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中国艺术市场随着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繁荣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体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为代表的艺术市场，已渡过了发展的扩张期，艺术市场求真务实，经营品质明显提升，并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挑战，当下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稳步迈进。

回首过往，瞻望未来，是当下中国艺术市场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市场做全面梳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市场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既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波澜壮阔的时代脉动，又反映了自身特色，是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成为国家富强、社会文明进步的生动注脚。

一、过渡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文化消费也得到相应的增长，对艺术品的需求超过以往，为艺术市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艺术市场顺应时代要求，拓展市场空间，传统与现代艺术品交易并存，呈现出崭新的气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市场的建构走出了坚实的一步。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内地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艺术市场也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探索，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推动了艺术市场的发展。

一方面，内地艺术市场发挥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国营艺术品机构的作用，继续开展相关业务，使之仍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下占有主体地位，在市场竞争中起到主导作用。

二是于20世纪60至80年代相继建立的文物商店，如北京市文物商店、天津市文物公司、河南省文物商店、上海文物商店、四川省文物总店等，各省、市的文物商店与古玩店铺一同成为当时文物艺术品经营的主阵地。1978至1985年，仅北京市文物商店便售出一般文物约72.7万件，销售额达2667.5万元；销出新画、新工艺品约19.3万件，金额达836.5万元。

三是工艺美术服务部（或称工艺美术商店），分布在国内重要的工艺美术产区及口岸城市，主要经营供出口创汇的传统工艺美术品，兼营书画及相关美术装备。这类工艺美术经营机构与工艺美术企业联系紧密，生产、流通、消费环环相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有“中国工艺美术第一店”之称的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今王府井工美大厦）就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达7亿多元，成为当时北京市对外贸易出口创汇最高的企业。

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探索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此消彼长。艺术市场也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并存。艺术品经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为此后艺术市场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良好的铺垫。

二、转型期：1992-2002年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也触及到思想观念及经济秩序，进而产生冲突、震荡，市场经济经过短暂的徘徊后继续发展。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中国艺术市场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背景下有了更好的发展契机，经营规模扩大，交易方式多元，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超越以往，更为关键的是，在经营模式上初步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古玩市场在国民收入增长、大众收藏兴起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得到了全面发展，还出现了具有交易平台性质的大中型聚集性古玩经营机构，如潘家园旧货市场、北京古玩城、上海古玩城、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郑州古玩城、西安古玩城等，将传统经营观念与现代商业模式相结合，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集展览、销售、传播于一体，通过组织各类文物展览、小型拍卖会、博览会、古董鉴定讲座等带动销售，并在运作过程中有意识地与画廊、艺术品拍卖公司等进行联动，提升了古玩经营水平，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与全国各地艺术区的崛起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北京的798、宋庄、以及上海M50、杭州LOFT49、昆明创库等艺术集聚区开始出现。

20世纪90年代，发展最快且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是艺术品拍卖业。1992年，“92北京国际拍卖会”成功举办，这使原有的国营文物商店专营文物艺术品的局面得以改变，允许民营企业进行文物艺术品交易，具有示范作用。1993年中国嘉德成立，成为国内首家以经营中国文物艺术品为主的民营大型综合性拍卖公司。1995年批准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6家拍卖企业作为国内首批文物拍卖试点单位。引发了全社会对艺术品交易的关注，有利于提升中国艺术品经营水平。此外，拍卖业还不断加强行业系统的组织领导，于1995年成立中国拍卖行业协会, 后于1999年在协会内部成立文化艺术品拍卖专业委员会，引导全国拍卖企业走上健康、规范的发展轨道。

20世纪90年代，艺术品交易兴盛，既有显性交易，又有隐性交易，但隐性交易在整体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与近代相比明显缩小，通过画廊、拍卖行流通的作品数量大幅度提升，创作者对艺术市场的依存度逐步增强，艺术创作与市场交易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文化艺术的繁荣。部分艺术家开始成为市场的弄潮儿，如吴冠中的油画《交河故城》在1991年于香港苏富比以255万港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在世画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对当时及此后艺术品创作与交易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此，吴冠中成为美术领域的风云人物，他的油画、中国画、版画作品及相关艺术衍生品在市场上一度备受追捧，形成了“吴冠中现象”，这也吸引了不少旅居海外的艺术家归国参与市场活动，有益于海内外市场的互动、联动，如赵无极、陈逸飞、丁韶光等画家的作品曾受到不少国内藏家的追捧，对绘画创作和市场交易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与同时期国内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息息相关。

三、扩张期：2002-2012年

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呈爆发式增长，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同层次的收藏群体也在这一阶段形成，精英收藏和大众收藏齐头并进，艺术品投资升温，一度与金融股票、房地产一同成为投资热点，引发社会热议，更有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生产、传播、流通。艺术市场整体规模扩大，艺术品流通量激增，交易空前活跃，营商环境宽松，市场机制和管理水平均得到改进，部分艺术品经营机构进军国际艺术市场，在全球中国艺术品经营领域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为经济、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2004年后，艺术品会展业蓬勃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展览组织机构，推出了一系列定期举办的展会，搭建起艺术品展示、交易、传播的平台。如中艺博国际画廊博览会、艺术北京博览会、北京文博会、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等，产生了品牌效应，进而辐射到其他地区，在中西部省会城市也出现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会展，不仅为艺术创作者、经营者、收藏者提供了更多面向市场的机会，也成为连接艺术品生产、流通、消费的重要纽带。

艺术品拍卖业在2005年前后异常活跃，尤其在2011年达到了历史高峰，年拍卖成交额从十几亿元攀升至561.22亿元。2004年后西泠拍卖、北京保利、北京诚轩、北京匡时等大中型拍卖企业先后建立，成为当时艺术市场的中流砥柱，如黄庭坚的《砥柱铭》在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中以4.368亿元成交，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在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中以4.255亿元成交，分别刷新了当时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书画的成交纪录。与此同时，书画、瓷器、玉器及近现代绘画、雕塑作品等受到文博机构和资深藏家的追捧，天价作品频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不应忽视的是，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除大、中型城市外，乡镇、农村也出现了以画家村为代表的艺术园区，主要从事中低端艺术品的生产和流通，通过移植、学习和借鉴深圳大芬村的模式，在国内整体消费提档升级的前提下，“买得起的艺术品”在市场中所占份额增加，助力了艺术市场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波及艺术市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升温，艺术市场很快走出低谷，呈上升态势，并使2011年中国艺术品在交易量与交易额上达到巅峰。

四、调整期：2012-2023年

21世纪初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从思想观念、经济体制到生产、生活方式，均产生了划时代的改变，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不言而喻。正是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动车”的牵引，内地艺术市场才在短期内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在近30年间有了跨越式发展。然而也应看到，在市场规模扩大、效益提高的同时，也存在市场泡沫及诸多乱象，不利于其健康有序的发展，这与中国经济处于爆发式增长期，艺术市场法规不健全，管理松散、滞后，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不无关联。

但中国艺术市场经过短期的震荡后，逐步恢复生机，去除了市场泡沫，进入了内涵式发展阶段，重在调整、优化市场结构，改善市场生态。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市场的经营品质全面提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韧性得到增强，稳中求进。古玩业、画廊业、会展业、拍卖业之间的互动、联动逐步增强，与新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

艺术市场的调整、优化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和经营方式两方面。一方面，随着城市改造工程的深入推进，市场格局也产生了相应变化，其中以北京艺术市场表现的最为明显区、黑桥艺术区、环铁艺术区等的拆除，也与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艺术市场内部的“优胜劣汰”，让部分经受住时代浪潮洗礼的经营机构优势更为凸显，而部分运营不善、管理落后的小微型经营机构则面临着市场的淘汰。面对中国艺术市场的调整，部分外资画廊相继撤资，进一步推动市场格局变化，这也反映了国家实力增强、文化战略调整后，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

为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的艺术市场环境，各地展会组织机构也相继调整经营策略，加强与不同层级市场主体的联系，与各地频繁举办的“艺术周”“艺术季”联动，产生大规模的聚集效应推动市场精细化发展，这也是艺术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一级市场外，拍卖业也直面经济调整带来的影响，经受住多方面的挑战，行业整体“瘦身”，艺术品交易总量也显著降低，天价拍品减少，市场逐步回归理性。尽管部分企业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中销声匿迹，但如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诚轩、上海朵云轩、广东崇正等信誉度较高的综合型拍卖行却脱颖而出，经营品质进一步提升，经营方式更加专业化、精细化，多次创下该板块的拍卖记录。

这一时期，民间资本和民间收藏力量不断壮大，民营美术馆在经济发达城市相继建立，在艺术传播与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逐步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国内艺术市场愈发注重大众消费需求，艺术品消费下沉，青年藏家群体崛起，带动了中低档艺术品收藏市场的发展。

此外，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其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使国内商品交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为数字藏品的产生及艺术品网络交易提供了便利。尤其是4G、5G技术的运用，使艺术品网络交易日新月异，在艺术市场中的份额显著扩大，对部分实体市场造成冲击，促使实体交易与网络交易互动发展，经营水平共同得到提升。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与艺术品交易相关的互联网企业，既有雅昌艺术网等专业性网络平台。

随着艺术市场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艺术品质押、保险、物流等相关配套设施及服务也逐步受到重视，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艺术市场的业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议题也逐步提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日程，艺术市场的生态也受到相应影响，传播、研究、人才培养及管理得到全面加强，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由于对艺术品收藏、投资等传播力度增大，加之公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素养全面提高，收藏渐趋理性，艺术品投资降温，盲目跟风现象减少，有利于艺术市场软环境的营造。

同时，艺术市场的管理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市场运行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及行业自律组织各司其职、多措并举，不断推动艺术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与艺术市场相关的法律进一步完善，不仅涵盖了艺术品生产、流通、消费等不同环节，还涉及艺术品税收、鉴定、保险、信用等多个方面，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拍卖行业率先垂范，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业务人员信用管理机制，如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为整治艺术品拍卖市场中造假、售假、拍假行为，在继2010年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自律公约》后，于2011至2019年间先后评审三批“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标准化达标企业”，有效推动了艺术品拍卖业的规范经营。

中国艺术市场在整体经营规范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实现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规范化发展，国际合作也进一步增强，如北京保利于2012年在美国纽约设代表处，2020-2022年来，北京保利、北京永乐多次与富艺斯合作举办“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和设计”拍卖专场，这不仅提升了中国艺术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也有助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如2018年，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在流落日本80余年后现身香港佳士得，吸引海内外藏家竞拍，最终以约4.11 亿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拍卖记录。

2019年末，当中国艺术市场正处于调整优化、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打击，艺术市场也受到影响。以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永乐、北京荣宝等为代表的拍卖行在疫情影响下顶住压力，维持经营，为市场释放出良性信号。

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整体提质增效的背景下，艺术品流通流域也在调整市场结构、优化交易方式、丰富市场业态、完善交易手段等方面不断攻坚克难，强化管理、提高信用，使市场整体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呈现出新的气象，焕发出新的生机。在相关政策法规更加完善的同时，各类艺术品经营机构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促使书画、陶瓷、玉器、金银器、漆器等中国艺术品在全球艺术品流通领域占据不可取代的地位，并积极开拓市场空间，整个行业的品牌意识和服务意识显著增强。艺术市场不断加强行业自律，发展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市场生态明显改善，传播、研究、人才培养、管理等方面也全面推进，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整体，艺术市场生态系统初步实现了良性循环，共同促进了艺术市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