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沛县，保存有《大风歌》碑三块，一块汉碑，一块元碑，一块甲子碑。1984年由江苏书法家孟昭俊复原的甲子碑，以原汉残碑为标准，历时三年精心研考，把原碑所缺九字的古篆体，悉数查出，再现了千年古碑的原貌。碑文以大篆书写，极具美感。孟昭俊也因此名气陡升。

　　孟昭俊1941年生于江苏沛县张寨镇孟双楼村，受家学影响，自幼热心于书法。我与孟昭俊仅有一面之缘，三五闲谈之中，可约略窥见其朴素严谨之风。他不善言谈，谦称自己几十年来只是“认真写字”。

　　孟昭俊的书法整体上有一种清气，可以看出与张伯英的某种联系。张伯英是铜山人，乃是孟昭俊的乡人和先贤。张氏书法导源于魏碑，在20世纪前半叶享有较高声望，其清峻硬朗的书风在整个徐州地区有着长远的影响。孟昭俊的书风并未完全蹈袭张氏，而是有所变化和创造。在我看来，敦煌写卷、唐楷特别是颜体，是他的重要资源。他将二者融合到一起，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楷书。如韩愈《石鼓歌》、《金刚经》、《心经》等作品，其用笔依然可见张氏的爽劲风格，但结体上却非常接近敦煌写卷，笔画则有颜真卿、柳公权的法度和沉稳风格。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孟昭俊的独特风格的正书，别开生面。

　　在楷书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孟昭俊的对联和榜书。每一位书法家都有所擅，有所不擅，如苏轼就自称写不了大字。孟昭俊恰恰是善写大字的，他的对联落笔沉稳有力，堪称幅幅精彩，隶书有锥画沙之妙，行书则松弛自然，起笔不急切，收笔不匆忙，信心十足，没有数十年的功夫，恐怕不会有这等状态。在他的榜书与对联中，观者甚至可以感受到每个字的气息与节奏，品味到作者的自信与从容。这是一种“老成”的书法风格。

　　与其楷书、榜书的取法不同，孟昭俊的行书更多的与明清行草神似，行笔恣意。相较榜书和楷书，行草更需要文化储备和心性蒙养。中国历史上行草法书的最高境界出现于晋、宋时代，与当时的文化形态有密切关系。魏晋著名书法家几乎全部出自士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等，而两宋时代士人地位也很高，宋代书法家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都是著名的文人。两晋墨迹，尤其是二王杂帖均无意于创作，多是平时来往信笺，因此自然率性，无意于书，而臻于书境之极致，如《十七帖》。当代人在传统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上很难达到古人的高度，因此创作行草，本身就在境界上自下一等了，这一点，孟昭俊恐也难以脱俗。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也是对今人的苛求。

　　当代书法早已转变为一种创作形式，远离日常书写，“自然”的书法难得一见。当代人对“自然”的高标追求，无法忽视或背离传统。就此而言，趋近“自然”的路途中，书法创作还是应以基本功夫为起点。在这一点上，孟昭俊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