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死”的预言作为对古典艺术的反抗，是那些即将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艺术家直面虚无而做的一次心灵的挣扎。从这个角度说，西方现代艺术的反理性、反规律、反传统、反经典，是对摧毁了人的价值体系的罪恶战争的不满情绪的彻底发泄。达达派艺术的领军人物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就是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宣布了“艺术之死”的艺术家之一。

1917年，杜尚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并作为艺术品展出，成为现代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我看来，杜尚的《泉》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其实并不取决于它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在于它的否定性，它既是对传统艺术的否定和终结，同时也否定了自身的物质存在方式，它注重的是自身的精神化特征。同时，它也实现了艺术对逻辑现实的“逆反”模仿。

《泉》也给世人带来了一种看待人生的态度，一种反省世界的立场，体现了人类存在境遇的巨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的审美观念的巨变。在这一巨变的背后，潜隐的乃是人的意义危机。当艺术的本质与美的本质成为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人的存在意义成为了问题。在阿多诺看来，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强权统治的社会，虽然经过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这个社会的强权不像封建社会那样表现为封建王权统治，但是，事实上这个社会处处都受到一种无形权力——“自然本性”(Natur)的控制和统治，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服从于这个以自然本性为核心的社会组织。这样，一方面，罩在人与人关系之上的那种传统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荡然无存，整个社会都面临着由这种本性带来的控制、压迫和强制；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或全能性的功能大大增强，它已经把人的个性抹杀殆尽，资产阶级曾经追求的个性解放已经成为幻想。

这个世界是个异化的世界，异化既然给人带来绝望，艺术就通过展现这个个异化的现实，从而达到对绝望的救治。现实使人失去了自我，世人称为无，成为异己，成为影子，艺术则补偿性的人们曾经拥有的东西，他表现为一种超时的“异样事物”。

我们看到，在1919年，杜尚在巴黎买了一张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印刷品，用铅笔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画了两撇胡子和一撮山羊须，便成了一件叫做《带胡子的蒙娜丽莎》的艺术品。1939年，杜尚又绘制了一幅关于蒙娜丽莎的画，实际上这幅画，画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套翘胡子加山羊须，于是，杜尚将之称为《L.H.O.O.Q的翘胡子和山羊须》。 1965年，杜尚又买了一张《蒙娜丽莎》的印刷品。这次他没有做任何处理，只是标了一个新的题目：《剃掉了胡子的蒙娜丽莎》。他不断地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同时通过杜尚的画作，我们看到，艺术总是追求异样事物，追求这个异样事物的就是艺术中的特殊审美事物，人们称此特殊事物为艺术的精神内容。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异样事物意味着那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画外之象，形外之神。用阿多诺自己的话说即是“那种琢磨不定的东西”——即“艺术的真实内容”。

杜尚自认为毕生最重要的一件艺术品是《大玻璃——被光棍们剥光衣服的新娘》，说它表现了人为机器、机器为人的荒诞感。在这里，杜尚并没有像某些后现代艺术家那样赤裸裸地展示人的肉体，而是在这种机械存在的生命中隐喻着人的荒诞的处境。正如他的《带胡子的蒙娜丽莎》，主人公蒙娜丽莎并没有给人一种肉欲之感，《大玻璃——被光棍们剥光衣服的新娘》同样没有给人提示某种与“性”或“暴力”相关的符号想象，而是把人引向一种存在之思。可以说，荒诞感与由此而引发的焦虑感，是现代艺术带给人类的最后一个感受生命的深层模式。

现代艺术当初是以先锋、前卫的姿态出现的，它以形式的反抗，对抗着把人异化了的现存秩序。这是艺术与现存秩序的一种张力，也是现代艺术葆有其价值的一个前提。一旦这个前提失去了，形式的反抗很快就会沦为一种苍凉的姿势，而且会被消费社会招安，融入现存秩序之中，畸变为恶搞、娱乐、制造笑料的工具。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先锋艺术，命运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