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还有什么比自由、散淡、抒情更接近人性呢?无疑杜大恺是活的最像自己的一个人。

　　面前的他，和颜悦色，举止斯文，嗓音洪亮。和乐恺悌的杜大恺，让人有如沐春风般的感觉。一件蓝色开衫，把他衬托得更加鹤发童颜;那双看过了66年人生风雨的双眸，居然纯净如水。

　　一时间，我的脑海叠现出一连串形象———恬静的老者、渊博的学者、慈祥的父亲……

　　讲他的故事，并非仅仅因为他高雅的审美情趣和满腹经纶的学识功底，更因为他以“自然为师世久安”和“要活的更像自己”的良好期许和不懈追求。

　　没有貌似深刻的教授那种故作姿态，也找不到风流名士那种令人恶心的做派，和杜大恺先生交谈，是一种休息，是一种享受。杜大恺先生是学者，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虽年近七十，但仍不辍翰墨。暮年壮心，可见一斑。水墨是他艺术生命的一部分，是他情真意切的抒发。

　　他坦言，没有其他爱好了，有空就写写画画。

　　他认为，艺术与时势，与国运休戚相关，不惟个人私事，对艺术滋生一种庄严感。

　　他强调，艺术家和普通人是一样的，“艺术家经常被写成疯子奇人怪人，艺术家不是这样的，这是错误地理解艺术和艺术家。”

　　在他看来，特别怪诞的东西和艺术没有关系，乱七八糟的都叫当代艺术，实际上当代艺术应该有严格的学术界定。

　　“没有刻意去打听结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当记者问道他对“杜大恺水墨作品展”(2009年4月至5月在798艺术区)展览结果是否满意时，他说，展览没结束时我就去了浙江，不得而知。他显然活得更像自己，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如歌的人生年轮

　　杜大恺于1943年8月8日生于河南叶县，祖籍龙口，时值抗战，襁褓中随父亲辗转于豫陕陇诸地，周岁后由沪抵居青岛。父杜宇，生前任青岛民报总编辑，是青岛左联的发起人，与王统照、吴伯箫、洪深、臧克家、姚雪垠等过从甚密，1947年他四岁时父亲病逝，是母亲姚淑珊含辛茹苦一手将他拉扯大。那是一位有着孟母般情怀的母亲，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受外祖父熏陶，吟诗填词，曾任战地记者，父殁后一直任小学、中学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一生含辛茹苦，因性情豁达，2003年仙逝，年逾九旬。母亲不仅养育他长大，教他做人，更给了他知识的哺育。杜大恺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是母亲的教诲所至，日积月累，读书对于他是一个习惯，一件神圣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他不喜欢任何人、任何事情来打搅他。

　　因母亲之故，杜大恺十五岁辍学，步入社会，先后任职校教师、美工、工艺美术师，与艺术亦近亦远。如他所说工作之余则画画读书，尽兴而已，并无奢望，任时代安排他的生活，然他的失学是母亲一生的心病，“感谢****，是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恢复高考，杜大恺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从祝大年先生，读研究生，学习装饰艺术。祝先生之外曾聆听张仃、庞薰琴、雷圭元、郑可、吴冠中、袁运甫诸先生教诲，“言犹在耳，惠及终生”。杜大恺感激地说：“今日思之，我于艺术之结缘，一半是命定，一半是机遇，但一经结缘，则深以为幸，从未悔之。”

　　因装饰艺术而涉足陶瓷、金工、纤维、木、石、漆等众多领域，因此而得识材料工艺之美，知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二十年间，杜大恺值得记忆的事是参加首都机场壁画，中央政府赠送香港行政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以及中华世纪坛《中华千秋颂》壁画等的创作，因心性使然，装饰艺术囿于空间人事，终有不能尽兴之憾，故他自1990年始，“试做水墨，初画水乡、荷花、人体，渐及山水，假色入画，墨与色兼施，幼时从母教，习书经年，略悟笔法，加之画油画、水粉、水彩之经验，故能诸法杂揉，不拘一格，皆以人所不为而为之，遂与时风迥异，渐呈风格。”

　　杜大恺告诉记者，“有评论将我归入以西入中一类，与林风眠、吴冠中同宗，我不以为然，自以为我仍是很中国的，惟以当代是归，骨子里十分执著的守护着中国情结，依我所见，林风眠、吴冠中亦然。”

　　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立绘画系，杜大恺任系主任，2006年卸任，兼授中国画与公共艺术两科课程，画画从此名正言顺，近六十岁时，职业与兴趣的一致不期而至，是幸事或是不幸?“人生是不能自己把握的，对于这一点无论爱恨若何皆是枉然。我不信命运，但相信偶然性，因此我对成功或有向往，却不苛求。其向往亦不过如儿时的梦，亦真亦幻，有且未有。”

　　2003年，他出版文集《艺术帚谈录》，收录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些短文，其中序言最多，都是朋友或同道的嘱托，不说亦不行的话。2003年出版《杜大恺水墨作品集》，收录了自1990年以来的水墨作品一百二十三幅，算是对其一段时间的总结。2001年始收博士生，2003年始任博士后合作导师，2004年创办《清华美术》，杜大恺任主编至今，都是与理论沾边的事。2008年将2006年以来的作品及文章结集，出版有《杜大恺水墨作品》、《杜大恺水墨人体》、《杜大恺人体速写》及文集《砚边絮语》。

　　自然为师世久安

　　在杜大恺作为主要组织者及参与者并且凸显出很强“中国文化特征”的2008年“四季水墨展”“春季卷”画册里收入了《以自然为师》一文，文中杜大恺代读者发问，“自然者非圣非贤，无文无语，何以为师?”他解释道，“师者传道释疑解惑者也，自然以其形迹示于人，行传道释疑解惑之能，不言而声高，不文而彰著，与师无异，且有师所不为，师所不能为者”。“以今日之艺术视之，尤为可师者一物一式，常在常新，各美其美，且近且远也”。文中他的这些观点颇具有代表性：“自然固有大德矣”;“以自然为师，非以谋自然之功，唯以近自然之道而已”。最后他总结道，“艺术如得自然之一二，亦或有知且未知之遇，精典者知且未知者也，非精典者无以存世，因不具知且未知之质焉”。

　　杜大恺说，“中国绘画若以题材论成就，唐以前人物为上，宋元以下首推山水。然成就愈高，愈近程式，愈近程式，愈易因袭，因袭日久，必祈新途，世事皆然，故季羡林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古人画山水以可入、可望、可居、可游为之，以今日视之，画中山水无论如何悠远终不可入，无论如何广袤终不可望，无论如何清丽终不可居，即尽积天下山水于一图终不可游也。因而以层峦叠嶂，谷深壑幽，林邃泉泻，芒鞋藜杖图之，古人极赏者，今人未必以为然矣，我遂以《一山一势胜千势》为之，非以图胜，而以势胜;一面解构，一面重建，在古今中西之间徜徉，融具象与抽象为一式，平衡精神隐喻与视觉的机缘，如石涛所言，以无法之法为法，看似苛意，实是时势驱纵，亦算无奈，随被逐流识时务而已。”

　　清华美院教授、博导、杜大恺的老师袁运甫说，看到杜大恺，我就知道画家是怎么产生的了。杜大恺是最优秀、最能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的人，他的感情深深地扎在中国文化上面，他的自学精神和态度，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是下了功夫的，是需要一辈子投入才能达到的境界，给人以新鲜感觉，有启示作用。

　　在“杜大恺水墨作品展”上，自由艺术家陈丹青说，我和杜大恺先生认识9年，7年同事，却一直没有刻意看过他的画，这次画展是认识9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3张以上的画。他的画是自然的、真实的，超越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超越传统与非传统，超越旧水墨与新水墨的歧见，超越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矛盾，全无挣扎和经营的味道。他是一个安静和通达的人。

　　杜大恺感慨道，“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对传统的是与非的争吵，比较现实存在这些争吵均显荒谬，过去，现在，未来，是生命存在中的当然，并不真有是非，亦如牡丹芍药不能以是非论之，人各有爱，爱与爱之间无所谓是非，爱之者以为是，厌之者以为非，传统的存在亦俨然如牡丹芍药，任人好恶，随性使之，但爱之者应不以厌之者为轻，且爱且厌各行其事为好。因此而少是非，因此而天下太平，坦坦荡荡然。自然界万木葱茏，然宁静悠然，能以自然为师复有望世之久安矣。”

　　“作为画家，或对理论有兴趣，但不会迷信理论，理论愈是系统，愈远离艺术，艺术是视觉的，年龄愈大愈以为文字与视觉之间的间离近于宿命。理论最终应归于知识系统，是别样的存在，在感觉的意义上并不真正有影响力，只有惟权利是从的艺术才需要理论的煽情。视觉虽不能完全实现对艺术的诠释，但视觉以外的诠释对于艺术究竟有多少意义我是怀疑的。细想起来，文字或不是理论，我对文字的敬畏从未动摇，至今仍将文字奉若神冥，惶惶然哉。”

　　要活的更像自己

　　2009年4月11日至5月5日在798艺术区桥舍画廊，在由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桥舍画廊和杜大恺艺术工作室承办的“杜大恺水墨作品展”展览的开幕式上。杜大恺谈及他的展览心情：我没有能力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所以我要活的更像自己，798给人更多现代艺术的感觉，我问自己是不是适合?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十几年前回到山东龙口老家，看到新农村，家家户户的房子都被整齐的规划像“兵营”，杜大恺感到难过，“失去了对老家的记忆”，“喜欢噪杂的世界，那样的世界近于真实。”

　　“夜读杜大恺的作品，只觉清洌异香拂面，新图像所透散出的当代生活气息，仿佛逐去夜的沉重，昏然已久的视觉，犹如被重新激活，心情亦从困顿中蠕活过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艺术史家、批评家张晓凌曾在《一个人的现代水墨之路》文章里评论道，最让人兴趣盎然的，是杜大恺画面中对当下生活的敏感，对其场景随心所欲的择取，新笔墨书写中的从容与悠然，以及由此形成的散文般的自由。“因而，杜大恺的当代水墨探索之路，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人的。”

　　杜大恺曾经说过，现代艺术特别强调个人风格，这实际是在肯定每个个体的价值，这就要求你的创作与别人不一样，无论重复他人还是重复自己都与这个时代的价值规则相悖。所以，我个人觉得选择个性化的风格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必须，带有强制性。迫使你寻找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本拟参加2009年海淀国际文化论坛的杜大恺对“城市文化产业：危机中的机会”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城市文化处在起步阶段，不能说是危机，刚刚发展怎么能够叫危机，发展很好的突然不行了，这才叫危机，现在还没有发展起来嘛。

　　“文化完全从产业意义上谈也不对，文化发展本身也不能依赖产业。有些好的文化和产业没有关系，它超越产业。”他打比方说，不是好的画就一定能在市场上流通。

　　“实现绘画独立存在的价值，避免生活与绘画的混淆与类同，这是艺术之始，亦接近艺术的终极，因此而使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杜大恺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艺术史家、批评家张晓凌说，杜大恺的《我令一山成三山》以水墨团块结构与线的穿插、纠缠，刻意炫耀了笔墨的表现力;《乌江岸边水乡情》则是墨、线的交响曲，用笔的随意性被夸大到了极致，这些作品令我们惊诧于笔墨当代性魅力的同时，也深深折服于杜大恺在笔墨实验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谋略。

　　张晓凌说，阅读这些画面，并享受独有的轻松与自由时，他还将这种希冀寄寓于内：在人们的阅读中，画面的抒情性本身将成为当代人性的一种拯救方式。不是吗?在当下，还有什么比自由、散淡、抒情更接近人性呢?无疑杜大恺是活的最像自己的一个人。

　　链接：

　　杜大恺，1943年8月8日生于河南叶县，祖籍山东黄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公共艺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美术》主编，主要作品有：重彩壁画《屈原·九歌》(1980年)、《悠悠五千年》(1983年)、高温无光釉陶板壁画《理想·意志·追求》(1985年)、重彩壁画《江南情歌》(1987年)、《唐宫佳丽》(1991年)、《丝路英杰》(1993年)、紫砂陶板壁画——《中华锦绣》(1995年)、《中华颂》(1995年)。壁画《理想·意志·追求》敦煌·敦煌山庄、《唐宫佳丽》西安皇城宾馆等、中央政府送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型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花》创作组组长、北京中华世纪坛壁画《中华千秋颂》主稿之一、青岛海滨《世纪柱廊》主稿。

　　出版有《当代名家线描画库——杜大恺线描》、《杜大恺水墨作品集》、《杜大恺水墨作品》、《杜大恺水墨人体》、《杜大恺人体速写》等，与袁运甫先生合编《中国当代装饰艺术》。另有连环画《鲁班学艺》、《花木兰》、《崂山道士》、《大禹治水》等二十余种出版。先后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并有论文集《艺术帚谈录》、《砚边絮语》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