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2日，韩国艺术家朴成泰装置作品展在北京酒厂的表画廊开幕，一年前，这位在韩国非常知名的艺术家来到中国，并在环铁艺术区租了一间工作室进行创作。朴成泰说，在北京创作不仅可以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当代艺术，而且远离了韩国各种事务的干扰，使得自己可以潜心创作。除了朴成泰，金昌谦、南春模、金重晚等韩国艺术家也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市场。而据不完全统计，像表画廊这样的韩国画廊在北京就有一二十家，成为该国继“韩剧”之后又一大举扩张的文化现象。

　　那么，相对于其他国家，为什么韩国画廊、艺术家能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中国艺术市场?

　　韩国女艺术家金希宣对记者说，前些年，韩国政府对艺术并没有太多的重视，但是这种现象在近年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因为政府意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所以为艺术家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比如艺术家可以向国家申请经费用于创作，她自己创作的装置作品，因为常常反映了一种观念而不具备很强的市场性，因此，经过申报审核后，资金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支持。虽然这笔经费并不很高，但表明了政府对艺术的支持态度，作为艺术家来说，她已经感到很满意了。金希宣说，“精神支持有时更强于金钱。”

　　而韩国策展人韩之演也认为本国政府对艺术、文化领域投入了相当高的关注，她说，韩国政府每年会为本国具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型博览会——国际艺术博览会和画廊博览会提供一部分资金。另外，对于那些能够参加巴塞尔等国际艺术博览会的画廊，国家也会为它们解决运输、摊位租金的问题。同时，国家还修建了很多艺术园区，艺术家只要提出申请并通过评审委员会的审核后便能免费使用园区内的工作室。韩之演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韩国近年的很多艺术活动非常活跃，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世界艺术的氛围中来。

　　艺术机构：政策比资金更重要

　　虽然韩国对艺术的支持模式令许多艺术家为之羡慕，但这种为艺术家提供资金支持的韩国特色在世界并不多见。4月中旬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策划了“铄石流金”的英国策展人Kate Fowle向记者介绍说，英国的艺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政府并不会为艺术家个人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但策展人有时可以从政府获得资金筹办展览。而参加该展览的美国艺术家Sterling Ruby也向记者表明，美国政府更是不会直接为艺术家提供任何资金，仅有0.01%的艺术家能够完全靠出售作品而生存，其余的主要通过在艺术院校授课来维持自己的艺术创作。不过，旅居德国的南非艺术家Robin Rhode则认为，德国政府是欧洲各国中对艺术较为支持的，艺术家个人在德国得到资金是比较容易的。

　　通过和这些外籍艺术家的交谈，记者发现，只要一提及政府对艺术产业的支持，大多会想到资金，在他们看来，政府对艺术产业的支持与否直接取决于是否有资金的注入。那么，在中国，艺术界的最大渴求是否也和他们一样单一地维系于资金之中?

　　被誉为中国艺术博览会领军人的董梦阳向记者介绍说，作为组办博览会的民营企业，最希望从政府方面得到的支持并不在于资金。因为十多年的博览会经验已经说明，不依赖于政府资金的提供，反而能够提高展会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每届博览会他都能顺利地通过各方融资筹集经费，并获得满意的赢利。而目前他感到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样通过国家的政策支持，使自己的博览会更加国际化，能够吸引更多国外知名的画廊参加。董梦阳说，近几年国家对艺术市场的包容政策使得自己的博览会越来越多元化。欣喜之余，仍存在一些瓶颈阻碍了博览会的国际化。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30%的艺术品进口关税，令很多希望参加博览会的国外画廊望而却步，也令许多优秀的国外艺术品不能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董梦阳说，其实，很多国外画廊为了赢利，面对中国政府设定的30%进口关税，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免交纳，比如他们可以不在中国国内交易，而是通过邮寄渠道和买家辗转成交。这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资源，而且阻止了中国市场的国际化发展，从税收来说，也不一定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同时，董梦阳认为，国家对文化企业的免税政策虽然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该政策的受益群只限于有演出证的企业，大多数文化企业因为和演出无关而没有演出证，使得文化企业的免税“有名无实”。还有些文化企业为了免税，本来并没有演出业务而花费各种周折办理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演出证”，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人力的浪费。

　　和董梦阳一样，作为民间组织筹办国内另一个重要艺术博览会“CIGE艺术博览会”的策展人王一涵也对政府是否会给予资金支持并不在意。她认为像CIGE这样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以前必须由政府部门举办，而自2004年起交于民间企业后，表明了政府对艺术的极大支持。王一涵说，“这已经足够了，我们国家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农民工问题，贫困儿童失学问题等等，我们不奢望能从政府得到资金。”王一涵认为，目前国家对艺术越来越关注，政府也越来越开明，2004年的时候，政府还是试着将这一国际性的博览会交给民营公司来做，而四年后的今天，政府已经明确知道专业的博览会应该找专业的展会企业来运作，这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

　　除了博览会，本身就以赢利为主的拍卖行对政府的渴求更加不会针对资金面，对于他们来说，国家如果能够出台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拍卖行业发展，杜绝恶意竞争、假拍等混乱现象的发生，则是对拍卖的最大帮助。成立于2005年的北京永乐拍卖公司，是佳士得商标使用权受用者，对此，总经理董军向记者表示，该使用权的获得，除了永乐自身完全按照佳士得运营模式外，中国良好的法律环境也促成了授权行为的完成。

　　据记者了解，因为完全按照佳士得的模式进行运营，所以永乐成为国内少数获得保险公司认可并对其每一件拍品都投保的拍卖公司之一。目前并不是拍卖公司不愿意为拍品上保险，而是国家相关政策和监管的缺失，致使保险公司不愿意承担巨大风险为拍品上拍，如此也使拍卖处于缺乏保险的风险中。而一些拍卖人士认为，虽然目前拍卖业发展迅速，但一些小拍卖公司拍假严

　　和博览会、拍卖等机构相比，组织更加简单的艺术品一级市场——画廊，对于中国政府的艺术政策普遍表示满意。因为深谙市场的优胜劣汰规律，加之画廊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经营性，他们不像韩国画廊一样寄希望于政府的资金支持，而是只要有能力，就会凭借原始的冲动自行走出国门与世界密切接触。2月份参加了德国卡尔斯鲁厄2008博览会，并在德国逗留半月之久的BB画廊负责人吕敏，刚回到国内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言谈间为能近距离接触欧洲艺术家兴奋不已。她说，开放的政策可以使画廊自由地接触到西方，也令西方真实地通过艺术认识中国，“展会中我们是唯一一家中国画廊，德国观众在我们的展位前驻足不前，关注异常。”虽然此次德国之行花费颇大，但对于吕敏来说，国家能提供机会让画廊走出国门，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至于资金则是需要凭借自身的能力来筹措的。

　　艺术家需要什么?

　　有人说，中国的职业艺术家是世界上最多的，也是生存状态最好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住在城市边缘的别墅中享受着绿树围绕的新鲜空气，生活悠闲自得。因此，除了灵感、激情、创作之外，他们仿佛别无所求。在记者走访的一些艺术家中，当谈及对政府的渴求时，大多一时想不起说什么，在他们的世界中，政府越来越宽松的政策，已经令他们感到十分自由，几乎忘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只要不触及政治，想创作什么就创作什么”。自由对于艺术家来说，是最大也是最基本的愿望，当这个条件满足之后，知足的艺术家们仿佛别无他求。但他们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

　　其实，我们看到的拥有良好生活状态的艺术家也仅是少部分人群，随着艺术院校的不断扩招，每年毕业的艺术生越来越多，他们中很少人能以艺术为终生职业，在最开始的阶段，生活很多都很困难，毕竟进入美协、画院体制内画家还是极少数。记者接触过两个刚从美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一个与人合住在北京通县的地下室中吃着方便面坚持创作自己的作品，一个毕业后因为难以靠作品维持生计，转行做了设计，两年后又觉得绘画是自己的生命，所以辞职从广州来到北京，由于喜欢彩墨画，费尽周折找到一位比较知名的彩墨画家，想拜师学艺，但画家对她不冷不热，始终不肯教授，她在半年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后，只得再次回到广州。她说，“这次经历使自己很受伤”。

　　除了刚毕业的艺术家，有些已经稍有建树的艺术家，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自身的追求。著名写实派画家艾轩向记者介绍说，随着近几年当代艺术的火爆，使得写实画的市场远不能及，目前能坚持下来的都是和自己一样有实力并坚持不渝的“强硬派”。很多年轻一点，没有名气的画家，因为市场不好，作品卖不出去难以维持生计从而转变风格投靠所谓当代艺术。艾轩说，“这很可惜”。

　　因此，和画廊、博览会、拍卖行相比，这些职业艺术家更加独立，也更加容易遭遇市场的冲击，如果政府能有资金帮助其中真正有才华的艺术家坚守“阵地”，那么，中国的艺术家也许会将艺术做得更纯粹也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