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中的艺术家 　　在瑞士采访博览会期间，我们到卢塞恩访问了乌里·西克，在他的城堡里从厨房、卧室、走廊到厕所、书房，处处都有他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他的收藏有1400多件，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当代艺术面貌。2000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话题还仅限于艺术品质和意义的范围，而今年，话题自然涉及到艺术市场，他很节制地评价了一句，“暴涨使需求量超出了艺术家的创作能力”。 　　艺术市场的火热，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状态。巴塞尔博览会亚洲顾问乔纳森·纳帕克观察到，“有些人现在已经像机器一样工作，不断复制自己”。市场上也有传闻说，很多买家并不通过画廊而是直接进入艺术家工作室买画，其中又有放下现金定画的，于是接受定画的画家就得在工作室里加班加点地苦干。而另有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传闻说，由于市场的火热，有一些担任了学校行政职务、停手多年的画家居然也赶潮似地辞去职务重操画笔。 　　反而，成熟的艺术家会调整创作的状态。顾维洁透露，岳敏君有一次说最近很烦，因为画得都想吐了。岳敏君的成名形象是那些永远疯笑着的男人们，也许是因为画得想吐了，所以最近我们反到看到他画的一些脱离了符号化的奇异风景。杨少斌的作品在90年代进入市场，10年中一直有稳定的增长，在这个热潮中他转而接受了“长征艺术空间”的策划，回到他成长的地方，画出了题材完全不同于他暴力系列的大幅作品，其实去年他就已经把他原来的暴力系列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的题材。 　　艾未未说，“价格并不说明好坏，杜尚的作品就卖不高。况且市场好坏跟艺术创作无关，艺术家是生产者，展示是最重要的，往后的事情不归艺术家管，那是人家画廊拍卖行的职业”。所以在这个艺术市场骤热的一年，他却忙着做了8次个展。媒体上都称他为艺术家，其实到2004年他才开始有画卖出，倒是陆续做了40多个大小建筑，在他那里好像从来没有身份问题或材料问题，那些建筑也就可以是他的艺术作品，如果一定给他一个艺术家身份的话。他声称，艺术家作为生产者只有在工作室才是自在的。刘炜的表白更极端，他说他有自闭症，就爱在工作室呆着。 　　巴塞尔博览会期间，香格纳画廊老板劳伦斯带着我们参观了一家瑞士人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这家的女主人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欧洲资产阶级主妇，她在兴奋地描述她的收藏经历时，讲到了一个不太愉快的小插曲。她非常喜欢尹朝阳的作品，去年她到北京来，和尹朝阳约在他的工作室看作品，可是到了约定时间，他就是不开门，后来开门了，又不让看画，让这位女士对他的人品很失望。尹朝阳的残酷青春绘画以及儿时模糊的革命记忆题材，是中国当代绘画中玩世现实和政治波普后的又一个看点，他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是市场最好的之一，作品升值的幅度也不小，他的爽约虽然非常失礼，但在这种失礼中，似乎也能看到艺术家在艺术的坚持中抵制诱惑的失态。 　　去年我曾带一个收藏者到曾梵志的工作室看画，他本想买的画没有了，就想定购几张，话一出口，曾梵志就很客气地开始介绍他与香格纳画廊的合作方式，他与画廊之间只有松散的合约，画廊从不接受买家的定购，买家如果问某类画是否还会有，画廊只能说不知道，因为曾梵志从不接受定画。他似乎一直对定画非常敏感，他有一次说过，“一想到要画预定的画，整个心情全坏了，根本没法画”。其实艺术家们都明晰这种过热的市场对创作的损害，但并非都能抵抗住定金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