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白石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齐白石的木匠出身，注意到齐白石的农民出身对他的绘画题材乃至趣味的影响，但齐白石进入精英艺术家顶尖层次之后，他那种以平民身份自矜自傲，并因此与时代共振的平民意识却并未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齐白石早年的生活是凄苦的，直到27岁遇到胡沁园老师前，他一直过着地道的农民和木匠的贫困生活，尽管此后他的才华被若干文人赏识，他自己也参与吟诗作画的风雅行列，甚至还当过当地“龙山诗社”的社长，以后也一直跻身文人之列。但与现代画史上不少也是出身于农民的家庭，可是一当上画家便西装革履，绅士味十足与其农民家庭决然无缘的人大不相同的是，这位“乡下老农”（陈师曾语）、这位木匠却从来非但不羞愧、不隐讳自己卑微的出身，而且还时常公然以此相标榜，自矜自傲，这就非但在中国现代画史上极为独特，在几乎整个中国美术史上也属罕见。齐白石刻了一大堆印章，如“鲁班门下”“木人”“杏子坞老民”“寻常百姓人家”“星塘白屋不出公卿”“湘上老农”“白石草衣”“吾草木众人也”“吾少也贱”等等堂而皇之地盖在自己的画上，以表明他这种以平民自矜的态度。作为一个画师，齐白石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泼墨涂朱笔一枝，衣裳柴米赖撑支。居然强作风骚客，把酒持螯夜咏诗。”有趣的是，齐白石丝毫不以自己的平民身份为耻，不以卖画为俗，反倒为“强作风骚客”，亦即脱离了自己普通农民的低下地位而涉足风雅文人队伍而自嘲。请注意此话的心态背景：即自己本非文人，凭劳动自食其力而已，也“居然”混迹“风骚客”中，觉得有些尴尬。深入骨髓的农民意识和以之自矜的心态甚至令齐白石说出了一段中国美术史上闻所未闻的极为精彩的奇论来：

“余有友人尝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

自古文人隐逸们有“山林气”“士夫气”“书卷气”，有“逸气”，有无倪迂（倪瓒）逸气而学倪终成画狗之论，但何曾来个与这类雅逸超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士大夫文人隐逸们风马牛不相及之“蔬笋气”呢？清人方熏说：“书画之转关，要非人力所能挽。”时代的演进在齐白石这个“蔬笋气”上体现得何等的鲜明！与扬州八家和上海画派那些士大夫文人高高在上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的虽然进步的（从历史角度看）性质不同，齐白石本身就是个平民，是个地道的农民和木匠，所画又纯系平民百姓自身的真实感情，这就是齐白石“蔬笋气”与那些尽管不无进步的古代文人们的一个时代性的、质的区别。

而齐白石事实上身在文人精英堆里，却的确在顽强地保持着他的农民的习惯。他一生节俭质朴，认为作画不过就是一种谋生的劳动，一如过去家里种田。故有诗云“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又有印文“我生无田令破砚”。他从当木匠时就以手艺换钱度日，当画匠给人画像时也是按工细与否、形似与否而按质论价，画画卖钱，理有固然。“六军难压小儿啼，白日鸣雷肚里饥，妻妾安排锅里煮，老夫扶病画山溪。”齐白石满意于这种作画谋生的“生意”，对忙不过来的“我的生意”十分高兴。这位从来就凭手艺挣钱的手艺人并没有一种以画卖钱的士大夫们源于清高的尴尬，齐白石没有士大夫们常有的这种商业性心理转换的过程。在齐白石这里，作画为主顾的需要则是一件十分自觉的事。为了服务于顾主，20来岁的齐白石就知道，“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他年轻时为了适应顾主之需，人家要工细的就画细的，要画美的就画美的。因其当时无名，人家不要他题款，他也不在乎，“只是为了挣钱吃饭，也就不去计较这些”。他38岁时也曾经为了一位盐商之需而画六尺中堂12幅色彩浓艳的《南岳全图》而获320两银子的巨额报酬。而当“吾画山水，时流诽之，故余几绝笔”。市场的需要对齐白石作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齐白石，尤其是年轻时的齐白石对主顾的不得不尊重，大概超过了古代绝大多数的画家。当一家14口人要活下去的时候，当其一家人穷得吃野菜、烧松明的时候，“主顾就是上帝”这句商品经济的口号，在齐白石这儿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这种“普罗主义”的倾向在齐白石这里并非某种观念和思潮的影响，当然也不是对某种先进理想的追求，这不过就是齐白石的真实的生活，及由此而来的他的艺术的真实。齐白石这种商业性的唯顾客之命是从的做法似乎有违艺术之旨。但一个巧合是，齐白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主顾主要是像他一样的普通平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平民的齐白石，和这千千万万喜欢他画作的平民一样，具有相似的感情、爱好和对生活中大致相似的他们认为美好事物的共同追求。而到晚年，名气越大，他的画卖的价越高，服务的对象也逐渐变化，但此时的农民身份的齐白石已经不允许此类顾客指定作画了。齐白石在晚年之润格榜上分明写道“指名图绘，久已拒绝”。抗战期间，又干脆打出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字样。保持农民习性与个人品格一生的齐白石始终在其作品中维系着平民审美的独立品格。

齐白石的这种平民的傲骨直接体现到他对官僚们的厌恶上。6岁从其母亲那里接受来的官场无好人的想法使他“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就是他的恩师王缃绮，湘潭名士，齐白石也因其属官绅一类颇不自在。“我拜湘绮老人为师，可是我从来不肯对人说我是他的门人。因为王门达官贵人太多，不愿与之并列在门墙之下。”齐白石因此脾性，还拒绝了清末名士樊樊山推荐他为慈禧太后当内廷供奉以代笔领六七品官衔的好意，也拒绝了好友夏午诒为其捐县丞的想法，却把夏的那笔捐官的两千两银子挪为回乡度日之用。“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齐白石更是在家杜门谢客，房门上了锁，写了很多的告示帖，就是不愿见官。这种不愿当官、不愿见官、讨厌各种官僚的平民意识十分自觉，又使齐白石和历史上一些进步的文人画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怀才不遇，叹老嗟卑，是大多数古代文人画家当官无着时的典型心态。“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倒霉的徐渭是如此，念念不忘其解元资格而被诬逐出官场的唐寅是如此，得意于其“康熙秀才雍正举人干隆进士”（郑板桥印文）经历的被贬官的郑板桥是如此，就连当安东县令仅一月的吴昌硕，也不忘刻一方“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及“一月东安令”的印章。

对自我价值的肯定，直接造成了齐白石艺术鲜明的个性特征。尽管齐白石如前所述对其平民主顾的要求总是尽可能予以满足，但这种情况，往往以其相互的兴趣上的大致一致为前提。齐白石的平民情趣可以和广大民众的趣味有着相当惊人的同一性，这不仅已经为世所公认，而且这点本身就是他成名的重要基石。但是，在涉及艺术原则，尤其是在画坛的关系及地位上，齐白石却是以强烈的自我甚至以狂怪着称的。且不说齐白石凭他平民那套想法大画其文人画，蚊子、蟑螂、老鼠全入其画中，已使高雅的文人画坛大为惊骇，就是一些传统题材他也画得不同凡响，如《残荷》在古人那里一向是寄其萧索、没落、冷逸、伤感之意的，而在一生热爱生活的齐白石那里，残荷也画得那么饱满、充实、热情而得意。加之他那些大违常意的讨厌官僚的态度，极度的懒于应酬，及农民似的生活习惯，使齐白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京师百怪”之称，又有“燕山三怪”之名，齐白石则自称“西城三怪”，而湘人杨度却把齐白石列入“吾邑有四异人”之列。齐白石有时也故作狂态。1930年的夏天，齐白石就偏要不顾盛夏酷暑，反穿皮马褂，手拿白折扇，折扇上有辞曰：“挥扇可以消暑，着裘可以御寒，二者须日日防，任世人笑我癫狂。”

齐白石不仅照了此像，还让此像在照相馆里公开陈列。其时齐白石已是名震京城的人，其狂态亦不胫而走。齐白石还有一方印章“湘上老狂奴”。可见，齐白石并非以一农民、木匠之卑贱身份小心翼翼老实巴交地在文人堆里混的下里巴人，他真是带着他那套不太说得清楚来源的农民和木匠的平民自尊与自傲，不仅绝非仰望，甚至有些居高临下地昂然屹立于精英林立的艺坛！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而执着的平民心态，给齐白石的艺术打上了鲜明的平民印记，使其在题材、技法、风格意味上都呈现出与士大夫文人画趣味观念大相径庭的独特风格特征。齐白石纯芝与那位与他的名字都相似的他的叱咤风云的伟大同乡一样，其本质就是农民。然而，正是这样的农民而非其他人，在以农业社会为其基本特征的中国这块舞台上，各自都登上了各自领域的巅峰。这本身不就有耐人寻味的深刻意义在其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