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水墨”的关注，不能“固化”。如果以“定义”方式来界定“什么是新水墨”，我们只会落入陷阱—市场所需要的“口号”。也即，“新水墨”并非“风格概念”，而是水墨的一种“状态”。所谓“状态”，是指水墨在新资源（包括视觉资源、思想资源）的刺激下，“生成方式”发生了变化，并因此形成不同于此前水墨的“视觉机制”。

这种“机制”研究，不是为了提供价值判断的依据，而是为了理解：作为传统存在的文化经验，在纷繁复杂的当下语境中，是如何自我激活并进而应变的。就此，“新水墨”并非谋求“抗衡”的话语，而是“内省”式的自我“检讨”。如果，将“新水墨”理解为“抗衡”他者的“新艺术”，我们会发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艺术，并不在意这种仍然“架上”的东方媒介。所以，只有放弃“我们能够提供怎样新类别”的逻辑，转以新视角—“今天的语境，在既定艺术框架中得到了怎样的诠释”，“新水墨”才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文化意义。因为，这种“既定框架”的“诠释”，是其它框架无法提供的特殊经验。

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在当代艺术充满“魔幻感”的媒介运用中，丧失水墨方向。显然，受制“当代逻辑”的所谓新媒介，不见得就比“以开放态度运用传统媒介”要高明。尤其今天，媒介并不说明问题，只有运用媒介的方式是否贴切才是重点。花费心思地制造当代符号，无论采用怎样新潮媒介，往往不如一个看似传统的媒介以恰当方式诠释当下。因为，后者更真实，也更接近我们自身经验。

当然，针对这种“经验”，我们并不急于判断什么，而是将它还原为水墨“特殊状态”的文化表征，来辨析“变化是何以发生的”。水墨作为话题，最复杂的在于：“水墨的物质存在”与“历史的文化经验”时常具有“ 一 体性”，其既定经验成为讨论水墨的必要条件，甚至唯一条件。那么，“新水墨”又是在什么资源的影响下，改变了这种“一体性”，并因此为“水墨的物质存在”提供新的经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恰是跳跃简单化价值判断的关键所在。也即，我们的注意点不再是“新水墨”自身，而是“新水墨”的发生逻辑。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水墨，一直存在多条隐约的线索 — 从政治化表述到形式主义自觉、从再现性视觉到传统语言回溯、从历史化载体到媒材开放，等等。那么，近年来“新水墨”创作，与上述线索存在怎样的关系？它与“抽象水墨”、“实验水墨”、“都市水墨”、“观念水墨”等现象的发生，有着怎样的相同条件，或不同条件？显然，这些问题远比简单定义“新水墨”要有趣，且更具审视的力量。

基于此，与新绎空间合作的“新水墨切片”，并不在意于“结果”化的展现，而试图将有关“新水墨”的问题作为讨论对象，并以“切片展现的方式”来完成“审视”的过程，而非提供一种“固定”的答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水墨作为固定的、传统的、封闭的文化体验，是怎样被转换、怎样被演绎，以至重新获得开放性、活跃性，从而与当下经验建立联系。于是，我们选择了五个问题 — 言说结构、色彩象征、水墨质性、材料边界、视觉结构，并将它们概括为言、色、质、界、绎五个展览主题来加以讨论。我们希望，这种方式的讨论，不会将观者引入“新水墨是什么”的简单化“结论”中，而是将观者导向“新水墨是何以出现？”、“新水墨通过怎样的通道完成了水墨的转换？”、“这些通道背后又存在着怎样的资源系统？”等等。

如果，这种视角下的关注得以深入，我们相信：“新水墨”会进一步自我激活，并在更为明确的问题情境中，给我们带来新的体验。

2013年3月1日于海润

言——言说结构：

视觉作为认知结果的描述，首先显现为“图像”与“意义”的生成结构。在古代意象表现、新中国现实再现以及新时期形式主义构成之后，受“超现实主义”叙述结构的影响，水墨的图像生成发生变异，在表现、再现、构成的方式之外，显现出“非逻辑性真实”的叙述方式，从而不同于此前水墨的“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