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魁梧的老人坐在破旧的转椅上，操浓重的方言给你讲述时，你可能不会想到，就是他，趴伏在失去黑漆的旧式办公桌上，洋洋洒洒写了数百万求证历史的汉字。 　　窗外，一盆兰叶片杂乱，显然不是闲雅人侍弄之物。偶尔，孙女在侧时，他会抱着她，想起为它洒一点儿水。 　　 　　桌上的台灯坏了，替代的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20Ｗ日光灯，向左移了2米，正对着他日常趴伏的地方。 　　 　　他在写。累了，就凝视一下窗外的兰。 　　 　　彩陶。图腾。中原。闪念间，一段洋洋洒洒的文字，在某一天，在某一家出版社新版图书中，标注出一个人的名字。 　　 　　黄帝时代 　　 　　神秘而神奇的远古世界，伴着寒冷的冰河期远去，煦暖的阳光将光热洒向万物，气候温暖湿润；济水——湮没在历史中的大河——6000多年前，在今郑州东北起源，经山东入海。 　　 　　一个个烟波浩渺、幅员广大的沼泽湖泊——荥泽、圃田泽、萑符泽、黄池、雷泽……济水系河网密布，象群游弋，麋鹿欢鸣，万物滋长。 　　 　　在这充满生命呢喃的济水河畔，氏族聚落星罗棋布。聚落群——中心聚落——酋邦国，中原文明由此掀开崭新一页。 　　 　　雄心与霸业，文明与进步，征战与统一，强大与安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酋邦国，已不再是一个氏族聚落，不再是一个聚落群，也不再是一个中心聚落。原始荒蛮的中原先祖，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中，学会了农耕，学会了麻织、制帛，学会了饲养，学会了焙陶，学会了结绳记数，学会了在陶皿上刻画他们的生活；他们，举着尖木、石刀，屠象逐鹿；他们，举着石矛、石斧，在血与火中呐喊着，随着黄帝——经10世，历时1520年的酋邦首领，南征北战，浴血厮杀。阪泉之战，他们战败炎帝，确立黄帝的盟主地位；逐鹿之野，他们战败蚩尤，广袤的中原大地由此基本统一。 　　 　　在壮丽而险恶的大自然中，我们的先祖抗争、生存，繁衍、发展。历史，掩埋了逝者的白骨，却留下了他们亲手焙制的陶，刻有文明符号的陶，为后人留下破解他们神秘的一把把“钥匙”。 　　 　　“在仰韶文明中，当陶祖（陶制的男性生殖器）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当墓葬等级分化明显，父系社会的文明已显而易见地来到了中原地区。”上世纪50年代，许顺湛如是说。 　　 　　是时，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在文博界的共识中，扯动中原文明神经的仰韶文明，依旧是尚未告别“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代。 　　 　　许顺湛，这位集考古成果和独立思索而敢于另辟蹊径的学者，数十年间相继提出的“仰韶文化父系说”、“文明起源五条标志说”、“文明三阶段论”、“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源头”等论断，震烁学界，驱散了笼罩中原远古文明的雾霭，将2000年混沌的文明源头拭清尘埃，分泾定渭，清晰、严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带着对远古世界以及对许顺湛的好奇，2006年4月，我们多次走进许顺湛的家，探寻一个史学大家的坎坷心路。 　　 　　偶缘考古 　　 　　年已78岁的许顺湛身材高大，仪态威武，思路敏捷。和他交谈，你很快就会产生一种印象，芸芸众生的人、事，他不萦于怀。而谈起考古，谈起中原文明，他那陶醉的神态，溢于言表，让你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全部。 　　 　　那只有十来平方米的书房，那陈旧的书桌，那塞满各处的书籍，那馥郁的书香，以及坐在书桌边破椅上的许顺湛，亲和亲切，恍若邻家和善的老者，邀你共叙一段旧事，而你，却又在震撼中只有聆听的份儿。 　　 　　我们局促地坐在这因塞满书而狭小逼仄的空间里，在他浓重而费解——因此需要不断打断求证——的方言中，仿佛在作一次远古和现实之间反复的时光穿梭…… 　　 　　“我干考古完全不是自愿的，”他回忆说，“我那时想当一个作家……” 　　 　　1952年，24岁的许顺湛在陕州（现陕县）专区文工团工作。他自认没有表演天赋，却老是被指派演没人演的坏蛋，偶尔还戴上假胡子演演老头儿。“我一直想当作家。我编的‘活报剧’可不赖了——全团就我一个能写那种独幕剧。”回想起在文工团那两年的经历，他颇为自得地说，“有一次，我演一个老头儿，教育人们去签名反对美国的原子弹，我们在街头演，我鼓励‘儿子’去签名。不知怎么这一次就演得很像，还被公安局抓去了，费好大劲才出来的呢。” 　　 　　说起自己当年的懵懂，许顺湛憨厚而调侃地笑了。“文工团解散时，上面说好让我去省文工团创作部的，可我背上行李去报名时，却又被改派到了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许顺湛觉得莫名其妙，便问下改派通知的教育厅干部周奇之，“文管会是干啥的？”同样懵懂的周奇之挠着头说：“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挖墓的吧。”“挖墓还咋写作？！”许顺湛彻底蒙了，“这、这挖墓也算是工作？” 　　 　　尽管弄不懂“挖墓”算不算工作，许顺湛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去了，这个满心苦闷的文学青年却又烦恼不断、“娄子”不断。当文管会以嵇文甫为首的老先生们给他开欢迎会时，他迎着掌声站起来说：“我按照‘流行’的说法给大家表个态：知识分子思想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需要继续改造……”本来笑脸相迎的老先生们脸拉长了，并且还向当时的省长吴芝圃递交了抗议书，说许顺湛企图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听到这个消息，许顺湛窃喜：老先生们这一“闹”，我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了？然而，上级却只是批评他“太不会说话”了事。 　　 　　“现在您还埋怨把您派到文管会吗？”我们问。许顺湛笑着说：“我庆幸还来不及嘞！要不是把我派去搞考古，我能接触到那么多有意思的东西吗？在文管会，打交道的时间长了，老先生们发现我这人直肠子，没坏心眼儿，都和我成了好朋友，见面可热情了。” 　　 　　考古“黄埔” 　　 　　许顺湛一生的真正转折点在1953年。是年，他和6名同事被选调去北京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 　　 　　当时，25岁的他刚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河南省考古队副队长。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大多数人并不信任他。有人曾这样问领导：“许顺湛能顶起来吗？”领导说：“好歹他还不顶个通信员？”这话，传到了许顺湛耳朵里。“对我刺激可大了，简直是终生难忘。”许顺湛说，“我不是科班出身，只有初中文化，在队里抬不起头啊。” 　　 　　培训班仅4个月，但非常充实。许顺湛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来学习。授课的老师多是历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包括郭沫若、郑振铎、梁思成、夏鼐、苏秉琦、裴文中、陶文儒等。学员分8个组，许顺湛是第一组组长。每个知识单元学完后都要考试，第一组学员互相激励，刻苦学习，每次平均分都是全班第一。而许顺湛每次考试成绩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这个短期培训班，后来被称为新中国文博界的“黄埔”。若干年后全国各省区的文博精英和领导，大都出自这个班。 　　 　　“这次学习，让我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如选址、下线等。但更为重要的是我真正懂得了考古的意义。”许顺湛说。从此，许顺湛将自己的“文学梦”一古脑儿融入到了崭新的梦想中，一有空就往考古工地跑，尽可能多地参加各类业务研讨交流。慢慢地，他对那些带着泥土或锈斑的盆、罐、缶、瓮、鼎、甑、锛、镞……有了感情，一摸到它们就爱不释手。“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挖墓’不仅是工作，还是件很有趣的事儿嘞！”许顺湛调侃地笑了。 　　 　　1956年春，许顺湛读了历史学家束世澄的《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觉得有些论点值得商榷。思索几天，内心澎湃着的冲动越来越激烈了，在一个星期天，他一气呵成6000余字的《对〈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一文的意见》，连副稿都没誊，便寄给了国家历史学的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两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历史研究》第6期，文章发表了。而且，编辑部还给他寄来了50本此文的抽印本，另附80元稿酬。 　　 　　“这给我的鼓励太大了！”许顺湛说，“周围的许多人也对我刮目相看了。我那时高兴得逢人就送那个抽印本。”一出手就在国家级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荣耀深深地刺激了他，随后的几年，他一鼓作气写出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初探》、《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合著）等著作。 　　一颗考古界新星在冉冉升起，再也没人说他“外行领导内行”了。 　　 　　郭老来信 　　 　　随着仰韶、二里头、庙底沟等遗址的不断发掘，许顺湛开始关注夏前文明，并郑重地在全国史学界首先提出了“仰韶父系说”。 　　 　　1960年，许顺湛完成了重要论文《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随即寄给郭沫若审阅。 　　 　　许顺湛和历史学大家郭沫若缘分不浅。在培训班期间，他就对郭沫若的卓见博识倾慕不已。佩服归佩服，但学术观点上，他敢于挑战权威。在《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中，他提出了与郭沫若完全相左的观点。当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得出的仰韶为母系氏族时代的结论，几乎已成历史学定论。但许顺湛却根据考古材料发现：仰韶遗址中的小房子已具备家庭的各种构件；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等的出土，也显示男性生殖器形象已是当时人们崇拜的图腾；当时发掘的半坡、庙底沟遗址中墓葬等级分化显著……这些无不显示，仰韶文化时期已进入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社会。 　　 　　大家风范的郭沫若，不仅推介许顺湛的论文在1960年第5期《文物》上发表，还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信。郭沫若写道：“《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已读了一遍，我提不出什么意见”，称赞许顺湛“有根据地大胆提出新意见，大破大立”，并鼓励他从田野考古中获得“更多的新考据”，“别立新说”。 　　 　　“仰韶父系说”是许顺湛史前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发轫。尽管随着研究的深入，许顺湛逐渐扬弃了“母系／父系”的理论模式，而代之以“聚落／酋邦”的新概念，但父系时代无疑具备文明发祥的诸多特征。“仰韶父系说”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把中华文明发祥推进至仰韶时代。这一学说的成立，将为中华文明“6000年文明史”论断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没人赞同他的观点。许顺湛发表在1962年第2期《考古》上的《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引起了学术界更大的争论，从而引发了一场绵延20多年的全国性大辩论。 　　 　　“一边倒啊，呵呵，几乎没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回忆当时的情景，许顺湛苦笑说，“当时北大历史系有本教材，里边‘母系说’的注释，是一大溜儿学者的名字，而‘父系说’的注释里只有‘许顺湛’一个名字。”在孤立中，他酝酿着反击。他把已交出版社的《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书稿抽回，将论述调整、充实、系统化，完成了《中原远古文化》一书，将文明起源研究推进到传说时代与考古时代系统相对应，并请郭沫若题写书名，再次送交出版社。 　　 　　然而这时，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淹没了这部文明史研究杰作的出版事宜。 　　 　　文化大革命中，许顺湛被软禁、批斗，但他还是写出了《中国奴隶社会》，并对《中原远古文化》再次进行了修订完善。 　　 　　史诗时代 　　 　　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许顺湛那久久压抑的学术激情，也如火山一般迸发了出来。 　　 　　1983年，《中原远古文化》出版，获当年河南省社科论著一等奖。 　　 　　两年后，仰韶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渑池召开。会前的几年，著名学者黄崇岳、吴汝祚、刘式今、王仁湘、巩启明及洛阳市博物馆西高崖发掘组等结合淅川下王岗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陕西姜寨遗址等的发掘，纷纷“易帜倒戈”，撰文支持父系说。 　　 　　曾参加会议的我省著名古生物专家张维华先生至今仍对渑池会议记忆犹新——“那个会，可以说是全国考古界‘群贤毕至’，人称‘渑池会盟’。母系、父系说已争论20多年，会上交锋激烈，但真正持母系说的人，已不多了。我记得，郎树德、宋兆麟、李友谋、黄崇岳、严文明等在会上都明确肯定仰韶为父系时代，至少是双系共存。” 　　 　　同时，许顺湛提出的父系说也得到了考古学一代宗师苏秉琦的肯定。 　　 　　至此，仰韶文化性质论争基本尘埃落定。 　　 　　“仰韶父系说”的论断，为中原和中华文明源头研究，开启了一扇“宽门”。许顺湛的《中原远古文化》以及此后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五帝时代研究》等鸿篇巨制，则把这扇门拓得更宽广，并向纵深处延伸。根据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综合考证，许顺湛将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文献中的“五帝”，分别与仰韶、龙山等考古学年代相对应。“五帝”等都是族团或其首领世袭名称；他们的历史是信史，而非传说；他们的生存留下了遍及豫、晋、陕、冀、陇东等“大中原”范围的诸多遗址。黄帝时代，即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以庙底沟类型为典型）时代，是大中原文明或中华文明源头。 　　 　　是时，已过花甲之年的许顺湛，痴迷地投入到更大规模的研究中。40万多字的《黄河文明的曙光》、被称为史前文明研究“宏伟巨著”的《五帝时代研究》以及数十篇论文，相继出版、发表。这些著作的一个主线就是，继续确立6000年前大中原的文明起源；理清仰韶文化至夏这2000年大中原文明的基本轮廓。他在多篇论文尤其是《黄河文明研究》中创立的“文明起源五标志说”，打破了“文明、古城、青铜”“三大件”说，不仅是为黄河—大中原文明的正名，而且也是对这一文明状况的精准描述—— 　　 　　这是一个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时代；这是一个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的时代；这是一个脑力劳动阶层化的时代；这是一个部落酋邦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礼治规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刀耕、锄耕、犁耕推动着农业的发展，彩陶凝聚着文明的美丽光芒，金属冶炼取得重大成就……我们祖先建筑高明的聚落群灿若星辰，族团和酋邦王国演绎着战争与和平的一幕幕戏剧，他们大一统的和谐融合形成了最初的华夏民族，轩辕黄帝在民族融合和文化缔造中，发挥着领袖作用，名符其实成为华夏文明始祖…… 　　 　　许顺湛的“文明三阶段说”，在文明起源上，对摩尔根著名的“蒙昧—野蛮—文明”公式予以摈弃。他从大中原地区丰富的聚落群研究出发，得出了“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酋邦国”发展序列的结论，而“酋邦—王国—帝国”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学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国家文明形态。酋邦国（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也即五帝时代）共约2000年；酋邦国向前发展，过渡到王国阶段（夏至秦统一中国）共约2000年；然后是 　　 　　帝国阶段（秦至清末），共约2000年。这样，中华文明6000年的文明史非常确凿，且前后连贯。 　　 　　学术“狂人” 　　 　　“许顺湛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谈到许顺湛时，我省著名古生物学家张维华说，“他的学术思想，意义非同小可。第一是明确了黄帝时代为中华文明源头；第二是明确了大中原或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满天星斗’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另一个权威观点，但所强调的中华文明各个源头，例如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等，都断裂了，有的甚至不知所终。唯有大中原文明是一脉相承、脉络清晰、生生不息，流传至今的完整体系。第三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6000年的文明，与排名第一的古埃及文明相比，毫不逊色。” 　　 　　“那些年上班，他往往是十天半月不着家，参加学术交流，跑考古工地，回家就做‘甩手掌柜’。”南改玲谈起丈夫，言语间有些许无奈，而更多的，则是包容，“这些年他退休了，不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家埋头看书、写作。”南女士还不无埋怨地说起这样一件事：许顺湛在写《五帝时代研究》时，几岁的小孙子在屋里嬉闹，许顺湛呵斥也不听，他竟打了孙子。“我那是吓唬他哩。我已经年过七旬，不赶快把东西写出来就来不及了！”许顺湛笑着解释。 　　 　　40多万字的《黄河文明研究》，是许顺湛年逾花甲写出的；7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五帝时代研究》，则是许顺湛古稀之年完成的。 　　 　　许顺湛的同事尊敬地称他为“学术超人”，但在我们看来，应该叫他“学术狂人”。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他对学术，的确已臻忘我、痴狂的境地。 　　 　　也许你不会相信，多年担任省考古队队长和省博物馆馆长的许顺湛，家里竟连一件文物都没有。但的确如此。他对此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他们那一代考古人，都是这样，经手的文物成千上万，有的价值连城，但没人动过歪心思。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串像爱护生命那样爱护文物的故事。 　　 　　张维华是发现南召古猿化石的古生物专家。上世纪80年代初，许顺湛爱惜人才想把他从南阳调到郑州。张维华到许顺湛家拜访，空手而来。那时，社会上送礼风已炽，许顺湛却不以为意。临别，还送了张维华一瓶别人从山西老家辗转为他捎的老醋。时至今日，张维华想起这件事还说，他是被许顺湛的一瓶老醋诱到了郑州：“君子之交淡如醋啊！” 　　 　　曾有个字画收藏者，愿出几万元购买许顺湛保存的郭沫若给他的信件，但许顺湛觉得这是国家文物，没答应。后来，他索性把这信捐赠给了河南博物院。 　　 　　【后记】写完了本文的初稿，我们请许顺湛过目时，他看到稿件中提到上世纪60年代反对“仰韶父系说”的几个学者的名字，提笔删掉了，并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在信史面前，我赢了。何必要把人家再拎出来示众呢？该过去的都过去了。” 　　 　　●资料链接● 　　 　　许顺湛档案 　　 　　许顺湛，1928年生于山西芮城，历任河南省考古队队长和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代表作】《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等。 　　 　　【主要学术观点】“仰韶文化父系说”、“文明起源五条标志说”、“文明三阶段说”、“五帝与新石器考古时代对应说”、“殷商建都两京制说”、“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等。 　　 　　河南境内常见的三种新石器文化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境内的古代文化相当丰富，常见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些文化都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体部分，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李岗文化】1977年首次发现于新郑裴李岗，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距今有7000年～8500年。代表：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遗址等。 　　 　　【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我省渑池仰韶村而得名，是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距今有5000年～7000年。代表：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安阳后岗、郑州大河村等遗址。 　　 　　【龙山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石器文化，距今有4000年～5000年。代表：陕县庙底沟二期、安阳后岗二期、登封王城岗古城等遗址。 　　 　　五帝年代框架 　　 　　【前五帝时代】公元前4420年以前，出现过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早期等文化。 　　 　　【黄帝】（十世），约1520年。约公元前4420年—公元前2900年。所属文化：仰韶文化中、晚期。 　　 　　【颛顼】（九世），约350年。约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550年。所属文化：龙山文化。 　　 　　【帝喾】（十世，包括尧），约400年。约公元前2550年—公元前2150年。所属文化：龙山文化。 　　 　　【帝舜】（一世），约50年。约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2100年。所属文化：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