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当代艺术的继续繁荣，对国内艺术批评的水平和质量的质问也随之而来。国内具有鼓励艺术评论家变得客观的媒体平台吗？艺术评论家是独立的吗？国内评论家是否有真正的权威？他们是否能用自己的语言，而非使用一些“进口的”词汇进行评论？还有，中国的艺术评论家如何谋生？ 　　策展人皮力在他Universal Studios-Beijing的办公室中浏览另一本没什么特征的艺术杂志，他瞄了一眼封面，皱眉说道：“我认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媒体。我们没有很多专业的艺术杂志——真正的艺术杂志，像‘Art Forum’或‘Flash Art’这样的杂志。” 　　尽管国内艺术杂志的数量较前两年而言显著增加，但许多观察者类似皮力，感觉当代艺术批评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螺旋向下后退的境地。“市场开始繁荣后，我发现艺术评论要比对艺术作品来的晚很多。而且即使是评论家觉得不好的作品，在市场上也可以高价卖出。很显然，批评家在今天没有什么权威性，根本不能证明他们的能力。” 　　批评家黄专认为艺术市场的火热伤害了艺术评论的健全和完整，相对来说这种正直、诚实的艺术评论在80年代是相当普遍的。“在80年代，主要的评论家像栗宪庭和高名潞 ，使用了一种精神而不是权威。你不能说他们使用权利——因为在那些日子没人有权利，什么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 黄专说道，市场改变了评论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也注意到了现在一些杂志和作者间的特殊关系，“一些当代艺术杂志在刊登文章时甚至要向作者收费——这就是经济制度的力量。” 　　“我不认为你所看到的就是广大中国媒体的现状，” Art Basel Asia的顾问田霏宇（Philip Tinari）说。“可能事情在形式上和西方的相对应部分很像，但除非你知道幕后内情，否则并不能证明你所看到的就是真实情况。” 　　近五年来，一批有学识、有经济基础的国内读者促进了国家媒体的改变。主要的报纸和杂志——包括新华社，还有《财经》和《三联生活周刊》，用以关注社会问题为主的有深度的文章影响着读者——从四川的桥梁倒塌到健康产品制造业的严重失检。虽然对政治腐败和官员不法行为的深度揭露与西方相比还是很纤弱——但一般来说，任何话题只要不是与政治有关，评论家和新闻记者就可以公开评论。 　　不过，也许，中国当代艺术是个例外。艺术媒体并没有发展成为“牛虻”。艺术媒体好象只是在一只财力雄厚的母牛（当代艺术）周围无害地嗡嗡作响的飞蝇。“真正形势是市场彻底失控，”田霏宇（Philip Tinari）说，“我认为即使没有评论文章，艺术品拍卖价格也不见得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可以在本地拍卖行发现一些现实主义油画卖到50万美金，这些画多有很好的评论文章与其相附，但这些评论文章已经变成（市场）机器的一部分而不是去领引及驾御它了。” 　　独立的迷惑 　　在中国的艺术世界里，构成评论的独立性仍然是不明确的。可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艺术批评在中国是非常有“价值”的。“画廊有钱，”皮力说，“他们请评论家给展览画册写文章，2000字的文章1000美元，然后画廊付钱在杂志上刊登几页，有时候出现在画册里的文章会刊登在杂志上。” 　　“在中国有很多糟糕的艺术，”田霏宇说，“还有很多糟糕的艺术家会请他们所知道的几位评论家给他们写文章——以很高的价钱——至少一个字一美元。” 　　当然，艺术评论文章的质量问题并不单单出现在中国。“这个问题在西方现在也同样非常的严重，” 田霏宇说，“去年12月我在纽约，有一天我无意中参加了在PS1美术馆的讨论， 有六位艺术评论家对艺术评论的现况进行了讨论，这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不关注的问题了。” 　　“当Art Forum在1967年创办时，”田霏宇接着说，“那的确是个艺术家展示新作以征求同伴们看法的地方。持不同见解的评论家不断地辩论并直指他人见解的薄弱处，他们常常进行着这种健康的研究性风格的研讨会。”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注意到一点：是充满激情，尽管有时是不着边际的空想或单纯的理想主义改变了中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当代艺术。当时一个个艺术运动接踵而来。 　　不管中国的艺术批评现状如何，这里的艺术批评家们仍然清楚独立和权威的重要性。“一个批评家要拥有地位，” 批评家、新闻记者方振宁说，“他至少需要有基本原则，需要有艺术史的知识和判断力的潜能。需要有激情——有些人对他们所见的作品永远无动于衷。然后，你得谈论这些作品。有些人看到作品时有很多想法，但他们不会去谈论它、和别人交流他的想法，那就不可能成为批评家。批评家必须去议论，即使那么做可能会导致麻烦。” 　　“我所说的独立自主，”黄专说，“并不是说你要去批评政府，或自管自。是你必须要坚持把艺术批评作为你最优先的选择。当然，批评家也要生活，但不能把生活和其他的兴趣搅在一起。” 　　但在中国，独立和地位是和“其他的兴趣”搅在一起的。“通常的状况应该是或者赚钱或者赢得威望，但在中国，如果你赚不到钱就没有人会尊敬你，”皮力说。“我认为这个情形在国外也时有发生。” 田霏宇表示同意，“你想租公寓里并拥有威望？想每个人都盼望和你一起去吃饭？你需要有钱并且这些钱是从你直接参与的事情中得到的。” 　　通过“直接参与”，田霏宇的意思是“直接参与、从事副业而获得额外收入”。许多中国艺术批评家频繁地兼任策展人，奔走于画廊，为其出谋划策，做交易。中国艺术界是个灰色地带，比先进的西方艺术圈更胜一筹。在这里已经没有苟且生存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活得更精彩。问题的焦点是，批评家们如何能在“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不丧失独立的立场、客观性和拥有来自其他评论家的尊重。“在这样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你是在为艺术、为钱还是为商业工作，我就不得而知了，”黄专说道。 　　任何人都想获得威望和名誉。你所获得的物质富裕是你成功的象征——批评家们也遵循这个不成文的规则——当艺术家成功了，人们就会来理解你的作品（批评家就会来写你的作品）。这不是（批评家是否有）才能的问题——因为很多文章观点成熟而适当——这其实是个单纯的是否“独立”的问题。方振宁谈到，除了基本原则——不错的艺术史知识，精确的判断力，狂热（或者激情）和勇于说出一己之见之外，接下来你所需要的就是洞察力。 　　洞察力，这听起来和黄专说的“精神”相仿，他常常用它来描述有着独立的象征的80年代的批评文章。洞察力像一种罕见的珍鸟，在今天似乎已经完全绝种了。当一种评论的观点是被付了钱的，那就不能称为“洞察力”，它只是在拍马屁而已，不论其语言是多么精彩。 　　语言游戏 　　即使有深刻见解的批评家的文章在中国仍然要面对观众的挑战。你是在为谁写？是不是用英文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会丢失些什么？ 　　“在90年代，我曾经重点做过很多艺术家移居海外的评论。很多中国艺术家去了香港、德国或者纽约，”北京大山子艺术区的“北京公社”创办者冷林说道。“我要指出的是这么多本土艺术家在国内做艺术，但总是在找机会去国外的事实。现在我们定义艺术家优秀与否的标准好像是依照该艺术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尽管这个标准的正确与否令人质疑。对评论家亦是如此，但本土评论家很难用英文来写文章。” 　　皮力也觉得用英文写的文章更有力量，甚至在中国。“在中国，英文的文章仍然更具影响力。虽然近来形势已有所改变，但我不得不说自从80年代，国外的评论家 —尤其是那些用英文写文章的，仍然发挥着更大影响力。”英语仍是国际通用语言，在中国和全球。 　　另外一个浮现出来的话题是西方的观点和评论文章对中国艺术评论的影响——虽然西方并不总是最好的。一些观察家觉得，后现代艺术理论有时很难翻译成中文；还有，一些学者的文章着重学术观点而忽视语言的通俗易懂性从而很难令人理解。 　　香港律师和慈善家仇浩然警觉到一个问题：国内批评家所使用的词汇。他认为这些词汇几乎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绝对的照搬和复制。“这些常见于国内刊物上的术语听起来不错但没什么意义。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词汇或是将这些引进词汇彻底本国化。”仇先生说，中国从未经历过同西方一样的社会和文化史，因此不能在谈论艺术的时候简单地照搬西方的语言。 　　并不是所有的评论文章都只是理论化或者听起来不自然。图录和各种媒体风格从来都存在着多样性：从韵文、婉约朦胧题材（中国古典派风格中，论点常常以间接的方式被表达）到短文的忧郁和强烈到长篇的松散。 　　可能我们缺少的是面对艺术圈外读者的文笔精炼的文章。“就如Tom Wolfe写的波普艺术，写的极好。尖锐且如此深刻。他其实并不是一位艺术批评家，但他时常会发现艺术界的‘病灶’。他被所谓的艺术评论界认为是局外人。这是一个圈外的人进入圈内事实，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 　　评论的基础 　　独立仍需要财政的支持。至少有两位收藏者声称为年轻评论家支助奖学金。在香港的仇浩然和瑞士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乌力•希克(Uli Sigg)表示为年轻评论家们设立了奖学金。 　　仇先生赞助的奖学金叫“中央美院青年艺术批评奖”。奖项将于2008年开始，包括一等奖一名奖励10,000元人民币、二等奖两名各奖励人民币5000元、三等奖三名各奖励人民币3000元。“我建立艺术批评奖项的原因之一是,” 仇先生说，“我所感兴趣的是文化而不仅仅是艺术。艺术没有艺术批评就不能发展。它不可能脱离大文化而真空发展。艺术与文化必须携手并进。” 此外，仇先生还在四川美术学院设立了“罗中立奖学金”来赞助四川美院的年轻艺术家。 　　“现在有极大数量的艺术文章，”乌力•希克(Uli Sigg)说，“每个艺术家都出书，每个画廊也都出了很多书，但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艺术批评。” 希克为批评家设立了一个奖项，作为在2008年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奖的一部分。批评家将获得1万美元并出版其获奖的文章。 　　“我觉得艺术批评作为在公众和艺术家之间的一种媒体应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希克说，“我将关注并表示对之的敬意。” 希克补充到在最近几年里，“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没有变得更独立，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的依赖。我并不谴责艺术批评家，因为他们必须生存。” 希克说，当代艺术批评奖对所有在中国工作的评论家开放，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一、两个奖项并不能确保中国下一代批评家的独立性，但保证了人们去探讨。仇浩然也表示打算在2008年“青年艺术批评奖”时组织一个研讨会。“研讨会最终的主题仍尚未确定，” 仇说，“但它将集中于艺术批评领域。” 　　与此同时，一些教育者像皮力，继续在学院中强调批评文章的重要性。皮力在中央美术学院一周两个晚上授课——艺术文章的写作，从正确地将艺术作品分类到艺术家采访及写回顾。“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他说，“我希望会有些改变。教育是造成这种改变的根本要素，尤其是批评家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减弱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