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收藏家》过刊，偶然发现数年前的一场“笔墨官司”。2002年，北京藏家的一件“显德年制”款孔雀蓝釉碗残片引发了陶瓷业界不少专家和爱好者的热烈讨论。曲永健先生首先撰文披露这件残片，认为有可能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辖域内百姓自发的歌功颂德之作，属磁州窑系产品，其为追溯正式皇帝纪年款的源头提供了新的资料(曲永健：《陶瓷纪年款溯源》，《收藏家》2002年第8期)。对这一论述，尹伊先生不以为然，他仅从字款着眼，便提出了三条否定意见：第一，“显德年制”为印刷体老宋字，不可能早于明代;第二，“德”字的“心”上有一横，应该晚于清代;第三，民国以前，这种字体仅见于书籍刊刻，从不作为艺术品的款刻字体(尹伊：《瓷片也造假》，《收藏家》2002年第10期)。针对尹伊先生的观点，杜锋先生予以了回应，认为“显德年制”款所采用的宋体之所以如此得名，正是因为它从宋代开始被官方正式确定为印刷体，后周时便开始使用实属正常。此外，杜锋先生结合另一件完整的“显德年制”款孔雀蓝釉模印花斗笠碗图片，从器形、胎、釉、纹饰和款识等各方面加以辨别，认为这两件纪年器物确应为后周时期所烧，从而填补了五代瓷研究的一项空白(杜锋：《也谈显德年制低温蓝釉陶瓷》，《收藏家》2003年第1期)。对此，尹伊先生再撰长文，通过论述宋体字的风格演变印证了自己先前的观点，并就“德”字的写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尹伊：《此宋非彼宋》，《收藏家》2003年第2期)。半年多时间里，针对这件“显德年制”款残片的年代归属，肯否双方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最后，还是通过对残片进行X荧光能谱仪胎釉成分检测和红外光谱仪釉质老化检测，得出系民国时期所做的结论(毛晓沪：《显德年制款瓷片的检测及鉴定》，《收藏家》2003年第2期)，一场争论才似乎画上了句号。

　　时隔多年，笔者重提旧话，是想补充说明一些新的相关内容。

　　天津市文物公司艺林阁的瓷器库房内，同样有三件和曲永健先生、杜锋先生所提形制相同的“显德年制”款印缠枝花卉纹碗，分别为孔雀绿釉、黄釉和青白釉。三器尺寸相仿，孔雀绿釉碗口径24.5、足径6.3、高8.9厘米。黄釉碗口径24.2、足径6.1、高9厘米，青白釉碗口径23.9、足径6.2、高9.4厘米。碗呈标准斗笠状，敞口，斜直壁，圈足。外壁光素，釉色不甚匀净，可见一道道明显的旋纹。内壁自口沿至碗底依次模印两周二方连续回纹和两周缠枝莲纹，回纹与缠枝莲纹两两相隔，其中被两周回纹间隔的缠枝莲纹内对称模印“枢”和“府”两个宋体字，字外围以单圈，内底心亦在单圈内模印“显德年制”四字二行宋体款。3件碗烧成温度均不太高，胎薄体轻，胎质较为粗松，三器相比孔雀绿釉碗釉色更为清亮，纹饰更为清晰，黄釉碗的“显德年制”四字则略显模糊不明。正如科技检测得出的结论那样，这3件碗也同属民国时期，是以宋代青白釉斗笠碗和元代卵白釉枢府瓷碗为本杂糅臆造出的赝品之作。

　　民国初年，伴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古玩行里兴起了一股仿古之风，举凡高古玉器、三代青铜及至唐宋元明清各代瓷器，可谓无所不仿。当时有不少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的外国人高价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但由于真品有限，故很多古董商便瞅准时机，大肆制作仿品，以牟取暴利。1914年紫禁城前朝的武英殿被辟为古物陈列所，此后规模不断扩大，文华殿和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也相继对公众开放，更是给这些造假者提供了难得的观摩机会，使他们得以一睹从来只是深藏宫中、仅供皇帝赏玩御用的各代名瓷真貌，进而有条件制作出仿真度更好的仿品。将几件“显德年制”款碗与宋代青白釉斗笠碗和元代卵白釉枢府瓷碗相比，便可发现两者的相似度较高。就器形而言，斗笠碗的造型在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产品中颇为流行，入元后继续烧造，卵白釉品种中亦有之，且“显德年制”款碗的小底足与枢府瓷碗如出一辙。就纹饰而言，不难看出，“显德年制”款碗的缠枝莲纹几乎就是一些枢府瓷碗的翻版。当然，由于仿制目标并非是影青瓷和枢府瓷，两者间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首先，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所说的“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纯系指卵白釉而言，带有“枢府”铭文的器物全部应为卵白釉产品，绝无有蓝釉、绿釉或黄釉品种。其次，带有“枢府”铭文的卵白釉碗绝大多数是折腰碗和撇口碗，相比之下斗笠碗数量很少。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不同，目前已知的所有卵白釉枢府器中带年款的只有一件收藏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印花盘，其内底花卉纹间模印“天顺年造”四字，字头朝外呈钱纹排列，而像明清两代标准官窑款识那样书写的“显德年制”从未在任何枢府瓷上出现过。

　　其实早在民国时，赵汝珍便曾在《古董辨疑》中提及这种“显德年制” 款碗：“今日北京市之古玩小摊上，常陈列一种仿宋瓷大碗，内有’显德枢府’字样，声音极为清脆悦耳，诚所谓声如罄也。但一元现洋即可购买一件听声，岂足为凭也!”(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出版社，1992年)20世纪80年代，孙会元先生也曾在《谈柴窑》一文中揭示过这类瓷碗的来历：“民国初期，北京东郊六里屯盆窑和河北唐山的启新瓷厂，还臆造了不少半陶半瓷胎骨轻薄的白、黄、淡绿、孔雀绿等琉璃釉敞口碗。碗的内壁满满地凸模印着缠枝花卉图案，也有花间加双龙纹的，内底心凸模印’显德年制’四字两行宋堑体款识。这些毫无根据的臆造品，只能称为一种仿造的艺术品罢了，现在已很少见。”(孙会元：《谈柴窑》，《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1期)同一时期傅振伦先生在《<陶说>译注》中曾注解“……何遂得显德款残瓷碗底，以及1948年前各地古玩铺出售白、蓝、绿等釉显德年制款印花瓷(或云造于河北唐山，系洋灰为胎)■，皆系伪造。”(傅振伦：《<陶说>译注》，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类似的注解傅氏在《<景德镇陶录>详注》中也有提到(傅振伦：《<景德镇陶录>详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吕成龙《中国古陶瓷款识》一书亦对“显德年制”款有过介绍：“‘显德年制’款属于伪造的年款。显德(95460年)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明代以来文献记载有’柴窑’，这一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悬案，而民间又流传着’片柴值千金’之说，于是民国时期即有一些古董商制作了一批印有’显德年制’款的薄胎印花碗，有绿釉、黄釉、影青等品种，用来冒充柴窑器，牟取暴利。其造型多模仿宋代影青斗笠碗，胎薄体轻，印有龙穿花等图案，内底心印一朵盛开的莲花，花心内印’显德年制’四字双行楷书图案式款。”(吕成龙：《中国古陶瓷款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叶喆民在论述柴窑时同样指出“更可笑的是有些作伪的仿品，居然在器物底足加’显德年制’的篆书图章方款，一望而知是受明清官窑款式的局限。”(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尽管前文列举的四件碗残片均为缠枝花卉纹，但笔者在网络上确实也见过“显德年制”款的黄釉印龙穿花纹碗和白釉印龙凤穿花纹残碗，这几件器物正是孙、吕二位先生所言民国初年制造的那批“显德年制”款瓷器。

　　虽然曲永健、杜锋两位只是认为“显德年制”款孔雀蓝釉碗属于后周时期磁州窑系产品，但很明显，正如孙、吕论述中所提到的，民国古董商人制造这批瓷器，其意图直指中国陶瓷史上的千古之谜---柴窑。

　　关于柴窑的问题，当下对他的关注和研究简直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不仅学界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作出新的论证，坊间大众亦不甘寂寞，纷纷投入到追寻这“千年名窑”踪迹的队伍中来，众说纷纭，有的研究爱好者甚至几乎将历代以来有关柴窑记载的古籍文献乃至传闻搜罗近齐，并与自己的多年珍藏相互印证，其间所下的功夫不可谓不深，耗费的心血不可谓不大。笔者在网络上浏览过一些这样的文章，如母智德的新浪博文《“柴窑”与“柴窑”研究》、《大公报》记者对邰振春的报道《“诸窑之冠”千年柴窑谜》、田培杰的新浪博文《田培杰谈柴瓷》、黄金源在美国加州《中华论坛报》和《国际日报》上刊载的《解开千年悬案之迷---柴窑》以及ID名为“lxt1025”的网友在大河论坛上的“拾柴札记”连载等等。尽管对母、邰所认为的各自珍藏瓷器即为柴窑的观点不敢苟同，但笔者却从他们考证、论述的字里行间中得到了很多新的认识和启发。通过阅读此类林林总总、说法不一的资料，笔者对柴窑研究的现状有了一个较为初步而全面的了解，并在对相关古今文献的占有和辨别上有所收获。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冒昧提出自己的一点儿看法，诚心求教于方家。

　　首先应该确认“已知最早记录柴窑的文献”就是《格古要论》无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论述柴窑的文章在引用古代文献时，言必及曹昭的《格古要论》，认为这是“柴窑”的最早出处。也正因如此，才有学者怀疑时隔宋元两代400年后突然出现的柴窑是被后人杜撰出来的，从而否认它的存在。曾经一度，一段所谓语出北宋史学大家欧阳修晚年著作《归田集》的记载打破了这一惯解，将记载柴窑的文献年代提前到欧阳修生活的北宋中期。这则名为“汝窑花觚”的记载全文如下：“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州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全洁，华腴光暗滋。指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对这段“横空出世”的记载，有人予以了质疑，认为其有两点明显破绽：一是欧阳修身为北宋中人，其时国号为宋，他如何能够未卜先知其身后尚有南宋立国?“北宋”二字即为败笔。二是欧阳修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而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结果，天青釉汝官窑创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085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欧阳修不可能见过汝官窑器，“今亦不可多得”更是无从谈起。基于这样的质疑，有人便断言《归田集》是一部伪书。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引用者和质疑者都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欧阳修晚年致仕归居颍川后确曾写过一部记述自己经历见闻的笔记，但不是《归田集》，而是《归田录》，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书凡二卷，计一百一十五条，里边并没有论述柴窑或汝窑的内容。记载有“汝窑花觚”的《归田集》实际上出于清代康熙年间文人高士奇之手，收录于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四库未收书辑刊·九辑·十六册》，其卷十一中即有“汝窑花觚”一条。由此可见，这则记录其实和清代其他关乎柴窑的记载相差不多，在意义和性质上并无什么特殊之处，目前已知对柴窑的最早记载仍然要属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

　　其次，明清以及民国时期论及柴窑的各种文献为数不少，粗略算来也有20余种。在这之中笔者较为重视的有明代的《宣德彝器图谱》，以及民国年间郭葆昌辑录的《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1929年)、荆子久著写的《钧窑考证》(1935年)和邵蛰民撰(1921年)、余戟门增补(1938年)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再有就是赵汝珍编述的《古玩指南》(1942年)和《古董辨疑》(1943年)。因为和其他大多只是代代传录、却无实物可资详述的记载相比，这几本书明确指出了明清两代宫廷内府中藏有柴窑器，堪称柴窑存世最具官方权威、确凿无疑的证据。对此，笔者进行了一番考证，现存有几分疑问，陈述如下与大家商榷，不当之处尚希不致贻笑大方。

　　关于《宣德彝器图谱》(二十卷)、《宣德鼎彝谱》(八卷)与《宣德彝器谱》(三卷)的版本不一问题，赵汝珍在《古董辨疑》第九章“宣德炉谱辨”中已做了说明，并指出“三谱所载谕文大致不差。关于彝器详情则错乱乖谬，几至无法徵信。”“盖系平民辗转抄袭之误，不足深怪。”贾文忠在《宣德彝器图谱》一书的出版序言中也对三种版本做了简明扼要的梳理介绍(吕震等：《宣德彝器图谱》，中国书店出版社，2006年)。三版之中，《宣德彝器图谱》和《宣德鼎彝谱》均言及明代内府藏有柴窑器，文字大抵相仿，现录如下：

　　“……将应铸鼎彝可照博古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等窑器皿款式典雅者照式铸来……”

　　“……照博古考古诸书鼎彝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遂件照式依限铸来……”

　　---《宣德彝器图谱·卷一》

　　“……采博古图录诸书及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之式更铸……”

　　---《宣德鼎彝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

　　“……于博古图录考古诸书中遴选款式典雅者纪得八十有八种，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选得二十有九种，二共一百一十七种……”

　　---《宣德鼎彝谱·卷一》

　　笔者分别对《宣德彝器图谱》和《宣德鼎彝谱》中言明仿瓷器款式的彝器加以考察，发现彝器名称混乱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即使同一种器物也存在着说法自相矛盾的情况。以豸首大彝炉为例，《宣德彝器图谱》称仿均，《宣德鼎彝谱》称仿官;又如双鱼耳彝(炉)，《宣德彝器图谱》称仿官，《宣德鼎彝谱》称仿汝。由于前人早已指出此系“辗转抄袭之误，不足深怪”，因此尚可理解。但据笔者统计，《宣德彝器图谱》中提到的所仿瓷器有定、官、均、哥、汝和元代枢府瓷，《宣德鼎彝谱》中提到的所仿瓷器也有定、哥、官、汝和元代枢府瓷，两版中却唯独未见仿柴窑器的实例记载，这一点颇令人不解。根据前引文献，柴窑器应该是被当作了仿照对象无疑的，而纵然在传抄中再如何错乱乖谬，位居“五大名窑”甚或“六大名窑”之首的柴窑竟然未被记录下来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两版所有提及的所仿瓷器中，除汝、官、哥、均、定、枢府瓷和个别以“仿宋瓷”简言称之外，另有蟠虬环耳彝、大梵书炉、中梵书炉和鼓墩炉等数件宋代“东青瓷”。东青瓷系指北宋民窑“东窑”的产品，历代文献中所记亦多，或言仿官，或言仿柴，当然也有学者如日本的小山富士夫认为东窑就是北宋官窑。从两版炉谱所记看来，此处的东青瓷所指应该还是民窑性质的东窑所产之瓷。除却因传抄之误导致的彝器名称与仿制对象混乱的因素，炉谱中未记柴周之器而记民窑之器，个中缘由耐人寻味，明代内府所藏柴窑与产东青瓷之东窑的关系似也有可资探讨之处。须要说明的是，现在学界已基本认同《宣德彝器图谱》是一部作于明末的伪书，这样一来，明代宫中藏有柴窑器的说法将更难得到有力可信的证明。

　　乾隆皇帝一生作诗数万，其中不乏相当数量题咏古董珍玩之作。在《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的近200首咏瓷诗中，有4首描述的是柴窑器，分别如下：

　　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

　　大辂椎轮溯，青天明镜开。

　　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

　　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

　　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

　　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

　　---乾隆甲申御题(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咏柴窑碗

　　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

　　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

　　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

　　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乾隆丙戌御题(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咏柴窑如意瓷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

　　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

　　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

　　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乾隆辛丑御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咏柴窑碗

　　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

　　镜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

　　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

　　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实事谐?

　　---乾隆丁未御题(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另有一些咏瓷诗也曾提及柴窑，如：

　　“官下柴一等，希珍致亦艰……”

　　---《咏官窑小方瓶》(乾隆四十年，1775年)

　　“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

　　---《咏汝窑瓷枕》(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柴瓷罕见兹称古，望古因之意睪然。”

　　---《题均窑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越器惟名那见唐，柴窑硕果后周藏……”

　　---《咏官窑盘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宋时秘色四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

　　---《官窑小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何年窑冶器?似赵却非柴……”

　　---《咏古瓷枕》(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相对来说，作为柴窑存世的依据，由于言之有物，乾隆皇帝的这几首诗要比《宣德彝器图谱》更具说服力，但疑点依旧存在---如何能够肯定乾隆皇帝所题咏的几件瓷器确是柴窑无疑呢?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毫无依据，须知乾隆皇帝虽然嗜古成癖，无物不好，堪称文物收藏鉴赏领域的一位“杂家”，但囿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他并不能正确无误地识别出清宫珍藏的所有瓷器。实际上，不仅将明仿之器视为宋器的情况时有发生，就连康雍两代甚至乾隆本朝制作的瓷器，乾隆皇帝也曾误认作宋明名品(吕成龙：《乾隆御制诗中的瓷器误定举例》，《紫禁城》1998年第3期)。在一些御制咏瓷诗中，还能看到乾隆皇帝因不确定某器的确切品种或由于器物特征与文献记载不符而使用含混疑问、似是而非的语句，除前引《咏柴窑碗》“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实事谐”、《咏柴窑枕》“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和《咏古瓷枕》“何年窑冶器?似赵却非柴”外，还有《咏古椭片瓷》中的“椭片出越窑，较唐宋应久”和《波食盆》中的“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等等，由此亦可看出乾隆皇帝在鉴定瓷器方面并非博古通今、无所不精，而且他能够承认这一点，敢于在诗中表现出来。

　　在前引诸多咏瓷诗中，有几则注释颇值得注意，分别为：

　　“内府旧有柴窑碗一，实古于宋瓷，然亦难定其真伪也。”(乾隆四十五年《咏官窑盘子》)

　　“《夷门广牍》载：柴窑世传周世宗时所烧，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又《博物要览》论柴窑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为诸窑之冠。今内府所藏柴窑碗共七、八枚，分第甲乙，然色皆黑，无青色，亦见记载之难信也。”(乾隆五十二年《咏柴窑碗》)

　　“内府旧藏柴窑碗，曾经题咏。是枕式仿柴周所制，而釉色非《遵生八笺》所云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者。然汤穆莹润，火气全消，亦当似赵宋时物耳。”(乾隆五十三年《咏古瓷枕》)

　　据此可知，乾隆皇帝吟咏的几件柴窑器，似乎并非凭其本人一己之见判定为柴窑，而是明确记载了名称的内府旧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柴窑器从何时开始被珍藏于皇宫?如果《宣德彝器图谱》虽是伪书但所记内容尚多属实的话，那么这些柴窑器是否在《图谱》记载的那批“内库所藏柴器”之中?又是何人将它们定为柴窑的?对此，乾隆皇帝似也有所不解，故而说出“亦难定其真伪”的话来。将时间前溯至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在攻破汴京、几乎将城内劫掠一空后，押解徽钦二宗、皇室大臣、工匠百姓10万之众并携各种文籍舆图、宝器法物北返。在这场浩劫中，宋室深藏宫中的各大名窑之器即使未被金人掠走，恐也难逃被打碎焚毁的命运。如果说元初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所记清河郡王张俊向宋高宗赵构进奉汝窑器是因为其时距汝窑停烧不久、王公大臣家中还留存有一些的话，那久未烧造、也不大可能被作为赏赐品的柴窑器保存在民间的可能性与数量只能说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而就算确有柴窑器被金人带到了北方，在此后近300年的时间里，历经蒙古灭金和明灭元两次大的战乱，这些柴器得以完好保留下来的几率也是可以想见的。汇总有明一代种种关于柴窑的记载不难发现，到明代时已基本上无人亲眼目睹过柴窑究竟为何面目了。明代内府庋藏的所谓柴器，正如前文所述，很有可能是宋代某些窑口烧制的产品。

　　According to records and professional articles，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colorful bowl with the seal inscription of “Xiandenianzhi” was the counterfei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author takes the poem of chanting porcelain written by Emperor of Qianlong as the example and questions the porcelains from Cai kilns collected by Imperial Hous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common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