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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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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私密”与“公开”

2014-06-09 10:41:29          

 

2014年4月8日,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比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拍中,以2.8124亿港元成交价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也说鸡缸杯:天价瓷器是如何“炼成”的)。我们在感叹手不盈握的鸡缸杯创下惊人天价的同时,也别忘了,如今能给予普通人一睹“天艳”之机会,来自这种交易的“公开”:借助现代高清晰度的摄像与网络、荧屏及纸媒的传播,人人都可以对那精致小巧的鸡缸杯打量、欣赏、品味一番。而往溯几百年,即便是在其创烧的明代,也只是专供皇帝或宠妃把玩的高级“私密”艺术品。其时,哪怕达官贵人,也未必有机会一窥其身姿,更遑论拥有一只来把玩。

 

“收藏”在古代,一直有另一种称谓,叫做“秘藏”,又谓“庋藏”。“庋藏”还真有些鬼一般的神秘。其时,因为艺术品只为宫廷、皇亲国戚、高官厚禄者、文人雅士等上层社会所有,大众既没有对艺术品的购买占有力,也因为教育丧失而“缺乏”对它们的鉴赏力。这些藏品往往因为“稀有”,而成为“秘藏”,清赏只为个别人享有,他们冶情养性,或只在很小范围内的雅集时亮出,为同道知音引来共鸣。

 

时代在变,如今社会上,诸多艺术品收藏,绝对的“私密”已然没有,全然的“公开”也是某种考量导致的结果,更多的则处于“半私密,半公开”的起伏流动状态。

 

收藏的“私密与公开”,一方面反映在收藏行为上,另一方面反映在对待藏品上。

 

反映在收藏行为上的“私密与公开”,就是指一些藏家即便对于“自己在业余搞收藏”都不想让人知道,以便杜绝现实生活中的麻烦。还有一些收藏者选择“私密”是为了“对付”其他收藏者。他们避讳自己收藏的缘起、目的;隐瞒藏品的出处、来源;“保密”着获得该藏品的方式与价格。因为他想着若让同行知道了自己的“底”,会担心好的藏品和“捡漏”的机会被别人获取。

 

还有一些“保密”是来自售卖者的要求。先前就已跟买者打过招呼,不愿暴露自己“卖东西”的行为。特别是有些小地方,一些传统观念很强的人家,总认为卖家里的藏品是“败家子”行为。而另有一些藏家,则对“公开”无所谓。特别是有些专业从事艺术品投资与经营者们,他们选择在某些时段,或在某种场合而“公开”,甚至连带着“吆喝”,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已经较知名,且颇有经济实力,他还想收到更多的好藏品,他的这种“公开”是一种期望的信号:让更多的人将藏品送其处来供选择、“交流”。或者,他是一位公司老板,为了自家企业的文化建设而打算建展览馆;或者某地想建立文博机构,那么他们的噪名声,打声势之类“公开”的行为本身就闪耀着其建馆本身的目的——吸引更多的地方民众、文化爱好者,来关注其“文化传播”。当然,也有很多人被动将收藏行为“公开”,是因为久而久之,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有些人经常出入古玩店、画廊甚至拍卖场,想“隐瞒”很难。藏家的心理,处于不停的变动中,即便是在电视直播的拍卖“公开场合”,也仍有很多藏家在竞拍时,仍选择他人代理举牌或电话竞投方式,并要求拍卖公司保密。

 

反映在对待藏品的“私密或公开”,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出自于收藏者对于藏品的心理或判断而得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很多身处基层的藏家,出于“安全”的需要,不愿让藏品露面。有的小藏家,藏品不多,收藏也只是为了“自我独赏”,甚至难得邀一二好友到其雅室品赏。当然,人皆有“炫耀”的天性,或者说,有“分享美好”的愿望。有些藏家,在“独享”一段时间后,愿引同道过眼、观赏,就是这种“炫耀”心理在推助,期盼自己的藏品得到认同和赞美,从另一角度反证着自己的“有眼力”。同时,他们还有一重潜在目的,就是为届时“出手转让”埋下伏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先前的遮遮掩掩、欲盖弥彰似的所谓的“保密”,是为了更好地吸引其他收藏者的好奇心,增强藏品的“神秘性”,以撩拨对方的“占有欲”,悄然增加藏品的身价筹码。

 

一些大城市的大收藏家,愿意让自己的藏品在博物馆进行系列或专题展览,“公开”的原因是为让人“开眼”,扩大藏品知名度。媒体的报道使其藏品更知名的同时,也增添着藏家自身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一些大老板自建展览馆或小型博物馆,愿意让藏品“公开”,也是以上多种原因在起作用。还有一些私企大业主,因着想让人刮目其企业的“文化底蕴”、资金实力、投资眼光等潜在因素,不但在自造的企业展馆常年展示藏品,有时还将藏品移至国有博物馆展览。如浙江慈溪的徐龙集团就曾和国家博物馆联办“中国古代瓷器艺术”专题展;私企收藏家邢继柱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吉金成瑞·宝相庄严——瑞宝阁藏金铜佛像展”等。在国外,某些藏家或拍卖公司对藏品的“公开”已到了变相的极致,背后的推动力是赤裸裸的商业欲望。如为了达到更加稀有的目的,某些大藏家公然将其花了巨资收来的珍贵邮票撕毁一张,仅为了提升价格,欧洲文物打捞者把在东南亚海底打捞的中国古代瓷器毁弃一半。如此的“公开”,不惜毁坏文物追求“关注”效应,应遭国际文物界的谴责,更为商界所“不耻”。

 

整体而言,如今无论是收藏行为的“公开”,还是将藏品“公开”,其“公开性”已较古代、过往有很大的改变,这与现代通讯资讯的发达有关,和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交流有关,更与艺术品的商业属性愈加凸显有关。

 

如今,受过良好而系统教育的中国年轻一代,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是“精英”还是“普罗大众”,除了能进国有博物馆参观外,更期盼更多的民间收藏者、私企藏家,能将其收罗的“宝贝”们“公开”,面向大众。毕竟,散落民间的文物艺术品浩如烟海,精彩纷呈。市民大众通过博物馆、博览会、画廊、古玩店等平台,才能欣赏到藏家们更多不同年代、材质、造型的艺术品,能使他们领受到全面、深厚的传统文化,提升艺术修养和美学鉴赏力。

 

放眼历史长河,从某种程度而言,诸多文物艺术品因各种机缘而被民间收藏,其收藏行为只是一个“保管过程”。藏家是一个精心而“短暂”的维护者,而非文物艺术品的“真正主人”,“真正主人”是全人类。从形而上来说,“时间是其主宰”,藏家只是“暂时的‘持有者’”,因而一位真正的收藏家,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使者,艺术的“宣扬者”,而非一个“独占者”。如果他能对自己持有的藏品,通过去伪存真、研究撰文、保养维护,特别是“公开”地展示,可达到传播文明文化、分享艺术魅力的公益目的。希望更多的藏家参与到这些行动中来,会使“收藏”行为变得更加有文化,有意义,显现出一种时代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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