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万隆2009大型艺术品拍卖会5月31日启槌

《北宋福州建阳景福院罗汉大会十王斋牒》　　

　　雕版印刷业在宋代的繁盛，为书籍的广泛流传和普及创造了条件。处于承前启后位置上的宋版书因其刻印精工和流传稀少，呈现出独具的文献学价值。与此相联系，世人多以宋版书为贵，或为治学，或为显富;或珍视有加，或顶礼膜拜。佞宋之风，遂成世俗之画。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为后代所推崇仿效。世界上最昂贵的书籍，并非金箔、银箔甚至镶嵌珠宝的印刷品，而是中国的久富盛名的“宋版书”，这种珍奇的版本几乎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

　　早在明清时期，宋版书就是藏书家竞相搜求的宝贝了。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他的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这段话，说的是明末的事儿，货币到底如何换算我们无法考证。但“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老话已流布坊间。可以想见，宋版书早就是藏书家和文物贩子争相追逐的奇货，叫价自然非常惊人了。那么，现在举国上下“收藏热”，“宋版书”又到了怎样一个行情呢?目前的宋版书依然“按页论价”。

　　宋版书如此珍贵主要原因还是宋版书流传不多，极为罕见，加以宋代刻印的书籍内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装潢考究。北宋时期，除首都汴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书的中心。后代的兵燹战乱、水火天灾，给宋版书带来了厄运，使北宋印本书籍能留存到今天的，除极少数的佛经外，均以凤毛麟角。

　　宋版书为世人珍重若此，究竟它是什么样子?其主要特征是：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

　　福建是宋代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在福州，北宋就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佛经刻印，证明当时已有一大批精良的刻版工匠。而闽北的建宁地区，更集中了较多的印刷作坊，书籍的印刷量居全国之首。两宋时，有记载的书坊有三十三家。建阳的崇化、麻沙两处，书坊更为集中。朱熹说：建阳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说明在福建建阳一代佛经的刻印历史悠久，有据可考。

　　十王信仰，指崇信和设斋供养地府十王，祈求转生极乐好处的信仰观念和修持活动。十王即指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十王信仰，兴起于晚唐、五代，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为我国民间信仰的主要部分，其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刻影响着国人，为亡人作“七斋”周年斋、三年斋直至今日还在我国民间流传，成为民间一种风俗习惯。《十王经》，又名《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本经成为了十王信仰的依据。

《北宋福州建阳景福院罗汉大会十王斋牒》

　　《北宋福州建阳景福院罗汉大会十王斋牒》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极少的关于北宋佛学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看到了寺庙中如何召开罗汉大会、十王大会中到底需供奉何物、北宋的建阳刻板印刷的到底水平如何、北宋用纸到底如何精良。此斋牒为北宋神宗四年(1074)至元丰六年(1076)福建建阳县景福寺院罗汉大会斋牒。此件由三组牒文组成：1.景福院结五百圣众会斋牒，一张；2.景福院结罗汉会斋牒，一张;3.普光院结十王会斋牒及给入会弟子施语封条，十二张。此件通过实物可知罗汉大会共历十场，多方施主捐资，普光院高僧主持。一七敬秦广王、二七敬初江王、三七敬宋帝大王、四七敬五官王、五七敬阎罗王、六七敬变成王、七七敬泰山王、百日敬平等王、周年敬都市王、三年敬轮转王、十场从北宋元丰五年(1075)至元丰六年(1076)。观此套斋牒共计十四张，用纸为北宋典型的白麻纸(皮纸)，从刻印的风格来看也是北宋建阳风格无疑，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刷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为北宋典型风格。此斋牒宋刻宋印，查有关资料未见古今中外任何著录，实为海内孤本，至为珍罕。

　　本件《北宋罗汉大会斋牒》为碑帖专家孙伯渊先生誓死珍藏的一件北宋遗珍。由孙伯渊先生的亲友提供。当我们展开这卷《北宋罗汉大会斋牒》的时候，其亲友给我们讲述了，孙伯渊先生珍藏这十四张“北宋遗珍”背后的故事。

　　孙伯渊(1898～1984)，江苏苏州人。出生于装裱篆刻世家。其父孙念乔善于镌刻碑石，擅长鉴定碑帖，且开设“集宝斋”小作坊。父亡，他继承家业，从事刻石拓碑，对碑帖书画鉴定有较深造诣，徐森玉、刘海粟等推崇他为碑帖鉴定专家。2000年香港集古斋出版发行《满地香泥梦有痕--孙伯渊先生捐献金石拓片清册》。足见孙先生的收藏水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宁弃一切，而将珍藏的北宋罗汉会斋牒由苏州转移来沪，以防战乱损失。其间日本人得知孙伯渊有此件北宋珍品，曾威逼利诱其将此牒拿出，孙均未同意。解放后，他先后将金石碑文4000余件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皇甫君碑、李北海岳麓寺碑等宋拓法帖10种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多年前日本某图书馆、香港图书馆均提出欲高价将本牒购出国境，但孙家人为了满足孙伯渊将本牒留在国内的愿望均未答应。此次孙伯渊亲友将本北宋珍品拿出提供给北京万隆拍卖，使我们领略了北宋遗珍的风采。

　　著名佛学研究专家方广錩教授曾撰文：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义理性层面”，把后一种形态称为“佛教的信仰性层面”。义理层面的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以大藏经中收入的印度译典及中国高僧著述为依据，以追求最终解脱为主要目标;而信仰层面的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汉译典籍中的信仰性论述及中国人撰着乃至诸多疑伪经为依据，以追求现世利益为主要目标。义理层面的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与活泼泼的灵魂，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信仰层面的佛教较义理层面的佛教影响更大、更深、更远，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这两种层面的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绞缠在一起，相比较而存在。当两者相对平衡，佛教的发展便相对顺畅;当两者的力量相对失衡，佛教的发展便出现危机。

　　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应该指出，当前研究界对于信仰性佛教的研究不够重视，导致宋以下佛教的形态，至今若明若暗。这卷北宋福建建阳会斋牒的面世，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广泛流传的信仰性佛教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一点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9年5月6日北京市文物局到北京万隆鉴定了本幅斋牒，专家组一致认为本件为海内孤本，至为珍罕，认定本件为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