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黄宾虹居游四川时，在一首题画诗中有此两句：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淋墙头月移壁。此话渊源有自，都是他的切身经历。“雨淋墙头”指的是他的“青城坐雨”，“月移壁”则源于他“瞿塘夜游”的经历。“雨淋墙头”指的是水、墨的技法；“月移壁”指的是画面虚实的关系。此句很形象的说明了黄宾虹是如何处理写生与创作的关系传统的。这也恰恰印证了黄宾虹的写生，就是在山川造化中寻找符合于笔墨变化的内在之美。

 这也便引出了中国画的写生问题。不同于西画概念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写生更多的是通过游历来搜集素材，并加之以体悟之后进行创作的。可以说在对待写生的态度方式上，中国画家们更加重视观察研究自然和综合提炼自然，而真正对景写生的并不多。这正如傅抱石所言：“中国山水画的写生，不仅重视景物的选择和描写，更重视主观思维对景物的认识和反映，强调作者的思想感情的作用。在整个山水画写生过程中，必须贯彻情景交融的要求”。傅抱石说的虽是山水画，但对人物画和花鸟画，也基本适用。

 然而毕竟中国画的语言是有程式化的。临摹古人的经典作品，掌握中国画的程式化的技巧是任何一位国画家的必经之路。对于画家来说，写生的目的某种程度上就是突破固有的程式化的技法，或是丰富已有的绘画技法。但同时，在写生时画家又往往会运用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程式技法，这便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矛盾。因此在很多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写生和创作中所呈现的往往是脱节的。

然而，对于那些真正的大家们来讲，临摹、写生、创作其实是一以贯之的，真正好的画家应该是可以打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因此，今天当我们以更宏阔的视野来回顾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与变革时，不得不承认，尽管不同的人对写生的理解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写生方式、写生观念、写生状态也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杰出画家，基本都是通过写生来实现风格的成熟与蜕变的。

 去年夏天，由信雅达文化艺术策划发起的尼泊尔、不丹雪山佛国之旅，邀约到了尉晓榕、赵跃鹏、林海钟、李桐、余宏达等5位画家老师的支持与加盟。整个行程近半月，历经杭州、昆明、加德满都、廷布、普纳卡、帕罗、巴格塔布尔古城等等。在尼泊尔、不丹短暂却又充盈的奇幻之旅，让画家们充分体验了南亚山域佛国的神迷与魅力。然而我们看到，尽管五位艺术家经历了完全相同的游历路线，看到了完全相同的景色人文，但每位画家在处理写生与创作的关系时是各有不同的，这说明五位艺术家们通过作品呈现出来的对不丹和尼泊尔的理解和认知是有差异的。

 比如尉晓榕老师的创作即是典型的写生与创作的结合。他的画中，既能找到现实的人物原型，又能看到他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他把所感受到的不丹尼泊尔的慢节奏状态、佛国气氛以及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结合自己的体悟，有选择的描绘下来。因此他的画带给观者的直观感受就是不丹是一个纯洁静寂、慢节奏的高山佛国。

 赵跃鹏老师抛开了最为擅长的花鸟题材，他把对不丹尼泊尔的山水性灵与风土人情的感悟，以没骨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应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与尝试。他笔下山水氤氲的烂漫，与人物仪态的轻盈，加之以服饰色彩的丰富，生动的传达了山域佛国独特的人杰地灵。

林海钟老师以固有简练的用笔，娴熟的技法高度提炼了不丹尼泊尔的山水风貌。他笔下的不丹印象，既有传统中国画特有的高古寒林气息，又有因题材别致而传递出的域外情韵，带给观者一种既熟悉又新奇，既亲近又久远的别致。

 李桐的作品尤其注重对人物肢体造型的艺术性与内心世界丰富性的刻画。如他的舞女系列，仪态轻灵优美，色彩古雅清丽，画面中充满了动与静、张与弛对比。小活佛的形象，让你看到一个纯真的孩提，有着一颗宁静而淡然的内心，却又如佛陀般的闳约与宽博。

余虹达的人物与速写，充分展示了他如涵镜取影般极为出众的造型能力。如《不丹的格桑花》，余宏达把他对不丹的印象，融合在了这样一个普通朴素的小女孩身上。即便肤色衣着不是很好看，但她的明眸善睐，清澈如初，恰恰是不丹人整体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

如今距离去年尼泊尔不丹之旅已过去一年有余，画家们当时的亲历，已渐变成朦胧的记忆。艺术家们根据印象记忆与情感体悟所绘制的40余幅精品之作，即将在信雅达•三清上艺术中心集中展示。这些作品中，艺术家们把对尼泊尔、不丹的直观感受与心灵共鸣，通过自己艺术化的理解与视觉化的呈现，为观者带来一片艺术家眼中的佛国意象。

 本次展览取名梵境寻踪，意在呈现尼泊尔不丹那片神秘沃土的自然与人文。希望能够为那些业已去过的人们勾起一丝回味，为那些尚未去过的人们带去一片神往。让艺术，与历史，与自然，与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的交织，在此刻共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