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姿态——杨潇湘近作简析
贵州苗乡独特的风俗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让很多画家倾心，杨潇湘是其中之一。但杨潇湘的优势在于，他生于斯，长于斯，当地的文化早已融入其血脉之中。在描绘山民的过程中，乡土风情与当代意识在他的画布上悄然相逢，从而为这位画家的阶段性探索留下了一个个定格。

杨潇湘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个神奇卓异的场面：觥筹交错的小屋里，乡民的婚宴进入高潮；光线昏暗的小屋里，表情诡异的巫婆为病人施展法术；朦胧的夜色中，焦急的山民在群山之间寻找走失的耕牛……这些场景，无疑是杨潇湘作品最吸引人之处。然而，这批作品的价值并没有囿于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层面上，因为其中隐含着对生命的省思，借此，观者能获得对土地、历史和人的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更深认识。

贵州地处中国疆土的一隅，苗民的民俗文化亦从未进入所谓“主流”行列，但其独特性不容忽视。杨潇湘讲述的故事，恰以此为背景。作品里强烈的乡土意识隐约地指向“当代性”带来的弊端，也反思了地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处境。以传统儒家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强调“文质彬彬”，但与之对应，我们却看到了太多的虚伪与矫情；传统的汉族文化看重“礼制”，但在秩序的背后，产生了森严的等级。更值得忧虑的是，“传统”里诸多不合理因素正与当代社会市场意识结合在一起，产生诸多负面效应。而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偏僻的黔地时，或许能获得新的启迪。尽管苗族同胞很难逃脱“当代”这张大网，但他们生活在偏僻的云贵高原，毕竟保留了许多本土固有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他们的生活环境无疑是相对恶劣的，但他们有自己的民间信仰，乐观知足，顽强坚韧，敢爱敢恨，性格执拗却不乏诙谐感，这些，都是“文明化”的都市人所难已具备的。但苗寨不是乌托邦，尽管杨潇湘的某些作品也流露着牧歌般的情调，但总体上看，他似乎无意做一名隐居的田园诗人。他的作品虽然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但始终有一丝苦涩感，在畅快的效果下，隐藏着粗犷、悲凉的情怀和理性的思索。

就造型形态而论，杨潇湘的作品大体上可归入“写实”一类。杨潇湘受过系统的学院教育，但他既不打算走古典主义道路，更不愿搬用西方现代派的现成样式，他想寻找一条带有本土特色的路径。进一步说，他不满足于冷静的客观描写，而是想寻找某种直率而强烈的形式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激情和感悟。在审美取向上，他不追求唯美主义的精致与华丽，更反感小巧与萎靡，他钟情于大刀阔斧的作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表现主义气息。

或许在他看来，处处讲“逼真”是不足取的，写实的固有形式已经无法用以充分抒发当代人的情绪，而抽象则因远远游离于现实之外而难以被社会所接受，只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表现”是一种可取的方式。所以，他虽然追求形体的完善和故事情节的完整，但并不打算被动、机械地去捕捉自然界纷繁变换、转瞬即逝的光与色，而是试图超越客观的再现，将艺术价值定位于画家心绪的表达上。正是上述那些因素，使杨潇湘的画境既瑰丽多姿又神秘深邃，而作者的创作心态也由此彰显：既从容不迫又桀骜不羁。

尽管还谈不上十分完善，但公允地说，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杨潇湘的作法是恰当的。画家把某种单纯的、原始性的力量引入画幅中，用朦胧的、暗示的手法来揭示人隐秘的内心世界，或是激发某种情感。他注意物象的结构之美，善于归纳，画面坚实。在构图上，他常常以平常的视角展现人物活动场景，但场景往往带有戏剧性色彩，情节扣人心弦。他以粗犷的线条突出人物的动态，用肢体语言来强化性格特征。适度的变形与不稳定的动态结合在一起，视觉冲击力较强。此外，他还强调明暗对比，将大部分物象沉在黑暗中，然后再用集中的光线照亮主要人物，突出了重点，吸引了观者的视线，也为画面增添了某种神秘的情调。画面固然有着作者所着力追求的走笔之际所产生的力之美，但它的感人之处，更多的还在于选择的瞬间所具有的含蓄、内在的力量，它使得这组作品情感深沉而不浅露。

杨潇湘追求书写性的笔法，情绪化特征明显。这里所强调的“书写性”，是与“制作性”相对应的。画面因力避任何规整而呆板的风格而显示出活力，在稳健中迸发着激情，从而具有一种力量感。

毋庸讳言，杨潇湘的作品还谈不上十分成熟，譬如其艺术语言尚不够洗练，以及对人性的挖掘还有待深入，但学界不能因此而忽略这样一位年轻但真诚的探索者。客观地说，在这样一个迅速扑向现代化怀抱的时代，杨潇湘的风俗画呈现出别样的姿态，它不仅仅反映出对即将被席卷的乡村风俗的一种依恋和怀念，更为现代社会如何走出精神缺失的困境提供一种思考的参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潇湘笔下的“乡土”，不是一个地域性的、物质性的或空间性的概念，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符号。

（徐沛君：中国国家画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