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享誉海峡两岸并在世界画坛名望卓著。其画路宽广，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上世纪30年代与溥心畲并称“南张北溥”。溥心畲喟叹：“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徐悲鸿更是将其赞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2014年4月13日，由山东美术馆、台湾长流美术馆主办的“千古传奇·张大千艺术作品展”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共展出张大千自1930年至1982年创作的93幅山水、花鸟、人物和书法精品。

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领略张大千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本报记者根据其传记、艺术随笔等资料，汇编整理成文，冀望能带您走进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师法传统广撷精华

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一个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母亲性情贤德，嗜书爱画。二哥张善孖是位画虎名家，别号“虎痴”，大姐琼枝则擅长花卉画。在慈母及兄姊的濡染下，张大千自幼潜心书画，就读重庆求精中学时，先生所绘的美人图已在校内享有盛名。

1919年，张大千先后拜书法家曾熙、李瑞清为师，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习六朝三唐碑刻。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名士，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作书之余，皆喜作画。李师酷好八大山人，喜画花竹松石，兼以篆字笔法画佛像；曾师则更为推崇石涛，喜仿其笔墨画山水松梅。在名师的指点下，张大千亦效法石涛绘山水，仿八大山人画墨荷，其作品甚得二师嘉许。

但先生并未因此满足，而是以石涛为中心，广泛临摹画坛名宿八大山人、渐江、徐渭、陈淳等各家真迹。他不惜花费重金，收藏了诸多古迹名画。每购得一件名家真迹，必仔细观摩，用心将其吃透背熟，撷取精华，为我所用。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张大千还时常将其高价所购的古书画“贱卖”，以尽早购买其他佳作，学习更多东西。上溯唐人的朴厚、宋人的法度，下至元明的笔墨意境，张大千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绘画艺术大为精进。

在古书画中浸润日久，张大千所绘“石涛画”达至以假乱真的境地，连当时鉴定石涛作品的权威黄宾虹、罗振玉等都无法分辨真伪。更令人惊讶的是，从精神面貌和笔墨特点来看，张大千的“石涛画”甚至比石涛还石涛。原因就在于他不仅发扬了石涛的长处，还弥补了石涛的不足与缺陷。故而，其“石涛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后，张大千在总结自己的绘画经验时曾多次强调，习画要先从临摹入手，不论今古，眼观手临，心领神会。名家之画都有其长，宜广撷博采，最忌偏爱一家。只有凭借苦心与慧心汲取名作的精神，渗入自己所得，写出胸中意境，方能超越古人，成为画风自成一家的“家”。

造化神秀道法自然

李瑞清曾说：“黄山看云，泰山观日，实属生平快事。”这句话给了张大千极大的启迪。1927年，张大千随善孖初游黄山。当时，黄山尚未开发，先生出资请十

余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行行止止，在山中寓居数月。

此次黄山之行让张大千颇为受益。他深刻地体会到，“要领略山川灵气，不是说游历到那儿就算完事了，实在是要深入其间，栖息其中，朝夕孕育，体会物情，观察物态，融会贯通。所谓胸中自有丘壑之后，才能绘出传神的画。”并举例说：“譬如画山，南北气候的不同，土质的各异，所生的树木也就迥然不同。因此种种关系，山石的形成，树木的发枝生叶，一切一切，各自成就它的姿态。如画花卉，有向阳者，有喜阴者，向阳者必定要有挺拔的姿态，喜阴者必定有荏弱的意态……”

为道法自然，张大千跋涉千里，漫游名山胜景，博览奇花异木，详观飞禽走兽。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常令他唏嘘不已。他笔下的山水，有时是诗，有时是小品文，有时是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然无不理路清晰、空灵澹宕。

除了山水，张大千的花卉画也是一绝，早年即有“张水仙”之美誉。然而，先生画得最多还是荷花。他自己常说：“赏荷、画荷，一辈子都不会厌倦！”先生不仅画荷，还种荷。时常流连于荷花池边，先生对荷花浴日、舞风、过雨、傲霜等千姿百态都铭记于心。因此，无论是早年的水墨写意、中年的工笔没骨，还是晚年的泼墨泼彩，他笔下的荷花都落落大方，雅俗共赏，充满了清丽脱俗的韵致。

筚路蓝缕寻梦敦煌

敦煌，地处甘肃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在汉唐时期是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曾繁华一时。后随着“丝绸之路”的没落，敦煌也随之被人淡忘。然而，其绚丽灿烂的壁画艺术让张大千心向往之。1941年，张大千举家赶赴敦煌。初抵莫高窟，先生就迫不及待地举灯进入石窟。窟中绚烂夺目的壁画，让他萌生了将其复原临摹以保存下来的想法。

张大千临摹壁画极为严谨，绝不允许参以己意；若稍有差池，定要换幅重来。遇到年代久远、有所变色的壁画时，先生必先仔细推敲出其本色，以便临摹出壁画的本来面目（即“复原临摹”）。此外，先生反复强调，临摹不但要形似，更求神似。所以，每临摹一幅壁画，他都要先找出同时代的壁画互相参考对照，反复观察、揣摩后，方才下笔。

在敦煌的时日，张大千白天在石窟临摹壁画，给石窟编号，作文字记录，晚上在煤油灯下伏案作画，将画作寄回成都变卖，用以维持在敦煌的庞大开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张大千仍每天坚持工作10小时以上。

直至1943年6月下旬，张大千才结束他原计划3个月的敦煌之行。作为中国对敦煌艺术进行调查的第一人，先生经过详细的丈量、记录、整理，写成了长达20万字的学术研究著作《敦煌石室记》（初稿），并率众人临摹壁画276幅。

“敦煌壁画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代表了北魏至元近千年来中国美术的发达史，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艺术较之欧洲文艺复兴早约1000年，而保存至今尚属完整，这是人类文化的奇迹！”张大千对敦煌艺术的高度评价，使埋没在荒野戈壁中的莫高窟再次焕发出璀璨的光芒，后被称为“东方艺术之都”“世界艺术画廊”“全球最大的美术史博物馆”。

敦煌之行对张大千的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变化最显著的是他的人物画。先生早期的仕女画取法明清诸家，衣纹线条简洁流畅，敷色清丽。经过敦煌艺术的洗礼，其笔下的人物造型取盛唐壁画雍容丰腴的特征，设色亦明显受佛教造像影响，形成工笔重彩的人物画风格。之后，张大千的视野更开阔，技巧更娴熟，画风亦更为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

名震海外心系故乡

自1950年始，张大千开始了漂泊的旅居生活，先后侨居印度、巴西、美国等地，并在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其个人扬名海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艺术让世界为之侧目。

1955年和1956年，“张大千书画展”“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日本东京展出，引起轰动。当时，正在东京访问的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萨尔参观展览后，盛情邀请张大千赴巴黎举办画展。

1956年6月，“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行。此次画展不仅展出了先生临摹敦煌壁画37幅，还展出了先生收藏的中国历代名迹60幅，向西欧观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次月，“张大千近作展”在卢浮宫博物馆举行，《秋海棠》、《山园骤雨》等30幅先生近作一经展出，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法国艺评家但尼·耶华利评价道：“批评家、爱好艺术者及汉学家，皆认为张大千画法变化多端，造型艺术深湛，颜色时时革新，感觉极为灵敏。他在接受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别具一格。他的画作与画风唯有毕加索堪与比拟。”

7月29日，张大千与毕加索两位东西方绘画艺术大家聚首于毕加索的庄园，他们畅谈艺术，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临别前，毕加索亲笔题款，以一幅《西班牙牧神像》相赠。而后，先生在巴黎作《双竹图》，并将其与一套中国汉代石刻画拓片、几支中国画笔一同寄给毕加索作为回赠。

1958年，在纽约举办的世界艺术博览会中，张大千选送的中国画《秋海棠》以其深邃的意境、独特的构思，一举获得金奖。他本人也被国际艺术学会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画家”。

然而，艺术上的成功却无法释怀先生的怀乡之情。在身处异邦的漫长岁月中，他时刻牵挂着哺育他的祖国。1953年，张大千侨居巴西圣保罗时曾说，之所以选定此地，原因有二：“一是我看中了这里极像我的故乡成都平原的风景；更主要的是，我要在这没有中国文化的地区，宣传中国文化！”之后，先生在所购庄园内遍植梅花、芙蓉、松柏等东方色彩浓郁的花草树木，并将庄园取名为“摩诘山庄”（后又命名为“八德园”）。

晚年的张大千，对祖国、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创作了《长江万里图》、《黄山》、《庐山图》等大量歌颂祖国河山的作品。其题诗跋序中，亦常可见“尘蜡苔痕梦里情”“万里故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等充满乡愁的絮语。1982年，有人辗转从成都带给张大千一包泥土，先生捧土大恸，潸然泪下，将这抔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

晚年变法艺臻化境

1956年，张大千创作了《山园骤雨》，大片泼墨极好地表现了山雨欲来的气势；而后，先生又作《泼墨山水》，并题诗记录下自己创作的情形：“老夫夜半清兴发，惊起妻儿睡梦间；翻倒墨池收不住，夏云涌出一天山。”此后，张大千除了创作传统的写意及工笔画外，亦开始创作泼墨（亦称破墨）。

之后，先生因患眼疾，视力大为减弱，为扬长避短，他开始专攻风格粗犷的写意画。历经近10年的摸索，张大千融泼彩于泼墨、勾皴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画法”，为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大放异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于张大千泼彩的渊源，不少人认为他是受现代抽象艺术的影响。先生对此予以否认。他认为，其泼墨方法脱胎于中国古法，只不过吸收了西洋画的一些明暗处理手法而已；不仅如此，连近代西方各画家所倡导的抽象派，其实都是受中国画的影响。

无怪乎有评论家指出，“不管张大千在艺事上如何精进，在表现上如何变新，但在用笔用墨的法则上，画面的意境与神韵上，仍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国画传统精神。”

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画无定法，艺臻化境。84岁高龄之时，张大千仍勤于笔砚，精益求精。“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天。”先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艺术的庄严承诺。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溘然长逝，享年85岁。斯人已逝，言犹在耳。先生对艺术孜孜不倦、执着追求的精神，有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艺术道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