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曼· 奥古(Ohmet Ogut),“渡河之谜”(River Crossing Puzzle)

(作者为“M型思维—2011亚洲艺术双年展”策展人，台湾美术馆展览组助理研究员)

人类对于平衡感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平衡协调的需求如同人体具备的生理节律，如心跳、呼吸等，这种生物节律会和环境的变化之间产生自然的互动，构成调和的关系，以维持健康的持续状态。平衡的概念牵涉到内省与外观，同时具备有主观及客观条件的相互关系，一但一个稳定的相互关系遭受新的外力影响，就会对于平衡产生破坏而引发危机，此时调节便开始产生作用。

“2011亚洲艺术双年展”以“M型思维”为主题，结合了两个M符号为首的关键概念：“斡旋调解”(Mediation)和“静思调息”(Meditation)，所主张的正是危机状态中，自我省觉、重新调适以及趋向平衡调和的人文精神。这两个关键词汇指出今日亚洲M型趋势发展下，面对冲突、协调变迁，如何自处与共处的必要课题，并提出深具沟通机能的文化态度，以及面对冲突的调解之道。

“M型思维”衍伸自国际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对于亚洲经济和生活型态所作的M型社会分析。“M型思维”和亚洲地区多元歧异的文化特质有关，更和M型趋向的变动现实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前研一从经济现象所观察到的是：亚洲日益密切而频繁的跨界发展、区域内大量移动的人口、越来越多跨国性的合作，再加上数字媒介的信息流，这些种种现象已经造成现代传统里中产阶级以及菁英思维的撼动(注1)。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性和多元化所挑起的差异冲突、全球化市场竞态，和跨国型态的生活交涉。M型时代打开了亚洲内部与外界之间的市场经济，透过身体和信息的旅行，文化与文化的交遇和冲击，逐渐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必须经历的适应哲学。流动性的疆界意味着围绕“亚洲”的文化议题，需要跳脱疆域的限制，深层讨论其发展的关系性，以及互动和协调。

这个M型趋向的社会背后的危机效应是，大家对于奉为生活标竿和典范的传统价值开始产生动摇。随着亚洲的跨文化型态圈逐渐成立，各种新的社会連结正在急速发生，疆界的模糊制造出关系的紧张感，直接的冲突将正面迎战，许多情感和社会知识的传统架构因为他者的介入，而必须重新开启价值和意义的协商。这表示我们所经验的日常片刻，将从生活的常态规律中脱离，生活的真实将走向无数个的断裂，以及缝合的心灵协调过程。

“M型思维”作为我对亚洲当下文化状态的观察论点，内容着眼于社会功能性的“斡旋调解”(Mediation)，关注艺术家创作意念和行为的“社会介入”特质，同时，从创作如何回归自我实践的心理面向，去理解“静思调息”(Mediation)的精神意义。这两个概念要共同探讨的是文化里的互动关系(Cultural Inter-relationship)，和冲突意志的协调。调解的介入，许多时候并不是以绝对的价值和标准，来对于争端的两方进行评断，而是从差异的两端，中介开放出一个价值交换、权力制衡的转圜地带，从断裂性中开发出一种中介价值链接的可能。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必须正面迎向冲突，承认彼此差异性的存在，允许自我意识和疆界倾向模糊化的可能。在此同时，也不免必须面临其双方权力及利害关系的角力牵涉其中。在调解过程中所磨合出来的语言表达和沟通知识，与冲突两方之间的互动共识有关，因此，若这个调解者在跨文化的冲突事件里，要作用其沟通功能的话，那么表示，他/她必须同时理解两种以上不同文化背景、思维逻辑、生活习俗等内容(注2)，并且具备分析其双方/多方的权力及利益关系的能力，才能在有效的沟通过程中，达到协商、调和及平衡的意图。

今日我们所谈论的亚洲艺术，创作者所面临的多元文化交涉，和当代美学的社会议题，皆脱离不了一个趋向文化调解的过程。亚洲文化的“M型思维”，具体响应到今日当代艺术的发展状态，可以称为是一种“文化斡旋”的美学过程。艺术家本身就像是调解机构里的“中介者”(Mediator)，在创作的实践上，他/她在全球化的文化竞态中，寻求传统价值与现代文化发展之间的中介接合之处。

法国哲学家、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尼古拉斯·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 1965~)针对21世纪的移动性、跨越性、和充满暂时状态的文化现象，提出了“另类现代性”(Alter-modernity)，他认为今日艺术家在全球化艺术和文化景观自由穿行，并在多样性的符号、格式、表达和沟通形式之间创造“路径”(Pathway)(注3)。这个穿行的路径，我认为是艺术家在多样性的文化符号，和多元价值里所协商沟通出来的调解之道，所谓这些当代创作的特色是跳脱一个既定的时空场域，而突显出身体和意识状态的旅行以及经验交换的文化轨迹(trajectory)及过程。

“跨文化的国际性展演空间”是亚洲当代艺术发展里的重要特质，1990年代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的亚洲地区大型双年展活动，还有伴随着这些活动的国际性论坛，这些国际性的展演空间，造就了“亚洲当代艺术”的急速发展，连带地，培养了今日许多亚洲标竿性的当代艺术家，影响了区域间艺术家的创作型态(注 4)。在他/她们的创作里展现了复态的“双重视角/多重观点”，兼具了他者与自我的互相凝视，双重性的凝视，交融了彼此的文化观点，并在其中产生价值观念的交换作用。这双重性/多元性在创作过程，不可避免地互相抗衡、对话。在国际性的展演型态，艺术家开始离开自己的文化环境，旅行到其他地方，和其他人进行在地性的合作方案，或者将自己的作品带到其它地方展示。不论是艺术家本人还是作品，在一个跨文化的国际展示空间里，来自许多国家的艺术家和作品同时并列，自我身分如何展现?艺术作品的概念和语言如何传达?这些提问会在一个文化冲突的交界处，对艺术家以及观看者产生自觉性的反诘。

亚洲地区的艺术创作正在发展一些有趣的实践方式。“亚洲”的疆界持续在开放性的讨论和调解中，不断发生异动及改变，如此环境下的艺术性思考和美学经历，本身即已经存在着他者与自我之间协商的危机，还有区域间互动机制，及平衡关系的权力议题。艺术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身份的视觉展示策略;装置作品倾向了更具场域感的空间哲学，强调开放的包容性，以互动性的观众参与，实践多主体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Inter-subjectivities)。非主流的灰色价值，以灵活的生活机智和应变能力，反应生活中的快速变化。M型时代里，艺术家的日常实践/自我实现的创作过程似乎说明了，艺术家和环境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他们的美学观点不再望向遥不可及的理论高度，反而更关注他/她们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

灰色地带，指那些被排除在正规典范标准外，或者是普遍性价值无法裁决的中间模糊区域。灰色地带没有明确的界定，也就是它是属于社会空间里的无疆界，社会的规范在此失效。它的存在解释了生活的即兴应变和街头策略，往往比正统的社会知识和法规系统还要切合变动的生活需求。来自越南的艺术家黎光顶所创作的“边陲地带的招牌与符指”，运用在胡志明市路边收集而来的对象，还有这些街头营生者利用对象的即兴策略作为启发，发展出这一系列耐人寻味的美学语汇。一只装有霓虹灯管的机车旧轮胎，或吊在树上，或插在棍子上，就代表是修理摩托车的地方;砖块上贴着一张卷成漏斗状的纸，表示这里有商家在贩卖汽油。这些就地取材的谋生方式，是应变生存的权宜之计，反映边缘性的文化状态，这些处在边缘状态的非典型对象，巧妙以隐晦的象征，另外，将它们从路边移到美术馆空间里，这些街头即兴的抽象主义，艺术家刻意让它们对杜象、纽曼的美学形式产生一个跨文化的对话。

这个作品同时呈现出街头的语汇，还有美术馆的美学形式，两者皆涉及了观看与语意传达的议题，只是黎光顶的作品不仅仅谈美学的策略，也谈生活的策略：“边陲地带的招牌与符指”在谈的是生存—面对一个企图控制物品与想法流通的系统，你要如何智取利益;也谈生存策略，以及如何面对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注5)

亚洲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像这个作品中所触及到的灰色经济，例如中国各种充斥地下市场的山寨货品、许多亚洲国家都有的流动摊贩和街头的夜市文化，这说明了一种非正统的社会知识，常民即兴的互动和调适，是这个区域里文化蕴生的一种独特创意动力。

灰色地带的出现证明了在急速变化的日常生活里，非正统的协商管道总是比学理架构还要吃香和管用。它最直接关注的永远是我们最在意的生活议题。中国艺术家徐坦的“关键词”计划，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他以实际和观众对谈的方式，收集和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最切要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不是来自于我们书店架上已经编辑好的标准辞典，而是透过不同族群、不同人群的互动交流，一次次在聊天和讨论的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词汇，这些词汇将是最符合生活议题的关键语言。徐坦的计划将语言回归到生活中的实际讨论，以及它最自然的社会功能：和人群沟通。从这样一个实际考察的社会性研究和计划，或许可以将至高于专业学者间的文化论坛，回归到常民的文化论坛，响应生活最真切的关注。

我们所生活的亚洲和世界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全球化不可预测的种种动态性变因和连环效应，牵动区域内M型趋向的各种流动状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型态和思维模式。危机的状态，触动了调节的机制，创造了替代性的种种方案。亚洲的文化面貌和艺术样态在互动关系的网络中，一起参与了集体的焦虑，在安全稳固的结构逐渐崩解后，游移在边界的个体，依靠着分析大环境的动向，即兴而机动的调适力，创造出自我实践的灰色地带。

艺术家透过创作过程，来内观省视，寻求自我身心的平衡和出路，对外，他/她以因应改变的意识作为，反映他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M型思维”的提出，希望能够对于变动中的亚洲和文化状态，提出开放性的诠释，如同本次展出的土耳其艺术家阿赫曼·奥古作品“渡河之谜”中的机智谜题，在充满限制和危机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启动“M型思维”的沟通机制，找到自我平衡的生存哲学。在传统价值典范松动的文化现状中，如何在反思及权变的过程中寻求“文化斡旋”的调解空间，进而确立自我的身分定位，这将是亚洲当代艺术所要持续面对的必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