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的一系列变革，给大众带来了经济上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但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以群体意识形态为要义的国家观念体系来说，还是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以主体心灵、自我自由为旨归的价值体系来说，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翟晖的作品，也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纵观翟晖先生的作品，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 “ ’85美术思潮”的洗礼，翟晖的艺术思想开始成熟。他开始以“一阖一闢谓之变，来往无穷谓之通”的方式，进行融会中西古今的艺术创造。并且，早在那时，他即已深明中国文化元典中的“物虽众，可以执一以御”的文化精神的重要价值与重要意义。于是，我们也就看到，在翟晖先生的艺术探索中，便出现了三种主要的风格取向：

 第一种，是重彩系列。在这种风格的探索中，具象写实、意象表现与境界传达集于一炉，并且，他已然能以“天下之赜存乎意”而“鼓天下之动存乎象”的方式，把他的重彩作品推进到的瞬间能令人感动的高度——在翟晖先生的作品中，他遵从“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的原则，以整合的方式使其绘画的形式语言内蕴了通古今于一气的审美内涵。

第二种，是山水写生系列。《江南写生》、《张良庙写生》是这一系列的代表。翟晖先生的这一系列作品，虽往往取自然山水一隅，但其作品却诞生于经过他的个性化的文化心灵洗礼的中国水墨文化母体——从翟晖的作品看，他的文化心灵，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经浸润在经他多年修炼而建构起来的既属于他自己而又属于“大中国文化”的文化空间。而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空间的浸润下，使他面对自然的写生，具有了“小中见大”的特征。令其作品具有了“真山水为画中山水前身，画中山水为真文化尘影”的基本特征。

第三种，是古意新传统系列。这一系列包括的三大题材：山水、花鸟、人物。这是翟晖创作生涯一直皆感兴趣并不肯割舍其一使然。在这一类作品中，有着早期海上画派适应时代发展而变革的影子，也有早期京派绘画追求正大光明气象的影子。在原则上，早期长安画派的形成，正是当时西安画家立足20世纪中期学院派面向生活的“新写实传统”而汲纳京派、海派（当然，这之中还包括岭南画派）画家优长而形成的新气象。翟晖的这一类“古意新传统”绘画作品，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立足当代具象水墨前锐性发展的平台上，接续当年长安画派新传统而形成的具有个性化风格显现的一种崭新样式。

        总之，在创作中，就风格而言，翟晖重彩、水墨写生以及古意新传统三者兼顾，而题材上，他同样山水、花鸟、人物三者兼顾。他能象高明的钢琴家弹钢琴那样，十指协调，演奏出多音部同时进行的交响。子峰先生曾著文说他有“灵性”，“深受‘长安画派’流风薰染”，认为他不同风格样式的探索，能使他处理某一风格样式时，已然将探索得来的“诸多绘画原素，变现成作品中的亮点。”这是出自一个有造诣的画家的肺腑之言。对翟晖不同风格样式和不同题材的绘画作品，我们都可以作如是观。

        在翟晖的作品中，有着一种由画家以个性化的方式把握的对中国文化的真诚理解，乃至，有着他对中国古人的“道法自然观” 的特殊的理解。所以，他的具有这样的文化内涵的作品，也就使我们能在愉快的审美欣赏中，令我们的人生意志乃至人生态度在受到陶染时得到改变，得以升华。

        最后，我们想说，翟晖先生主攻山水，但他的花鸟、人物画得同样的好。这种三维出击的方式，并没有影响到他其中一种类型的作品的质量。这就是说，翟晖先生的作品虽题材不一，但皆属于“同枝异瓣之花”，犹如“前波后波同水相继”，所以，无论那一种形式的绘画，他都能在浓皴淡抹之中，令性灵、修养、品格与笔墨造型在激情的创作中一迸而出。中国古代画论所强调的“画品即人品”，就是在翟晖先生的这样的语言表现形式中，在被显现无遗的。

       综上所述，翟晖先生作品中的笔墨，是高迈、峻拔的，他能遵从“外师造化”的古训，而又能以“无中生有”的方式，在“取象不惑”而“得其心源”之中，把画面表现得既气象峥嵘，而又能够一团和气。他是在“思无定契，理有恒存”之中，使他的作品达到如是至境的。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翟晖先生的作品，必然会在其作品的酝酿之时，因人品、性灵等因素的不断渗透，而携带他的文化基因。

        晋人王辅嗣曾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这个“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与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中的“万物万形，其得一气”同义，所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翟晖先生的作品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将宋代范宽马夏以及元季四家的传统，乃至，将梁楷徐渭的传统，统会于他对自然造化神气变化的理解之中，统会于他对传统文化深邃精神的因修持日久而能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进行的把握之中。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古风绘画一直萎靡不振。此之衰，不在新学之不修，亦不在旧学之不振，而是病在学者无远识，无通才，缺乏批判与综合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翟晖遵从了魏晋人的“内圣外王”之法，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态度，把他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令人极为欣慰的。

       一言以蔽之，在“内圣”中，翟晖先生能够“自我发达”，极尽自我修养之能事，达于自身修养的充实；而在“外王”中，翟晖先生则能以“日新日日新”的态度，立志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他的绘画中向当代人尽情开放。所以，我们相信，他的这样的努力，必将还会在今后的创作实践，绽放出更加璀璨的花朵。

                                                                                                                   （部分节选） 作者：傅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