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看到央视“人物”节目做刘小东的访谈，刘小东现在是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这两年艺术品拍卖市场火爆，收藏者把他以前的画拿出来，拍到很高的价，获得的利益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却给了他别的东西。 　　他说，被人们认可给了他很大信心。以前的他画得很封闭，不敢放弃，面面俱到，现在连背景都敢省略。又说，“金钱没什么不好，量化人的价值。不过量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也挺可怕的，人们就像登上高速火车，我尽量不跟着这火车跑”。 　　这节目给我印象深刻，他的话正反映了一批这样艺术家的心态。和刘小东一样，张晓刚、曾梵志、刘野、岳敏君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当代艺术领域做架上绘画的，都是拍卖市场上百万人民币级别的艺术家，令人惊叹的是他们的作品价格飙升的速度:今年春天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张晓刚1998年创作的“大家庭”系列《同志》的成交价是98万美元，创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最高纪录，而他当年出手的价格是1万美元;曾梵志的一幅小画，1997年以180美元的价格从他手里卖出去，在前不久的拍卖会上的成交价是132万元;刘野的《烟》拍卖会成交价近400万港币，收藏家从他手里买走的价格是2万美元;岳敏君1995年左右的一幅作品成交价500万港币，而他出手时的价格更低。 　　这市场，让艺术家自己都晕了，一致的反映是“疯掉了”。有些担忧，但肯定也有些沾沾自喜。的确，拍卖市场的价格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但会影响他们今后的画价。一般情况下，艺术家在一家画廊的身价以每年10%的幅度递增，这一来，10%肯定是不行了。刘野形容他在日本的画廊代理小山登美夫听说他的情况，第一反应是“吓坏了”。总之感觉有些复杂，随着随行入市的人的介入，收藏家反倒买不起作品了。可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画能被美术馆或者好的收藏家收藏，而不是在拍卖市场上转来转去。 　　市场不是一下火起来的，他们生活上的物质条件早在此之前就已经满足。生活当然有所改变，令他们烦恼的不再是画卖得好不好，而是不堪骚扰。“接待之烦琐简直不可想象。想来看画的，拍卖行的人，房地产商……”曾梵志抱怨今年的工作时间比去年少了一倍，他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对付应接不暇的拜访者，刘野正打算把原来在“798”的画室搬到机场辅路边上的一个村庄，“不通公共汽车，打车也打不着，我觉得挺好”。岳敏君住在深宅大院里，基本只接待他想接待的客人。 　　岳敏君当初在圆明园吃泡面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能达到今天这样的状态。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占了先机:“比我们聪明的人，有才气的人，意志坚定的人，都还在体制内呢。上班的上班，教书的教书……”且慢后悔你怎么当初没去搞当代艺术，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的作品:“突出一种肤浅、幽默和百无聊赖的氛围，表达出当今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天赋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岳敏君说他的天赋也许是观察力。“像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钧他们的成功都是必然的。”邱志杰说，“他们的天赋摆在那里，观察力和表达能力，还有做事情的决断力。或者还有些运气，比如方力钧，当时有一批人和他画一样的画，但是他恰好被选中了，其他‘小方力钧’们只好转而去干别的。他们的成功出于各种机缘巧合，各种各样的条件加在一起，历史就会选择这样一些人在这个时代发财，在这个时代出名，它是一定的。二流画家们没法理解，也没法领悟这一点。有些人本来不应该搞艺术，硬说服自己吃苦耐劳，自己折腾自己。其实艺术就是一个满足想象力的游戏，带着十足的荒诞感，很多人出于使命感，把艺术当文化来崇拜，骨子里缺乏荒诞感，那很要命。” 　　他们仍然敏感，总有非表达不可的精神困扰。他们尝试新的画风，显得更加主观和任性。也许市场上的成功给了他们在创作上放开手脚的信心，但如果仅仅将“想画就画”归于生活好了，那价值观未免太狭隘。 　　张晓刚:安安静静作画 　　张晓刚的工作室位于北京东北角一个叫做“酒厂”的地方。房地产商有意把这里发展成新的艺术区，已经有不少艺术家入驻，比如程昕东的艺术空间和韩国阿拉里奥画廊。灰色的铁门外没有安门铃，在小院内工作室里的张晓刚根本听不见敲门声，他说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以躲避不速之客的侵扰。 　　之前他的画室在费家村，和其他三位画家共用一个院子，麻烦的是总有人来“拜访”。“一天接待好几拨，对待不同的人还得换不同的思路，根本没法工作。”他搬到“酒厂”快一年了。这里的租金比原来的画室贵一倍，但这个安静的小院让他挺满意。 　　画室里，沿墙放着七八幅已经完成和正在创作的作品。大多是2米以上的画幅，但这间300多平方米的画室依然显得空旷。作品中有广为人知的“大家庭”系列——基本是为收藏家的订单而做;“记忆与失忆”系列——为今年11月在韩国Artside画廊的个展而做，以及他今年新开始创作的一组风景画。 　　风景画系列在今年大山子艺术节期间，在冷林办的一个展览上出现过，已经找不到人们固有意识里的张晓刚的痕迹:模仿照相技术中的对焦，焦距对在近景上，背景是模糊的，承袭他的“个人与社会”主线，画中的物体，村公所，旗杆等，依然与他早年的记忆有关，颜色很怀旧。“新的这张我想把颜色画得更灰一些。”张晓刚望着刚用黑色勾勒出线条的画布说，“我就想把那些订单赶紧画完，好开始这个新风格。” 　 　　说起张晓刚，不能不提纽约苏富比的春拍。当时张晓刚在昆明，“黄燎原从现场给我打回电话，我第一个感觉是这市场疯掉了”。那是他“大家庭”系列中的一幅有代表性作品。这个系列曾经用在电影《向日葵》里和《活着》的法文版的封面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因为它似乎与这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有关，但刚出来时并不是很被接受。“青年人挺喜欢的，我的同龄人保持沉默，而批评家们则善意地批判。”张晓刚说，“但我当时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要出东西了。” 　　张晓刚说那时，当他画出觉得能代表自己水平作品，会主动去做推广，寻找好的画廊合作。“第一个认我的画的画廊是汉雅轩。”汉雅轩的老板张颂仁为张晓刚在国际上做展览，推荐他到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打开了法国和美国的市场。到1997年，张晓刚在国内办第一次个展，一切都不是问题。应该说张颂仁很有眼力，他的画廊仍保存着几十幅张晓刚的作品。 　　1999年，张晓刚离开多年的生活惯性，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花家地租了两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个工作一个生活。他说到现在，仍未找到扎根的感觉，这样的情绪同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天我突然想画我的女儿。”张晓刚说，于是有了“失忆与记忆”系列，人物形象沿用了“大家庭”的风格，但后者更接近他的个人经验。 　　“画第一张画的时候，跟着感觉走，如果画到第10张，还想这么画，我就会想想为什么。”张晓刚说，“在陌生的城市生活，首先要学会忘记。原来安定的生活突然终止，城市变化日新月异，记忆被不断破坏，但内心深处的记忆仍然会发生作用。会感到迷茫，想到以前的生活场景和物品。”在这个系列中，慢慢出现了笔记本，电灯泡，到现在是风景。都不太写实，带着虚幻的色彩。 　　访谈过程中，张晓刚经常眼望前方画中的女孩，眼神发虚。那是他一幅早期风格的“失忆与记忆”系列的作品。女孩的大头像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眼睛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没看什么。“我就希望人物的状态好像是在做白日梦。”“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把最黑的地方留给眼睛。”张晓刚说。 　　张晓刚的画大部分由画廊代理，无论是汉雅轩还是法国的法兰西画廊，他都没有签约，本着相互信任的君子协定。对于拍卖市场的认可，他说不会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影响，因为基本的感觉是好多年前就奠定的。他一如既往地勤奋，每天两点到画室，画到晚上七八点钟。他说他对吃穿不怎么讲究，生活的80%就是工作。以前喜欢看书，现在没时间看了。经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最近打算去看的电影是《疯狂的石头》，有时创作会从黑白电影中找感觉，因为有记忆感。开一辆进口切诺基，最大的嗜好是酒，喜欢喝洋酒，碰见好的白兰地舍得花钱，这可能是他唯一比较奢侈的地方。 　　刘野:找到一家好画廊 　　两年前采访过的刘野有着一种坦率而自然的态度，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当问到他最近都在忙什么呢，他说:答题呢。代理刘野作品的小山登美夫画廊9月份为他在纽约的Sperone Westwater画廊办个展。现在正安排他接受一些美国艺术媒体的专访，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刘野说西方的记者挺认真，问题一来二去的，他已经答了一个礼拜了。 　　“那其他时间呢？”“看球呀。”这个夏天，刘野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之前，他已经为这个展览准备了一年，画了15张画。展览名为《诱惑》——他画的主题对他是一个诱惑，而画对观众也造成一种诱惑。 　　刘野的画一直对眷恋童年、内心单纯的人是个诱惑。他的风格介于真实和非真实之间，但不是超现实，而是带着童话的感觉。表现人最基本的感情，忧郁、伤心——透出是一种没有东西方差别的审美观，也不是那么有力量。“不一定有力量的才是好艺术，我就是喜欢不那么有力量的。”刘野说，这批画风格没有太大改变，但有了些新意。经常出现在画中的女孩，出现了背影形象。后脑勺总不如正面形象有感染力，画起来也不好画，但刘野说他想尝试给观者多一些空间感。几幅画从正面、侧面到背影，挂在一个空间里，很有意思。另外几张画中，女孩从10岁长到了16岁，脸依然是小孩模样，但身体长大了，有点洛丽塔的感觉;而已经在背景画中出现的米菲兔子走上了舞台…… 　　刘野的画一直很好卖。比较“甜”，但并不俗气，普通大众和专业收藏家都能接受。90年代初在德国上学时，他的画价已经是几千美元。与我采访过的大多数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和国外的画廊合作，但有些糟糕的体验是相同的，以至有几年迫不得已自己卖画。“我们这代人和画廊合作伤痕累累。”刘野说，早期的麻烦经常是卖了画不给钱，“人在欧洲呢，我怎么去呀”。就在不久前荷兰的一家画廊卖掉了一幅他在荷兰时画的画，没给钱，更让他糟心的是，那画还没画完没签名呢。直到2004年，刘野碰上小山登美夫，感觉才舒服起来。 　　“和小山登美夫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是最满意，夫妇俩能真正看懂我的画。很多有钱的画廊找我，但我没什么兴趣，他们不是最有钱的，操作什么事儿周期很长，但我和他们能够交流。好的dealer是半个专家，很多画廊跟他们交流，还没我知道的多呢。”小山登美夫画廊在日本代理村上隆和奈良美智。加入小山后，刘野又发现了他们代理的更让他喜欢的美国艺术家萨克斯和弗里德曼（Tom Sacks，Tom Friedman）。小山画廊有它的艺术取向，刘野觉得和他特别合适:是反学院派当代艺术的，在西方纳入学院派的观念艺术，给人的感觉通常是看不懂，枯燥，丑陋，脏，也许强有力或怎样，不过刘野等艺术家的风格正好和这个相反。刘野和画廊没有合约，本着互相信任的原则。“艺术家很多事情没个准儿，没法说我一年给你提供多少张画，也许今年一张都不画。” 　　这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好的画廊可以控制作品流入市场的走向，可以在国际上为艺术家做很多推广工作，但不是说进入好的画廊就可以放轻松。“你要是瞎弄，他一脚给你踹出去。”刘野调侃道，加入小山后，艺术创作上的压力反而更大，“看看周围，别的艺术家都比你厉害。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受歧视，这一两年后才感觉好多了。”在艺术家之间，国家经济实力的崛起并不能成为通行证，还是靠作品说话。 　　“我在国际上不是明星式的艺术家。国内突然这样，我都看不明白了。比如我两年前卖的画，到现在涨了10倍，按理说不应该这么涨，翻一番我就挺高兴了。好的市场应该是80%是严肃的收藏家，其他是中间人，现在的比例肯定有问题。” 　　刘野说他受朋友阿城影响挺多的，总觉得生活差不多得了，画也懒得多画。但自个也有点矛盾:“大彻大悟好像挺危险的，该对生活没热情了。”心里也巴不得像雷诺阿一样到老了两张画可以换幢别墅。新工作室比现在大好几倍，但因为在偏远郊区，租金并没高出多少。 　　曾梵志:对悲剧依然敏感 　　“2000年以后，就觉得市场变得不一样，之前喜欢我的画的人不是那么多，还生怕别人不知道我的电话。”曾梵志坐在凯宾斯基的咖啡厅，悠哉悠哉地吸着雪茄说，“2004年以后，这个市场就好像坐了电梯，不认识的人也会打来电话，说你那儿有画么，我们把钱送过来，甚至连作品都可以不看。这时我开始警惕了。” 　　“我给别人作品，是希望别人喜欢这个作品才买，挂在家里，不愿意卖给中间商，他拿去倒来倒去的。2005年后出现的情况把市场搞得很疯狂。之前还有些人持观望态度，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位置，但一看纽约那么疯，给了很多人很强的信心，收藏几乎失控了。”和曾梵志合作了8年的香格纳画廊老板劳伦斯提醒他别着急，他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也挺矛盾的，但还是比较相信西方人的经验。”今年春季纽约的苏富比拍卖，很早就来人和艺术家接触。曾梵志没有参与，后来他们找他的一幅很小的画，拍了十几万美元。“那幅画，是我送给一个朋友的。”曾梵志说。 　　进入拍卖市场的，不仅有曾梵志送给别人的画，还有20多幅当年被别人骗走的画，“交了定金拿走画，人就没影了”。他解释说。以前从正常渠道出去的画价格偏低，现在一下升到很高，让他产生了些危机感:“本来对艺术没兴趣的，看不懂艺术的人都进来了，有投资的想法没什么错，但乱来，就是泡沫。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和西方最好的艺术家是有距离的，应该有几个明星出来，但我不希望不懂的人进来，把市场搅乱，把真正想做市场的人弄糊涂了。好不容易有今天的环境，我不想这个行业垮掉。” 　　曾梵志就这个市场侃侃而谈的时候有些悲观，然而接触中，感觉他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相反很懂得生活情调，是几位艺术家中最讲究穿着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人长得帅。而他又不乏天赋，作品在学术上和商业上都获得认可，生活过好了，但不是对悲剧的东西不再敏感。他的画一直有些残酷的意境在里面，曾梵志说:“内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改变不了。虽然物质上改变很多，内心也还是有些不安的感觉，有了孩子后，对这种东西越来越敏感。”无论是螺旋笔触的人脸，还是他开创的“乱笔”风格，这些年他的画越来越主观化。 　　曾梵志的工作室在通州燕郊地区，从他在燕莎附近的公寓开车过去，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他每天都会去画室。这是一幢两层高的水泥建筑，院子里的陈设很传统，紫藤架，拴马桩，石桌石凳，还有小孩玩的滑梯，妻子有时会带着他们的女儿过来度周末。去的那天，一家时尚杂志正在给他拍大片，曾梵志穿上了质地良好的白衬衫和黑西服。阳光从两层楼高的画室房顶洒进来，沿墙放着他新近完成的作品，还有一幅刚拿回来的于2001年创作的“我们”系列，一男一女两个成年人，带着大队长和中队长的标记，站在蓝天和绯红的云霞前，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画。“这背景，我就是想把它画得特别灿烂，好像舞台上的布景，我知道那特别虚假。” 　　岳敏君:立体地思考 　　从曾梵志的工作室往西10公里左右，就到了岳敏君在宋庄的家。院子占地6亩，有草坪和池塘，屋后有小篮球场，他在这里已经住了6年。高而阔大的画室里放着他风格迥异的作品——“笑脸”和“场景”系列。前者没心没肺的傻笑形象是他广为人知的符号，在近年新加了点东西，额头上有了皱纹，或者头上长了角。“人都有些兽性吧。”岳敏君说。“场景”则是把别人的画，如《草地上的晚餐》和“文革”期间的一些宣传性油画去掉主体人物后的复制，算是观念行为。 　　后来又在画册里看到他另外两个系列。“处理”是把图片投影在画布上，描摹完以后，再用随意的线条破坏。“把已经完成的东西重新做效果，是受了设计师‘处理’理念的启发。这让我联想到媒体，不都是处理过么，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也都是被处理过的，你现在看不到原汁原味的东西了。”岳敏君说。“迷宫”系列是根据一种儿童玩的游戏创作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迷茫，未来模糊不清，成年人给儿童做迷宫游戏，其实是他们自己对很多东西思考不清楚。”最近，这个系列正在“798”的“北京公社”做一个名为《寻找恐怖分子》的展览。 　　岳敏君同时进行着这四个系列的创作。“几种思路不会打架吗？”我问他。“要的就是让它们在脑子里打架。”他说，“我对人类思考的方式有些疑问。以前我们习惯的都是线性思维，做完一件事，再做一件事，可能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本身就有问题。线性会控制和阻碍很多的东西，一旦画得几个东西都不一样，思考就变成了立体的，四个方向不一致，互相较劲，互相影响，挺有意思的，也许会产生新东西。” 　　这样的尝试他从1996年就开始了，多少和他不想被束缚的天性有关。“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太单一了，一条路走到黑，而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放开了思考问题。也许在人生的逻辑上有矛盾的地方，但只要不去追究这些矛盾，人就解放了。也许我的想法是错的，科学的逻辑也许目前是最有效的，但谁能保证几百年之后它依然有效呢？我就觉得，老照着人家的思路走挺没劲的。” 　　“我也知道尝试新的风格很冒险，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可从人生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人毕竟只能活这么多年，我们又赶上一个好的时期，干吗要畏手畏脚呢？”岳敏君说，第二天他要到大理去，画一个夏天的画。 　　我总觉得岳敏君和其他人不同，在圆明园画家村生活过的他，可能有些铭心刻骨的记忆。然而回顾那段时期的生活，他并没觉得多苦。一个是离开体制，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高兴还来不及呢，又因为从小受的教育，使他在思想上早有准备。聊起那张大笑的脸，他说因为中国人普遍的心态是喜悦的。“如果从欧洲回来，感觉特别明显。西方人会开个派对，去海边晒太阳，变着法给自己找乐子，但他们平时的表情是冷漠和紧张的。中国人哪做过那些？工作辛苦，生活忙碌，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还能让自己快乐，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事。”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我周围有谁特快乐，好像上一代人总比下一代人的高兴度要低。 　　百万之外 　　在宋庄散居着大约400个艺术家，像岳敏君这样功成名就的，不过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其他人的情况分三六九等。在最下面的，也不能说人家挣扎在水深火热中吧，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是有的，不过在整体大环境好转的情况下，往往和他们自身的问题有关——懒惰，没追求，好聚众赌博，每天拿画笔的时间还没扎金花的时间多，偶尔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是艺术工作者呢，便出门打听一下什么画好卖。也有人“追求”艺术十几年，但一直没出来，去参观他的工作室，外行也能看出有问题。一说起来，便抱怨政府妨碍他的创作自由，这样的话题，在一线艺术家那里早随着时代翻页了。 　　一位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估计了一下，虽说中国当代艺术热，这里的艺术家真正登上这艘快船的不到10%，35岁的周洋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作品在这个读图时代，显出一种特别的趣味。去年，一个美国人开的一月当代画廊与他签了约，画廊的主人一看到他的画就说:“我被感动了。” 　　周洋明的画曾经出现在东京画廊由栗宪庭办的一个叫“念珠与笔触”的展览上，非常容易辨认:深蓝或者银灰的底色上，排满密密麻麻，整齐划一的短线条。他画过的一幅4米长的画上更是布满200万个小线条，是在3个月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的劳动成果，这行为让人想起在深山老林里日复一日砍柴的武林中人。他说这就是他心里的真实感受，他想消解图像的意义。 　　在周洋明的家里，空空的墙上留着以前挂画的痕迹。每年画十几幅，基本上供不应求。购买者中不乏尹朝阳和张小涛这样的艺术家。周洋明1999年来到宋庄，2000年开始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能卖出去，但这两年，他明显感到情况好多了，“我也能盖自己的工作室了！”他高兴地说，他的一个400平方米的工作室已经开始动工。 　　周洋明的邻居伊德尔，身上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在，坦承自己的画卖得不好。这种情况属于宋庄的“大多数”，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别人家的事。伊德尔是内蒙古美术学院的老师，有稳定的是收入，生活上没有太大压力，不教课的时候，伊德尔就回到他在宋庄租住的小院。这个夏天，和他在同一所学院任教的妻子赶来北京看他，在他们的客厅兼画室里，一边是伊德尔粉红色背景的油画，画中的解放军和他童年的记忆有关，一边是他的妻子的工笔人物肖像，俩人有规律地生活，画画儿，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画画时间。“在哪儿画不是画，何苦跑这么远呢？”我问伊德尔，他说喜欢宋庄的气场。 　　伊德尔和周围邻居相处愉快，他带我去参观一对青年画家的家。张庭群和周燕200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一毕业就来到宋庄，他们是班里仅有的两个做了职业艺术家的人。 　　张庭群和周燕在宋庄租了一个有三间北房的小院。开始的一年多，生活上靠家里的资助，第二年，他们去城里的学校代课，在小学和大学里教美术，到了第三年，发现不用出去代课，生活也可以过下去了。“去年开始，画卖得比以前多了，足够应付生活的费用。”张庭群说。 　　卖画的次数并不固定，但一次收入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俩人就留在家里专心画画。张庭群和周燕还没有找到理想的画廊做代理，和一些小画廊有过合作，作为新人，不免受到画廊的欺负。交易金额不清，办画展，对方提出留下一幅画作为酬报。“他们也不太做推广，还不如挂在自己家里好卖呢。”周燕说。经常有收藏家或者掮客到宋庄的艺术家家里买画，这天，正好是有两个学生为写论文而来拜访，俩人手持一张不知道从哪里复印来的地图，上面详细标注着宋庄每个艺术家的居住位置，包括张庭群和周燕的家。 　　看周燕以前在学校时的作品照片，那时她的画风轻快柔和，从2003年开始，蚂蚁出现在她的画中，围绕在一些日常物品周围，后来蚂蚁成了画中的主体。一群群的蚂蚁，透着紧张和焦虑感，周燕说这与她对生活的体验有关。 　　与张庭群和周燕相比，比他们早两年毕业的校友陈秋林则幸运得多。“我的生活真是好太多了。”她说。我是去年在法国采访蒙比利埃中国当代艺术节的时候认识陈秋林的，那次她的表现三峡库区移民生活的影像作品《江河水》，给她赢来了新人奖。那时的她穿着很醒目，走在街上，一看就知道是艺术家，但是兜里并没多少钱，看到喜欢的首饰也舍不得买（不过得奖后第二天就把头天看中的首饰都买回来了）。陈秋林人很娇小，生活中还是小女孩的性情，但是作品却很大气，有时令人惊奇。 　　参加完艺术节后，紧接着陈秋林去纽约参加一个艺术展。一天，在切尔西逛画廊的时候，她被里面的人叫住:“我们看过你的展览很喜欢，你愿不愿意和我们的老板谈一谈？”陈秋林后来才知道那家她总也记不住名字的画廊，代理几位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张晓刚、方力钧、尹秀珍和海波。Max Protetch画廊当场买了很多陈秋林的观念摄影作品，之后成了陈秋林的代理画廊。 　　“他们经常给我写信。几个人在不同时间，有时就是关心你一下，问问最近在忙什么。我会把我最近的作品发照片给他们，有影像，装置和摄影，他们会告诉我要哪个，有时也会给我安排展览。”陈秋林说外国的画廊资金运作很规范。市场对她来说无所谓，她关心的是有循环资金可以让她一直把艺术做下去。一年前的陈秋林还经常要去大学代课。说没课上的时候，心里就很慌。现在的她在北京和深圳都有了工作室，专心搞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