艺术家。钟先生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一切矛盾的规律性异化和重构。他以自己强大的文化素养为基础，运用单纯的、诗化的绘画语言，表现造型表象之后深刻的社会性内容。在钟先生的笔下，不论表现的是革命者，是领袖，还是普通人，都被融入那灿烂的逆光或特定的空气氛围之下，形成典型的钟式空间和绘画语境。(见图《雕塑家》)

　　詹建俊先生亦为“马训班”的成员。但詹先生的个性气质总让他力求自由表达他对生活的激情。这与他受教于本土油画家董希文门下不无关系。詹先生自六十年代初起画风日益奔放，色彩愈渐强烈、单纯(见图《蒙族学生》)。他试图在西方传统油画与前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与本土油画手法之间自由闯荡。他注重个性激情的宣泄并一直坚持不懈地实践，这一努力无疑使他成为那个封闭年代中最有独立精神的艺术航标，成为真诚表达自我感受的艺术家。

　　袁运甫先生是位一直游离在中、西艺术之间的画家。他从50至70年代一直从事水粉画和少量的油画创作研究。不同的是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色彩、造型等特征融入他的西画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现代本土色彩系统和创作手法。本此展出的《三姐妹》(见图)，是袁先生在62年画在中国纸上的西式人物画，反映出中国艺术家在西化浪潮中坚持自我文化认同，刻意寻求典雅、宁静、朴素的人文气息的可贵努力。

　　靳尚谊先生是“马训班”的成员之一。他此展的作品(见图《拉木草》)充溢着真实、诚恳的创作气息，是典型的学者式、研究型作品。靳先生基本功深厚，对油画艺术的文化品格有深入的了解。他的油画用笔和色彩的统一性，如同一个中国画家自如运用水墨般无异。他力求以一种文化的态度来认识绘画中关于造型、空间、色彩、体积等问题，使我们对西方绘画的理解进入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同时，对如何把握表现中国人，黄种皮肤色彩和造型的美感重塑，亦使他成为肖像油画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

　　袁运生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早在学生时代的董希文工作室，他即开始了与众不同的创作思路。总被指称为最有争议的画家。此展展出的他60年代初的作品(见图《汲水》)，显现出他当时对后印象主义、野兽主义画风的研究及运用中国式线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一个侧面，展现了现代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多样化、多取向性的艺术追求和努力。

　　杜大凯先生是一位充满机智和理想的艺术家。他艺术的成型期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降。杜先生没有在最近的西学东渐浪潮中随波逐流，他选择了“新文人画”的方向(见图《水墨人体》)。在他的绘画中，似与不似，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其间显现出静谧中的不安，和谐中的焦虑，随意中的唐突，总在画中闪烁其间，形成了有趣而生活艺术化的内在力量。

　　孙景波先生是中年艺术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一员。他受到最全面学院式附中、大学、研究生教育，但他总不满足，力图不断地跨越既定的创作模式和规制。他从主题性创作到自愿回归边缘，再尝试自我独立的创作思维研究。可以说，孙先生遭遇了所有现代中国艺术创作中遇到的问题。这次展出的是孙先生80年代初在西藏的写生作品(见图《雪域高原的藏族小女孩》)。少数民族是那个时期艺术家热衷的一个主题。在面对少数民族绘画时，也许更能激发他们对人性、对自由、对现实的认识或许规避。而孙先生这一批藏人绘画，正反映了当时艺术家的这一遐想。

　　刘巨德先生是一位坚守自己创作方法的艺术家。他不断在个人艺术风格、当代性、传统语言之间取得平衡。他此展中的《牧羊女》(见图)略带立体主义、装饰风格的绘画，表现他尝试水墨艺术中现代人物画的新语境研究。这一努力也让我们愈加关注我们自己的艺术在新时代的生存机会和能力，毕竟以宣纸和墨营造出来的意境和魅力是不会过时的现实和未来。

　　杨飞云此次参展的三幅作品，代表了他从绘画初期风格的形成到明确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既早期的油画风格，以基础训练为主的学院式表现(见图《男人体》)，到成熟的新古典风格的形成。杨飞云先生自八十年代初即着力研究古典主义的画风，在当时苏派画风盛行的年代里，他的绘画给人以端庄、深厚、文雅的纯绘画启示。可以说，他较早地，更直接地触及到欧洲绘画传统的主脉，这一主脉的回归，使他的绘画在中国画坛被广泛瞩目，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艺术家。

　　包林先生这次展出了以汶川地震为主题的作品(见图《记忆2008-老师与她的学生们》)，这一主题性创作的表象虽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创作形式不同，但对现实的回响与反映却是异曲同工的。包先生是九十年代留法艺术家，也就是我们第三次向西方留学热的中间力量。我们从他的画作中可以感受到在他自由、社会化的笔意之下，个人独立解读和观察事物的角色被积极肯定的事实。

　　从2007年10月起，在久画廊举办了《回望•反思•重读经典》系列艺术展首展，定名为“艺术走向社会”。从这里开始之后的二年半时间里，我们又陆续推出了其他七届展览。内容涉及艺术群体、个体的艺术创作研究，艺术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映，艺术中展现的领袖人物和艺术中的公共性创作等多个专题。我们力图从这些具体、真实的案例中，获取对自己艺术进程各个阶段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关系的理解和认知。

　　首先，真实地还原历史，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们在展览中尽量多地选择那些过去不为社会所注目的小题材、小作品。特别是自上世纪50至80年代间的真情写生作品。它们表现出老一代艺术家们专心地向西方艺术学习并试图将西方艺术本土化的强烈愿望和努力。

　　第二个方面，选择被人们忽视的重要社会主题，如“朝鲜战争-前线艺术家的写生纪实”展。通过当年在援朝部队文艺兵的写生，来表现战争中的残酷、人性和身为战士、战争记录者的艺术家对生命的真实态度。

　　第三个方面，我们选择了刘开渠及他的纪念碑艺术为题，展开对重大艺术主题公共性的研究。通过对刘先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直至后来他所领导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活动的展示，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留法艺术家如何将他的智慧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成型、成长并成功创作国家形象的艺术事件。它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在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感染力。另外，在2008北京奥运期间开幕的“****”艺术展，也向我们展示了上世纪后五十年关于历史伟人的主题艺术创作活动。这一课题表现出艺术家们是如何看待领袖，如何把握领袖的艺术表现及对社会反映的看法和反思等问题。

　　第四个方面，对个体艺术家的研究。去年六月，我们协助国家大剧院主办了“袁运甫60至70年代的绘画艺术”展。今年我们还要举办“詹建俊60至80年代的油画写生”展。通过这些个案，让我们对重要艺术家的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生活、思想、实践进行分析，从而真切体察艺术家是怎样处理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创作中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是怎样自然形成的等问题。

　　第五个方面，我们以艺术创作的主题或艺术发展的传承脉络作为展览主题，引领观众有明确的历史认知意识。如以“马训班”为主题的展览，以及本次“人物情景绘画”为主题的展览，还有以艺术家年龄排序的“中国绘画名家邀请展”等。通过对这些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主题作品的系列展示，使我们的现代艺术史成为生动的、客观的、具体的和可触摸、可生长的历史，从而摆脱概念化、教条化、简单政治化的叙述方法。

　　第六个方面，在举办艺术展的同时，加强搜集、整理对艺术家本人或家属的第一手资料整理工作。我们先后对参与我们展览的几十位艺术家进行影像访谈工作，从他们的人生经历、教育、治学，到思想的形成和对时局的认知等各方面，全面、真实地反映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这部分工作已集合成书，供相关学者参考使用。

　　在这个日益强调建立自己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当下，对自己客观真实的发展历程的切实分析和判断，是我们当务之急的大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第一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全面学习苏俄的艺术，到八、九十年代再赴欧美留学潮，我们的主流文化一直在中西之间痛苦地碰撞、徘徊。西方意识和审美经验成为我们一道跨不过去的门坎儿，我们总是以“西方”为目标进而横向比较。而每一次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都使我们在文化的批判和背叛当中周而复始地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放弃和忽视的历史精神，已使我们失去了自我和对于创造力价值的追寻。近来“文革”艺术品被市场追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说明我们意识和道德标准上的混乱。所以，准确地了解过去，挖掘有价值的历史资源，从中领略其承上启下的文明积淀的关系，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的课题。我们期望更多同道和个体来加入这一研究工作，从而来将历史的经验转化为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来建构我们合理、健康的文化价值观。

　　201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