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一开始，人们就可以在党、国家和政府的公开文件中读到“文化产业”这个词汇。这个读上去没有任何趣味的词汇表明了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意识形态冲突进一步被市场经济所销蚀，尽管来自政府的会议甚至项目经常让人感到空之无物，但是，由于政策和权力机构的推动，涉及“文化产业”的言行统统具有合法的依据。之后，“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另一种雄心勃勃的表述。

　　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从古老而繁华的王府井街原址搬离，在于2001年进入望京新校园之前，师生们在大山子北京电子器件二厂有六年的过渡教学时间。2000年，雕塑系副主任、老师隋建国和于凡在706厂租用了一个80平方米的工作室。同年12月，国营企业改制的经济政策导致原来用700、706、707、718、797、798代号的国营工厂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量的厂房被闲置下来，七星集团开始将那些看上去陈旧不堪的厂房对外出租。在2002年10月“北京浮世绘”(冯博一策划)开展之前，有关联的记载应该包括时尚话语的制造者洪晃(1961— )(2000年)、小说家、音乐家刘索拉(1955— )(2001年)、《新潮》杂志团队(2001年)[i] 在这个区域的活动， 2002年2月，美国人罗伯特(Robert Bernell)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开始创办他的现代书店——Timezone 8。[ii] 3月，刚从日本回国的艺术家黄锐租用了一个大车间。他很快将日本东京画廊引进到工作室旁边的一个400平方米的车间，正是B.T.A.P. “东京艺术工程”——东京画廊在北京的分支——使得“北京浮世绘”的展览成为现实。这个展览让很多艺术家和经营机构看到了闲置厂房和车间可能带来的机会，到了2002年底，在798的艺术及商业机构已有40多个，艺术家工作室超过30个。

　　2003年3月，“二万五千里文化传播中心”(长征艺术基金会)在大半年(2002年6月开始)的“长征”活动之后落脚798，这个新的展览场所被称为“长征空间”。相信从共产党的革命史中能够找寻到当代艺术动力的空间负责人、艺术活动家卢杰(1964— )不断地在这里举办各种艺术展览与学术活动。空间原是一个火车站台，按照这个空间的成员的看法，正是废弃的形貌与仍然没有停止的运转状态，构成了现实的一种值得体验和考察的活力。而这种感受是很多艺术家所共有的。

　　2003年，艺术家黄锐和徐勇(1954— )发布了一个号召“再造798”：

　　我们希望厂区内的所有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们能积极响应我们的倡议，共同来参与“再造798”活动，在我们的艺术区里营造一种健康、活泼、合作的文化小气候。请柬、海报、导览图请各参加活动的机构及公司分摊部分费用，画册制作不另外收取费用。该活动完全自愿参加。请凡参与这一活动计划的机构及艺术家尽快将回执发回，并及时与我们交流您的机构和工作室届时的工作计划。

　　这次“再造”活动的特别受邀人还有“北京七星集团物业管理部领导及六分部全体职工”。 黄锐等人的这种号召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上个世纪末的“星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讲，“再造798”就是一种以艺术为手段来改变体制的政治意识的表现。然而，798的产权隶属和这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没有赋予艺术家们任何“再造”的权力，可是，对于那些50年代左右出生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举动几乎是本能的、充满刺激性和挑战性的，在他们看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艺术及其艺术观念难道没有使这个衰老而破败的空间恢复其活力?黄锐以后说，在使用“包豪斯”这个艺术史和建筑史专用名词时都是采用了一种“策略”，而发起艺术节也不过是“政治手段”，目的在于“挑起媒体对于798历史本身的注意，也等于对798艺术空间和工厂建筑同时的关注”。“再造798”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活动引起了七星集团的焦虑与困惑：艺术家徐勇交代了之间的冲突：“但这事也引起了798业主方和我们艺术家之间的矛盾。尽管我们向厂方再三解释‘再造798’是个艺术概念、是项艺术活动，并非想真的再造出一个798工厂，我们也不可能有能力再去恢复一个军工厂，但厂方坚持认为这项活动的名称侵犯了厂房对798这个名称的专有权。后来我们也因此给厂方写了两份检查，并在活动海报上将‘再造798’这几个字都用胶布盖住。后来我们艺术家和园区内的艺术机构开了一个会，决定将当时已经宣传出去的‘798艺术区’名称改为‘大山子艺术区’。798是三个顶天的数字，组合得恰到好处，又有历史传承的含义。‘大山子艺术区’这个名称听起来就别扭多了。”[iii] 即便是6月的“非典”时期——这时七星集团冻结了厂房的租赁计划，798的展览仍然继续进行，“蓝天不设防”(舒阳策展)和之后北京双年展外围展“左手与右手——中德国际艺术展”(冯博一策展)有力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也正是在798这个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场，人们可以更清晰地去理解“左手与右手”展览里关于社会主义的记忆究竟有什么样的依据。危机一直存在着，在第一届北京双年展期间(9月)，有12个外围展在798的空间里举行，可是，就在之前的6月，七星集团通知艺术家：这798已经被规划为“中关村电子城”，2005年年底将要完成拆迁。

　　也许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化进程看成是同时性的，全球化的资源也成为解决中国当代艺术家面临的问题的手段。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将798艺术区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同年，北京首度入选《新闻周刊》年度12大世界城市，因为798艺术区把一个废旧厂区变成了时尚社区。2004年2月18日，作为本届北京市人大代表，艺术家李象群(1961— )代表艺术区200多位艺术家向北京市人大递交了《关于718联合厂地区保护与开发的议案》，从建筑、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奥运五个方面分析了798存在的价值，艺术家们号召“保护一个老工厂的建筑遗址，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文化产业区”。同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的世界有发展性的十二个城市之一，入选理由之一依然是798。2005年，北京旅游局发布的《“798艺术区”调研报告》开始透露出政府有意图与艺术家共创“文化旅游消费区”。9月，于80年代末离开中国的批评家费大为代表尤伦斯艺术基金会与“七星物业”正式签订了租赁合同，基金会租下的面积有5000平米，这在个798艺术区内最大面积的租户的举动似乎表明了798的未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无论如何，这个时候的798已经成为一个综合的、使人容易联想到美国SOHO的时尚艺术区域，展示交流空间、艺术家工作室、广告设计、传播发行机构以及餐饮酒吧咖啡厅与仍然在作业的工厂车间构成了让人充满幻想的世界。同时，在这样的氛围里，来自法国、美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以及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和机构也不断增加。

　　2004年4月， “2004大山子艺术区艺术展示活动”(DIAF——Dashanzi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在798举行。之前，那些希望按照艺术家的意志改造798的推动者计划举办的是“艺术节”(第一届北京大山子国际艺术节)，可是，在“七星集团”看来，这些无法无天的“租户”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权限，他们警告艺术家：

　　所谓“大山子艺术节”在未获得政府批准的《举办大型社会活动治安登记证》及其他相应批准之前，个别人如强行举办，七星集团物业管理中心将依照政府相关法令及物业管理中心的管理规定，坚决制止此次活动的举办。(2004年4月20日)[iv]

　　有政治经验的黄锐等人在向管辖区的朝阳区政府进行策略性求助的同时，发布了公开信《关于七星集团突然措施的几点担忧》，他们提醒，“艺术区活动广为全世界主流媒体、政府、非政府组织、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于普通民众所知并关注，由此突然措施带来的国际影响是否一概由七星集团承担?”[v]

　　艺术家们使用“全世界”和“国际影响”这样的词汇是一种有政治策略的威胁，这种策略在1979年的“星星”美展事件中就被艺术家们有力地使用过，那时，那些业余艺术家们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他们只能借助于事实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的国际社会。现在，他们使用了同样的操作思路，不过，不是他们的威胁性的词语导致了对立方立场的改变，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798已经构成的市场现实提醒了政府对这个特殊市场及其影响力的利用。“全世界”或者“国际影响”如果真的重要，也是在更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给予考虑，政府官员很清楚这样的政治立场。2005年9月22日至10月7日，798艺术区举办了自己的“双年展”。2005年12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授予798“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牌子，2006年3月，由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与七星集团联合成立的“798艺术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开始了798的发展规划和管理，于是，当初艺术家开创的798艺术区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人们对保持798现状功能的未来可能性似乎有了依据。

　　2007年11月，由尤伦斯夫妇(Guy&Myriam Ullens)在798建立的当代艺术中心开幕，题为“’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的开幕展(费大为策划)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全面回顾。这个展览具有复杂的象征性：曾经被认为缺乏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现代主义被合法地展出——这是1989年以后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85美术运动的大型回顾展;中国的现代主义被一个西方收藏家在中国境内建设的艺术空间里展出——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美术馆还没有计划收藏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而这些参加展览的艺术家的大多数重要文献早已经成为西方人的收藏;即便展览在798艺术区里举行也让很多观众对那些早期现代主义感到陌生——中国的变化是如此地迅速以至人们对为什么会产生当代艺术的原因缺乏学理的认识和历史的理解。同样，798的演变也提示了新的问题，曾经，艺术家们在这个几乎属于废墟的工厂发现了他们自由的乐园，他们用很少的金钱就可以在这里租用一间巨大的车间，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可是，正如黄锐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编辑出版的《北京798》里忧郁地提醒的那样：

　　随着画商、收藏家、观光客的到来，金光闪闪的广告，媒体上的彩照，世俗硬通货的流通，似乎798的未来会一路畅通了。一个相反的现象是798艺术区的入驻艺术家却越来越少了。在拆迁压力、临时身份、非市场性背景下的五十余位入驻艺术家的上升情况近来却一路下降，现在是十分之一或是将更少?[vi]

　　798是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结果，对于798艺术区，无论官方有什么辉煌的说辞，那也是当初一些游荡于体制之外的艺术家“冒险”、努力甚至抗争的结果，他们一开始没有任何机构与“政策”的支持，他们仅仅是发现这里的租金非常便宜，甚至环境非常隐蔽，有利于他们的艺术工作。之后，由他们的努力导致的社会与市场影响力逼迫官方改变了对这个“问题区域”的看法，艺术家们的成果开始受到关注，政府机构以及国营企业开始利用“文化产业”、“创意”这样的口号将艺术家的成果朝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修改，那些关心“文化创意”的官员一直没有弄清楚那些难以理解的当代艺术究竟有什么好，可是，他们宁可相信利用“当代艺术”可以带来市场的繁荣与政治上的成绩——这是许多当代艺术展览取得合法性的基本原因之一，这样的现象构成了中国艺术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所以，从社会学和政治学上考察，798象征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多重性的现实问题。

　　无论如何，在新的世纪里，在北京及其城市周边[vii]、上海以及各地不同的城市，新的艺术空间层出不穷，上海的莫干山50号(M50)，昆明创库，成都蓝顶艺术中心，重庆坦克库，南京幕府30工园……所有的空间都产生于这个国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从90年代初开始的对意识形态问题不争论的政治现实，这些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和区域尽管有不同的定位，可是，她们一开始都是艺术家意志的结果，并且共同证明了当代艺术开辟了自己富于活力和生命力的环境与场所。

　　[i] 这是一本由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贝森公司)投资创办的刊物，该杂志共办6期，是研究新世纪最初的当代艺术的文献之一。主要编辑有栗宪庭、吴文光、邱志杰、王明贤。由于该刊物的内容充满“前卫性”——一个90年代的术语——的内容，同时缺乏市场的支持，一年后停刊。

　　[ii] Robert Bernell,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过两年(1986—1987年)，期间他结识了批评家李小山，他对艺术有天生的兴趣，结果是完成了一篇涉及中国艺术的论文。之后他在多家国际公司工作。1997年，他创办了介绍中国艺术的英文网站Chinese-art.com。期间他经常到望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并知道了798这个工厂。他的书店以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信息与出版窗口。

　　[iii] 李九菊、黄文亚著：《798-现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iv] 转引自叶滢：“失重——798的现在进行时”，黄锐主编：《北京798：再创造的工厂》，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v] 转引自叶滢：“失重——798的现在进行时”，黄锐主编：《北京798：再创造的工厂》，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vi] 黄锐：“一、二、三、四、五、六、798”，黄锐主编：《北京798：在创造的工厂》，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vii] 北京其他周边的艺术区有：草场地艺术东区、酒厂艺术园、北京艺术车间、环铁艺术区、索家村国际艺术营、费家村香格里拉公社、上苑画家村、宋庄画家村、观音堂文化大道、北京一号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