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成都双年展在7月8日正式登场，但随着这个展览的揭幕，却相对之下引起中国艺术界诸多不同评价，展览内容与策展理念；固然是一个可以自由辩证的课题，不过背后则有个深沉现象值得留意，那就是策展体制与资方(不管是所谓公部门或民间企业)所产生的冲突与磨和，一如天堂与现实该如何取得平衡。〈当代艺术新闻〉对于这个议题关切多时，特别邀请这一届成都双年展策展团队之一策展人冯博一，从整个展览的原初构想到所遭遇的困境做个剖析，趁着台北当代艺术馆即将于10月8-10日；在台北召开【全球化风潮下的展览策划与城市行销】国际研讨会前夕，率先将整个议题提呈出来，希望能够让不同环节但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适得其所。 　　成都双年展与目前中国其它延续举办的双年展、三年展相比较，其最大的特点是投资方是民营资本，即是由民营企业家出资筹办。这种方式或许可以避免官方与体制所带来的审查等种种限制。作为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策划人之一，我最初的想法是使「中国的当代艺术粘商业的财气，商业粘艺术的才气」。这也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流行的方式。尽管我也深知这样的策划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矛盾及妥协。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一种双赢的策略，我对此充满着带有乌托邦式的「天堂」想象，因为我以为所谓的独立策展，其实并不是不能和主流结合的异物，如果策划的好，它可以在矛盾和妥协中转化为一种智性的策略，也能够探讨和实践出一种具有中国当代艺术展览策划的可行性方式，抑或还能够进入主流接受洗礼与检验，策划出主流之中更另类的展览。 　　因此，在讨论这次展览主题时，我是这样考虑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艺术领域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产生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它是社会都市化的产物，是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和制作者；它还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对生活方式的梦想终于获得经济支撑的今天，中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逐渐与国际接轨亦趋文雅而人文。所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不是一个脆弱经济基础和封闭国度上的上层建筑，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趋势下出现的一种现象与结果。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而在这种文化结合体中，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扮演属于它自己的角色，体现出积极与消极、激励与沉溺、提升与堕落等多重复杂功能。 　　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的稳定。大众文化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给大众提供了选择的条件。 　　城市文化的样式一开始就与乡村文化不同。乡村生活中的人更经常地直接与大自然接触，感受它的静谧、宽广和深沉，因此他们的文明氛围是缓和滞重的，习惯于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去感受自然的奥秘。又因为知识积累的艰难和信息传递的闭塞，他们格外的重视经验积累性的文化传统，自觉或无奈地复制与仿真上一代的文化。而在城市文化中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人们接触的是一个人工制造的社会，与自然的交接十分有限，频繁的人际交往、信息的推陈出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多样化是城市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而多样化优势的趋时与超时成为城市市民的一种心理机制，惟恐落伍于城市文化运行的步伐。这一点似乎在成都的地域文化中显现得更为明显。这个以城市消费为主导的西南重镇，其城市消费文化具有人本化、知识化、休闲化、生态化，符号化的特征。舒适、方便、快捷、闲暇、娱乐、健康、审美、体验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也在成都的消费方式中得以体现；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同时，追求丰富情感、完善人格的自我发展和审美享受，休闲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共识的前提下，保护生态环境，以创建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生活方式，这是需求等级提高的理性表现；符号消费的出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更注重物质需要和实用性的消费习惯，使更具精神性生活和消费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花钱买感觉的体验消费、感性消费正在兴起。 　　同时，以虚拟技术和虚拟图像为代表的当代高科技，为图像文化成为时代艺术的主流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或者说这种虚拟技术所产生的图像艺术在审美领域引起了如下的可能变革和形成的特征。由于虚拟技术不仅可以把现实而且可以把非现实对象化、直观化，这就模糊了现实与非现实的区别，打破了两者的严格界限。直接导致了艺术与生活距离的缩小甚至消失，使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这一美学追求得以实现。形成了新的观看方式和审美的心境。电子媒介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已不同于机械时代和印刷时代那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图像艺术的每一个画面都具有整体性和直观性，它是空间性的存在，注重的是瞬间的体验。而且，虚拟图像的出现改变了原本与摹本的关系，直接导致了对艺术的膜拜与崇敬感的消失，艺术成为人们随意流览的对象，展示性与消费性成为它自身存在的主要根据。在审美的具体活动中表现为：在转瞬即逝的图像面前，不再是以一种悠然自得的心境来观看、欣赏，而是由流览取代静观，直觉取代沉思，在审美理想上追求视觉的冲击力，对心灵的震撼力。这种审美是现代人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与观念在艺术领域的典型体现。虚拟技术为观者的审美能动性提供了技术保证，在双向互动性的过程中进行审美体验。因为依托网络技术的虚拟图像艺术能够营造一种具有亲历性的审美空间。换言之，接受者不再是一个外在的旁观者，而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而调动了整个情节的发展。在这种亲历性的虚拟的可视化空间中，人们可以摆脱在现实生活中的固定角色的束缚与限制，可以是对诸种可能生活的直观、体验与可感，甚至是未来生活、理想生活的想象性预演，而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 　　大众文化和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文化趣味、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构成了对以往文化精英和权力话语主宰的消解。无论是80年代的「85美术新潮」、90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具有的某种「地下」色彩，还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前卫艺术与官方艺术体制的合作后，开始从「地下」浮出水面，意味着「地地下」的终结而进入到了一个民间、体制、商业机制、野生等各自为政的多元混杂、交织进行的状态或新的历史阶段。其基本主旨仍然是在人文的、现实关怀的大框架中运转。近几届的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北京双年展等，也都是在所谓的精英艺术的范围内寻找不同的人文主题，而真正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去策划这种综合性大展，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尚不多见。这也是我们希望与目前中国其它双年展、三年展有所区别的切入点。 　　亚洲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也有共同的期望和渴求，而这些都是在面对西方的冲击产生的。一方面对西方生活样式充满着期待；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种温和的传统方式来「中和」西方的冲击力。那么，作为东方的中国，新的社会形态与意识是什么？是一种文化传统？还是一种东、西文化交织后的不伦不类？抑或是一种新的力量？其实亚洲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或者历史传统的简单联系，而是当下经济高速发展中诞生的某种新的富有阶层的共同性。它给了中国年轻的白领一种自我想象的方式。而这种中产阶层文化?有一种面向未来的自信心，特别是在作为亚洲新兴的中国已经愈来愈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的时候。同时一种大众文化为先导的新的亚洲意识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意识不是追求将亚洲西方化，而是追求一种新的本地化的后现代生活，这种生活一方面紧紧跟随时代的潮流，但又有自身的特色。它既不是西方，又不是传统，而是两种或更多地域文化的混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全球本土化」，也就是在全球化的结构中适应本土性的要求。所以这个新的富有的亚洲形象是面向未来的，充满了前倾的冲动，充满了对于新生活的渴求，而不是眷恋过去的荣光。日本、韩国等的现代化有过这样的过程，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或许这正是这次展览策划主题确定为【景观：世纪与天堂——第二届成都双年展】的一个文化背景和时机。作为策展人，我们更希望这次展览的正面表达。所谓的正面表达，是基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前卫艺术对现实的揭露、批判、质疑、反讽、解构的语言方式过于泛滥，在创作意识上有着某种艺术社会学庸俗化倾向的考虑。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中，活跃的且充满诱惑的都市生活已经越来越成为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和可提供艺术想象的主要资源，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模糊，获得幸福与追逐名利等同，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艺术的中心，而往昔的现代性价值被日常化了。民族情感和市场原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变成艺术创作的动因，自我存在和发展的能力变成了中等收入者艺术想象的一种必要的存在。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艺术的活力，也显示了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激情和对于新生活渴望的正当性。在具体生存环境的物化形态上，似乎可以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样式和语言方式上，体现出社会大众，说得更具体一点是从四川及成都的大众中表达对生活的态度、趣味及向往的趋向。即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从地域情景移植到全球、亚洲、中国以及四川的情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经验。如果从浅表的生活物态的样式来看，这些过程正发生在我们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