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安娜·韦扬特（Anna Weyant）出生于1995年，于2022年5月由高古轩画廊代理。

 

国际顶级画廊已逐渐成为“品位的权威”，其触角伸向了艺术体系的各个角落。被蓝筹画廊代理通常意味着艺术家作品价格上涨、博物馆办展指日可待。然而，顶级画廊真能一手遮天？当下画廊代理有哪些新趋势？

 

01 点石成金

 

28岁，毕业六年，作品最高拍卖价格超160万美元，顶级画廊高古轩最年轻的代理画家，78岁画廊主拉里·高古轩的女朋友——这些标签让安娜·韦扬特（Anna Weyant）自去年以来就处于话题中心。

 

抛开八卦不谈，国际画廊点石成金般的“钞能力”可见一斑。2019年，安娜的作品在首次个展后售价仅在一万美元左右，加入高古轩后短时间内拍卖价格翻了100多倍。顶级画廊代理对当代艺术家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图1: 安娜·韦扬特《坠落的女人》（Falling Woman），布面油画，121.9×91.4cm，2020年，于2022年5月拍卖价为162.3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安娜·韦扬特《Summertime》，布面油画，76.2×101.6cm，2020年，2022年5月以150万美元成交，成为艺术家第二贵作品。

 

正如乔治娜·亚当（Georgina Adam）在著作《钱暴：21世纪艺术市场大爆发》中所言：“品位的权威人士从美术馆转移到画商身上的过程是渐进的，并且映照出画商从买卖到代理当代艺术家的转变。这仍在持续发展中，最后导向艺术家与画廊之间的认同感，并成为今天的‘品牌’。”

当顶级画廊成为“品位的权威”，这代表着仅仅是被高古轩、豪瑟沃斯、卓纳画廊等“大品牌”代理，艺术家的市场多少就会上涨。再加上帮助艺术家在顶级机构办展，通过让藏家买一件送一件作品进博物馆收藏等方式，建立学术地位。这些操作画廊早已轻车熟路，也为艺术家市场飞升铺平道路。甚至，画廊主有时还会自掏腰包收藏艺术家作品，推动其市场发展。

 

图1: Avery Singer《Happening》，亚克力、画布，254×304.8cm，2014年，2022年5月拍卖价为525.3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Christina Quarles《Night Fell Upon Us Up On Us》，亚克力、画布，213.4×182.9cm，2019年，2022年5月拍卖价为452.7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更换画廊、选择一个更响亮的品牌合作，正如许多年轻人希望跳槽进大厂镀金一样变得合理起来。细数“超当代”70后艺术家的市场崛起之路，绝大部分都有相似经历：从中小画廊更换到国际大画廊。

 

近两年爆火的艺术家洛伊·霍洛韦尔（Loie Hollowell）就是典例。在纽约Feuer Mesler画廊的首次个展后一年，她就被佩斯画廊创始人马克·格里姆彻（Marc Glimcher）看中并签约。其作品价格从8000-1.5万美元到如今最高拍卖价1799.5万港元，仅用了五年时间。Avery Singer、Christina Quarles、Adrian Ghenie等市场明星背后都离不开顶级画廊的推手。

 

图1: 洛伊·霍洛韦尔《Standing in Red》，亚克力、油彩、麻布、木板、高密度泡沫，182.9×137.2×9.5cm，2019年，2023年4月拍卖价为1799.5万港元，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洛伊·霍洛韦尔《Linked Lingams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pink) 》，亚克力、油彩、麻布、木板、高密度泡沫、锯粉，122×91.5×9.3cm，2018年，2021年6月拍卖价为1651万港元，艺术家第二贵作品。

 

除了推广年轻艺术家，蓝筹画廊另一条重要策略是挖掘年迈或已去世的市场遗珠。2022年9月，豪瑟沃斯画廊宣布代理的84岁艺术家帕特·斯蒂尔（Pat Steir）就是如此。此前几十年，她由纽约Cheim & Read画廊代理，自2016年被厉蔚阁画廊签约，如今又加入豪瑟沃斯。其作品拍卖价格也从2013年的38.9万涨到229.5万美元。

在打造未来之星与打捞历史遗珠的双重策略下，艺术家也在更换画廊中得益，而且比以往更加频繁地“跳槽”。画廊与艺术家间的合作关系更具流动性，这与画廊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无关系。然而，蓝筹画廊并不能一手遮天，更换画廊也并非唯一途径……

 

 

 

 

 

图1: 帕特·斯蒂尔《Elective Affinity Waterfall》，布面油画，281.9×373.4cm，1992年，2018年拍卖价为229.5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帕特·斯蒂尔《Paris Waterfall》，油彩画布，248.9×244.2cm，1990年，2022年拍卖价为138.1万美元，是艺术家第二贵拍卖作品。

图3: Adrian Ghenie《Pie Fight Interior 12》，布面油画，284×350cm，2014年，2022年5月以8106万港元售出，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02 多元发展

 

如果打开这些国际画廊的官网，查看其代理的艺术家，你会发现仍有许多人的名字鲜少听闻。毕竟大画廊手握再多业内资源，也会根据预算、市场趋势、艺术家潜力，在一段时间集中推广有限的艺术家。许多人可能在一两季昙花一现后就归于沉寂，更换画廊的“红利”并不持久。

 

 

 

 

或是因为机会不均等，或是对过度以商业为导向的不满，或是出于一些“不方便透露”的原因，许多艺术家也在经历大画廊代理、认清现实后离开。2012年，艺术家草间弥生离开高古轩投向其对家卓纳画廊；2015-2016年，艺术家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与传奇摄影师威廉·艾格尔顿（William Eggleston）也相继与高古轩画廊解约。

 

图1: 塞西莉·布朗《Suddenly Last Summer》，油彩画布， 254×280cm，1999年，2018年拍卖价为677.6万美元，是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塞西莉·布朗《Free Games for May》，亚麻油画，170.2×165.1cm，2015年，2023年拍卖价为671.1万美元，是艺术家第二贵作品。

 

对于已经建立起市场或根本不在乎市场的艺术家而言，更换到规模较小的画廊影响也不大。塞西莉·布朗离开高古轩后加入伦敦一家小型画廊Thomas Dane，其作品在近两年仍然高价频出、市场火热，尤其是在今年大都会个展的推动下。

而艺术家西蒙尼·李（Simone Leigh）作为第一位代表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黑人女性艺术家，在2021年加入豪瑟沃斯一两个月后即离开，并签约了纽约Matthew Marks画廊，其作品纪录Top 3都在近两年刷新——最高达308.5万美元。

 

 

 

图1: 西蒙尼·李的作品展出于威尼斯双年展，2022年

图2: 西蒙尼·李《Las Meninas II》，钢、陶、拉菲草、瓷器，181.6×196.9×157.5cm，2019年，2023年拍卖价为308.5万美元，是艺术家最贵作品。

因此，被顶级画廊代理并非市场起飞的唯一途径。加纳艺术家阿莫科·博阿福（Amoako Boafo）的市场崛起就是由小画廊主导——芝加哥的Mariane Ibrahim画廊和洛杉矶的Roberts Projects。从早期仅100美元到如今2665万港元的拍卖纪录，这位1984年出生的艺术家显然实现了人生逆袭。

 

而博阿福目前仍由这两家画廊代理。从行业整体来看，这些例外的出现则是对超级大画廊一手遮天、呈垄断态势的“反击”。对于中小画廊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皆来自手中的一两张“王牌”，而被大画廊挖墙脚无疑打击巨大。画商Marianne Boesky就在其代理了七年的艺术家村上隆于2006年投向高古轩后几乎一蹶不振。

 

 

图1: 阿莫科·博阿福《Hands Up》，布面油画，187×148.6cm，2021年拍卖价为2665万港元，是高估价的八倍多，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尼古拉斯·帕蒂《Blue Sunset》，粉彩、麻布，180×150.2cm，2018年，2022年拍卖价为5205万港元，艺术家最贵作品。

 

“为他人作嫁衣”的滋味不好受。正因如此，无论是出于对中小画廊的保护，还是一些艺术家“顾念旧情”，多家画廊联合代理成为当下趋势。比如除了豪瑟沃斯，艺术家尼古拉斯·帕蒂（Nicolas Party）也被Xavier Hufkens、Kaufmann Repetto、Modern Institute、Galerie Gregor Staiger和Karma这几家位于米兰、苏黎世、纽约等不同城市的画廊代理。

 

这对大小画廊、艺术家来说是多方共赢的结果，也更有利于艺术生态的良好发展。不过，拥有更多选择权与话语权的通常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而独家代理也意味着更高昂的成本。2015年，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离开白立方画廊，由豪瑟沃斯独家代理。后者则向艺术家创办的Art + Practice基金会捐赠了360万美元，白立方此前捐赠了140万美元。

 

图1: 马克·布拉德福德《Helter Skelter》，综合媒材，365.8×1036.3cm，2018年拍卖价867.1万英镑图2: 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Song》，油彩、画布，228.6×279.4×28.6 cm，1985年，2022年拍卖价204.6万美元，是艺术家最贵作品。

 

 

因此，不管画廊规模如何，“金子总会发光”这句俗话永远成立。尤其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才华就是最可靠的敲门砖。当然，也有艺术家希望置身事外。2019年底，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因与Blain Southern画廊在三件作品的销售上产生纠纷而闹掰，转而与里森和Thaddaeus Ropac画廊合作。这位77岁的抽象画家表示：“我才不喜欢什么大画廊。实际上，我在故意压制我的市场。如果我想变得有钱，我就去搞房地产了。”

 

 

温钦画廊私洽代理国际顶流艺术家的原作（如果客户有其他特定艺术家作品的需求，我们会用海外艺术资源为您寻找）: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安迪.沃霍尔, 文森特.梵高Vincent Gogh,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弗里达·卡罗 F.KAHLO, 格哈德·里希特 G.Richter, 威廉·阿道夫·布格罗 W A Bouguereau, 马克·夏加尔M. Chagall, 克劳德·莫奈 C.Monet,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Rembrandt, 圭尔奇诺 Guercino, 马蒂亚·普雷蒂 Preti, 翁贝特·波丘尼 U. Boccioni, 鲁西奥·芳塔纳 L.Fontana, 弗朗西斯·培根 F. Bacon,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M.Basquiat, 拉斐尔·桑西 Raffaello, 卡纳列托 A. Canaletto, 保罗·委罗内塞 Veronese,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P.A. Renoir, 保罗.塞尚P.Cezanne, 雷尼·马格利特 R.Magritte, 萨尔瓦多.达利 S. Dali,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A.Modigliani, 希罗尼穆斯·博斯 H.Bosch, 弗朗西斯科.戈雅 F.Goya, 彼得.保罗.鲁本斯 P.P. Rubens, 丁托列托 Tintoretto, 弗朗索瓦·布歇 F. Boucher, 安东尼·凡·克 A.Van Dyck, 弗朗西斯柯·德·苏巴朗 F. Zurbaran, 草间弥生, Kaws, 奈良美智, 赵无极等

 

艺术家安娜·韦扬特（Anna Weyant）出生于1995年，于2022年5月由高古轩画廊代理。

 

国际顶级画廊已逐渐成为“品位的权威”，其触角伸向了艺术体系的各个角落。被蓝筹画廊代理通常意味着艺术家作品价格上涨、博物馆办展指日可待。然而，顶级画廊真能一手遮天？当下画廊代理有哪些新趋势？

 

01 点石成金

 

28岁，毕业六年，作品最高拍卖价格超160万美元，顶级画廊高古轩最年轻的代理画家，78岁画廊主拉里·高古轩的女朋友——这些标签让安娜·韦扬特（Anna Weyant）自去年以来就处于话题中心。

 

抛开八卦不谈，国际画廊点石成金般的“钞能力”可见一斑。2019年，安娜的作品在首次个展后售价仅在一万美元左右，加入高古轩后短时间内拍卖价格翻了100多倍。顶级画廊代理对当代艺术家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图1: 安娜·韦扬特《坠落的女人》（Falling Woman），布面油画，121.9×91.4cm，2020年，于2022年5月拍卖价为162.3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安娜·韦扬特《Summertime》，布面油画，76.2×101.6cm，2020年，2022年5月以150万美元成交，成为艺术家第二贵作品。

 

正如乔治娜·亚当（Georgina Adam）在著作《钱暴：21世纪艺术市场大爆发》中所言：“品位的权威人士从美术馆转移到画商身上的过程是渐进的，并且映照出画商从买卖到代理当代艺术家的转变。这仍在持续发展中，最后导向艺术家与画廊之间的认同感，并成为今天的‘品牌’。”

当顶级画廊成为“品位的权威”，这代表着仅仅是被高古轩、豪瑟沃斯、卓纳画廊等“大品牌”代理，艺术家的市场多少就会上涨。再加上帮助艺术家在顶级机构办展，通过让藏家买一件送一件作品进博物馆收藏等方式，建立学术地位。这些操作画廊早已轻车熟路，也为艺术家市场飞升铺平道路。甚至，画廊主有时还会自掏腰包收藏艺术家作品，推动其市场发展。

 

图1: Avery Singer《Happening》，亚克力、画布，254×304.8cm，2014年，2022年5月拍卖价为525.3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Christina Quarles《Night Fell Upon Us Up On Us》，亚克力、画布，213.4×182.9cm，2019年，2022年5月拍卖价为452.7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更换画廊、选择一个更响亮的品牌合作，正如许多年轻人希望跳槽进大厂镀金一样变得合理起来。细数“超当代”70后艺术家的市场崛起之路，绝大部分都有相似经历：从中小画廊更换到国际大画廊。

 

近两年爆火的艺术家洛伊·霍洛韦尔（Loie Hollowell）就是典例。在纽约Feuer Mesler画廊的首次个展后一年，她就被佩斯画廊创始人马克·格里姆彻（Marc Glimcher）看中并签约。其作品价格从8000-1.5万美元到如今最高拍卖价1799.5万港元，仅用了五年时间。Avery Singer、Christina Quarles、Adrian Ghenie等市场明星背后都离不开顶级画廊的推手。

 

图1: 洛伊·霍洛韦尔《Standing in Red》，亚克力、油彩、麻布、木板、高密度泡沫，182.9×137.2×9.5cm，2019年，2023年4月拍卖价为1799.5万港元，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洛伊·霍洛韦尔《Linked Lingams (yellow, green, blue, purple, pink) 》，亚克力、油彩、麻布、木板、高密度泡沫、锯粉，122×91.5×9.3cm，2018年，2021年6月拍卖价为1651万港元，艺术家第二贵作品。

 

除了推广年轻艺术家，蓝筹画廊另一条重要策略是挖掘年迈或已去世的市场遗珠。2022年9月，豪瑟沃斯画廊宣布代理的84岁艺术家帕特·斯蒂尔（Pat Steir）就是如此。此前几十年，她由纽约Cheim & Read画廊代理，自2016年被厉蔚阁画廊签约，如今又加入豪瑟沃斯。其作品拍卖价格也从2013年的38.9万涨到229.5万美元。

在打造未来之星与打捞历史遗珠的双重策略下，艺术家也在更换画廊中得益，而且比以往更加频繁地“跳槽”。画廊与艺术家间的合作关系更具流动性，这与画廊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无关系。然而，蓝筹画廊并不能一手遮天，更换画廊也并非唯一途径……

 

 

 

 

 

图1: 帕特·斯蒂尔《Elective Affinity Waterfall》，布面油画，281.9×373.4cm，1992年，2018年拍卖价为229.5万美元，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帕特·斯蒂尔《Paris Waterfall》，油彩画布，248.9×244.2cm，1990年，2022年拍卖价为138.1万美元，是艺术家第二贵拍卖作品。

图3: Adrian Ghenie《Pie Fight Interior 12》，布面油画，284×350cm，2014年，2022年5月以8106万港元售出，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02 多元发展

 

如果打开这些国际画廊的官网，查看其代理的艺术家，你会发现仍有许多人的名字鲜少听闻。毕竟大画廊手握再多业内资源，也会根据预算、市场趋势、艺术家潜力，在一段时间集中推广有限的艺术家。许多人可能在一两季昙花一现后就归于沉寂，更换画廊的“红利”并不持久。

 

 

 

 

或是因为机会不均等，或是对过度以商业为导向的不满，或是出于一些“不方便透露”的原因，许多艺术家也在经历大画廊代理、认清现实后离开。2012年，艺术家草间弥生离开高古轩投向其对家卓纳画廊；2015-2016年，艺术家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与传奇摄影师威廉·艾格尔顿（William Eggleston）也相继与高古轩画廊解约。

 

图1: 塞西莉·布朗《Suddenly Last Summer》，油彩画布， 254×280cm，1999年，2018年拍卖价为677.6万美元，是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塞西莉·布朗《Free Games for May》，亚麻油画，170.2×165.1cm，2015年，2023年拍卖价为671.1万美元，是艺术家第二贵作品。

 

对于已经建立起市场或根本不在乎市场的艺术家而言，更换到规模较小的画廊影响也不大。塞西莉·布朗离开高古轩后加入伦敦一家小型画廊Thomas Dane，其作品在近两年仍然高价频出、市场火热，尤其是在今年大都会个展的推动下。

而艺术家西蒙尼·李（Simone Leigh）作为第一位代表美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黑人女性艺术家，在2021年加入豪瑟沃斯一两个月后即离开，并签约了纽约Matthew Marks画廊，其作品纪录Top 3都在近两年刷新——最高达308.5万美元。

 

 

 

图1: 西蒙尼·李的作品展出于威尼斯双年展，2022年

图2: 西蒙尼·李《Las Meninas II》，钢、陶、拉菲草、瓷器，181.6×196.9×157.5cm，2019年，2023年拍卖价为308.5万美元，是艺术家最贵作品。

因此，被顶级画廊代理并非市场起飞的唯一途径。加纳艺术家阿莫科·博阿福（Amoako Boafo）的市场崛起就是由小画廊主导——芝加哥的Mariane Ibrahim画廊和洛杉矶的Roberts Projects。从早期仅100美元到如今2665万港元的拍卖纪录，这位1984年出生的艺术家显然实现了人生逆袭。

 

而博阿福目前仍由这两家画廊代理。从行业整体来看，这些例外的出现则是对超级大画廊一手遮天、呈垄断态势的“反击”。对于中小画廊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皆来自手中的一两张“王牌”，而被大画廊挖墙脚无疑打击巨大。画商Marianne Boesky就在其代理了七年的艺术家村上隆于2006年投向高古轩后几乎一蹶不振。

 

 

图1: 阿莫科·博阿福《Hands Up》，布面油画，187×148.6cm，2021年拍卖价为2665万港元，是高估价的八倍多，艺术家最贵作品。

图2: 尼古拉斯·帕蒂《Blue Sunset》，粉彩、麻布，180×150.2cm，2018年，2022年拍卖价为5205万港元，艺术家最贵作品。

 

“为他人作嫁衣”的滋味不好受。正因如此，无论是出于对中小画廊的保护，还是一些艺术家“顾念旧情”，多家画廊联合代理成为当下趋势。比如除了豪瑟沃斯，艺术家尼古拉斯·帕蒂（Nicolas Party）也被Xavier Hufkens、Kaufmann Repetto、Modern Institute、Galerie Gregor Staiger和Karma这几家位于米兰、苏黎世、纽约等不同城市的画廊代理。

 

这对大小画廊、艺术家来说是多方共赢的结果，也更有利于艺术生态的良好发展。不过，拥有更多选择权与话语权的通常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艺术家，而独家代理也意味着更高昂的成本。2015年，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离开白立方画廊，由豪瑟沃斯独家代理。后者则向艺术家创办的Art + Practice基金会捐赠了360万美元，白立方此前捐赠了140万美元。

 

图1: 马克·布拉德福德《Helter Skelter》，综合媒材，365.8×1036.3cm，2018年拍卖价867.1万英镑图2: 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Song》，油彩、画布，228.6×279.4×28.6 cm，1985年，2022年拍卖价204.6万美元，是艺术家最贵作品。

 

因此，不管画廊规模如何，“金子总会发光”这句俗话永远成立。尤其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才华就是最可靠的敲门砖。当然，也有艺术家希望置身事外。2019年底，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因与Blain Southern画廊在三件作品的销售上产生纠纷而闹掰，转而与里森和Thaddaeus Ropac画廊合作。这位77岁的抽象画家表示：“我才不喜欢什么大画廊。实际上，我在故意压制我的市场。如果我想变得有钱，我就去搞房地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