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的北京瀚海春季拍卖会上，出生于1981年的新卡通艺术家高瑀以一幅《打虎》打出了112万的高价。作为首名冲破百万大关的“80后”艺术家，这位长相清秀的年轻才俊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神话的又一见证者和亲历者，一时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出道至今备受批评家轮番轰炸的新卡通绘画，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内外形势的影响，继续怡然自得地在艺术市场的价格天梯上攀援。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扑闪着大眼的卡通大头凭什么这么牛?短短数年间，年轻院校毕业生一跃成为百万记录保持者，新卡通绘画是怎样获得市场的青睐，幕后的价格推手又是谁呢?

　　首先我们先来追溯一下卡通发展的历程，最早提出“卡通一代”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商业化最为发达的广州，以广州美院老师黄一瀚为首。此后数十年间，“卡通一代”应者如云，“新卡通一代”接连酿生，成长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容小觑的一支新生势力，此种情况川美尤为突出，熊宇、李继开、陈可等人成为新卡通绘画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创作大多是色彩绚丽的卡通形象，充满奇异的幻想和青春记忆，表现出这一代人的自我和孤独。2003年，由《当代美术家》编辑部在重庆美术馆举办的“转向”展为川美新卡通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这种辨认度极高的图像风格开始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川美油画也随之显现出图式化倾向，新卡通的风头一时无两。之后在798艺术区3818库画廊举办的“下一站：卡通吗?”展览、栗宪庭推展的“卡通成年人”、张晴在上海美术馆策划的“果冻一代”展览等，持续为这股潮流添上柴火。

　　其次，新卡通绘画的图式切合消费时代下人们对生活的期望。由于新卡通绘画的表现手法与前期的政治波普、“乡土”油画及伤痕美术均截然不同，画面不再是灰暗、压抑，而是华丽、轻松、调侃式的，甚至带点欢快的嘉年华气氛，令人耳目一新，同时，新卡通绘画代表了20世纪末中国城市生活在西方消费文化与日本动漫文化的侵蚀下，出现于年轻人之中的一种文化趋势与文化倾向，卡通形象和画中叙述的情感正是这一代人的鲜活写照。而这样一种风格所呈现出来的审美趣味与视角又与不少处于同一时代、感受到同样的文化冲击的艺术品买家的趣味和视角相同，自然引起他们的亲近感。在这个过程中，朱其、黄笃、伍劲等策展人及批评家对这个群体进行的学术梳理和定位把这股潮流推上了理论台阶，创造出“果冻一代 ”、“漫画一代”、“Q一代”等诸多头衔，新卡通绘画被赋予解构自我生活、反映年轻一代的精神气质等内涵，这种学术上的肯定无疑使新卡通绘画获得超出图像本身的价值，从而更受市场的青睐。

　　第三是有效的市场运作。许多主推“70后”、“80后”艺术家的画廊都在推广上花了很大心思，采用学术和市场双管齐下、以群展和个展为核心、多种市场渠道和媒体宣传结合的推广方式。比如星空间2005年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的“下一站：卡通吗?”群展，集中推出了徐毛毛、韦嘉、熊宇、李继开、欧阳春、陈可、温凌等“70后”艺术家的作品，从推出市场之始便给这个群体设置了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明确的市场定位，而何香凝美术馆的影响力和学术品牌更极大地增进了新卡通绘画的公众辨识度。除此以外，大部分画廊都选择通过参加博览会、举办系列展联合造势，并利用展览出版物、艺术衍生品以及更广泛的媒介宣传把这种影响力深化和扩大。除了艺术创作本身的经营，战略性的销售策略也非常重要。一群有着独立价值观、有优质购买能力的藏家能够为艺术家支撑作品的良性销售。资本的突然注入让许多画新卡通的年轻人一夜“暴富”，从一文不名的院校毕业生摇身变为可以用作品换面包和跑车的艺术腕儿。 根据雅昌艺术拍卖信息网的记录，欧阳春、熊宇、韦嘉、陈可等人的作品均价已经从前几年刚进入市场时的数千元一幅上升到了每平方尺6,822～17,587元的高水平，并且最高拍卖价格都在60万人民币以上，而一些更为年轻的“80后”如杨静、吕欣、李超雄等也是行情看涨;而在老“卡通一代”的发源地广州，一群广州美院的“80后”艺术家承接这股新卡通绘画潮流，以南方油画细腻、精致的画风获得收藏家的青睐。方亦秀、牟林童、刘滨、张广先、邓瑜等人的作品的销售情况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

　　最后，艺术市场本身的周期性运转和整体环境的自然助力也对这批艺术家的价格起到推动作用。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泡沫最为膨胀的2007年至2008年春季，新卡通绘画的拍卖成交量与成交价格大幅上涨，几位代表艺术家的最高拍卖价大部分出现于这段时间。以欧阳春为例，数据显示他在拍卖市场上的十件最高价作品有九件在2007年秋拍或2008年春拍中拍出;而韦嘉的平均拍卖价格则从2007年春季的9491元/平方尺跃至2007年秋季的15998元/平方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70后”新卡通艺术家身上。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其中存在商业炒作的可能性，拍出高价的作品对之后的市场产生催化作用，这样的利益转换对艺术商人具有非常大的诱惑力。即便如此，从整体情况看来，新卡通绘画已经在市场上获得了承认并保持平稳的上升趋势，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在金融海啸的环境下，艺术投资者纷纷把目光投向市场价格相对较低的年轻艺术家，人们普遍看好“70后”、“80后”艺术家的升值潜力，收藏界希望以新生力量支撑起低迷的艺术市场，年轻人成了低迷的市场中最大的得益者。

　　当然，新卡通并不是顺风顺水，也有不少人对新卡通绘画的未来发出质疑，为这个上升格局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首先发难的是同样出身川美的鲍栋，他对新卡通绘画的浅薄化、庸俗化提出了尖锐的控诉，认为其只是“一些无关主体性的自我与无关个性的炫酷”，拉开了理论界对“卡通”绘画的反思。学术价值是否与市场价值相匹配成为人们对新卡通绘画的最大疑问。第二，从创作群体本身来看，过热的市场效应给这种艺术风格带来了不良影响。艺术批评敌不过市场的诱惑，美院学生对新卡通图式和符号的竞相模仿从来没有停息，似乎又加剧了为批评家所诟病的“妥协市场”、“追逐符号”等问题。新卡通绘画似乎日趋演变为发育不良的艺术市场的批量化产品。第三是市场泡沫下虚高的价格会对收藏家产生误导，令他们对作品的整体价格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在拍出百万元的《打虎》之前，高瑀的作品的价位绝大部分在10万至20万元的区间徘徊，总共只有3件作品的成交价超出30万，最高价落在北京诚轩2007年秋拍的《岁寒三友》，成交价44.8万元;而在《打虎》之后，他的作品整体价格大幅提高，但也并未超越63万的高位。对于绝大部分“80后”艺术家来说，百万身价更是昙花一现的神话。

　　此外，数据显示在2008年秋拍中，各新卡通艺术家的成交率和拍卖指数均有不同幅度的下滑，并在2009年逐步回温，表明全球金融海啸对这一板块还是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但并未真正削弱新卡通绘画的市场竞争力。例如，陈可的布面油画《隔岸观火》在5月29日的北京保利2009春拍中拍出72.8万元的高价，显示市场对于这一板块的态度依然信心十足。但在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直接引发了年轻新卡通艺术家的生存问题。许多画廊和美术馆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减少展览预算，使得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艺术家工作量减少，甚至无法找到资金支持自己的创作，或者很难在充满诱惑的市场中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随着新卡通绘画的高潮经渐渐回落，这个问题对于“80后”艺术家来说尤为严重。他们的艺术生涯差不多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同步启动，“80后”、“青春”、“动漫”、“垮掉的一代”已经成为刻在这个群体之上的描述性定义甚至商业标签，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群体中个体的独立性。而如何在商品经济时代中寻求个体生存、艺术创作独立性与市场评判的平衡成为这一代艺术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面对这些忧虑，画廊和艺术家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乐观的态度，一些国外的成功例子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经验。在这一方面，不得不提日本顶尖的卡通绘画艺术家村上隆，他最大的创造在于，将日本传统的浮世绘艺术与当代日本漫画相比较，指出两者在扁平风格、丰富的细节以及作品的装饰性与叙述性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以此指向二战后日本大众文化的深层特质——平面的、缺乏深度的、消费性的。由此，他创立了“超级扁平(superflat)”理论，以华丽的色彩和反讽精神把这种视觉图像推向极端。尽管村上隆的艺术备受争议，中国国内批评家在批评新卡通一代之时也不忘将其揶揄一番，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以“超级扁平”理论把动漫卡通这种大众文化的低级产物提升到了前卫艺术的高度，似乎形成了对国内批评家对新卡通的狂轰滥炸的一个有力反击。回溯欧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史，我们也可找到波普艺术精神的一些启发，它把大众文化作为自己主要的艺术资源加以对待，反映了战后西方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对艺术的深刻影响，安迪·沃霍尔的梦露、利希滕斯坦的漫画人物，都是建构于流行文化偶像之上的再创造。把这种精神推向极端的杰夫·昆斯更是完全不避讳商业体制和流行文化，堂而皇之地强调物质与流行文化的庸俗面。这些艺术因其对“正统”高雅艺术的反叛，在面世之时受到猛烈的抨击，直到现在也常常被翻老账。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一句陈腔滥调来阐明——“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历史如此，艺术也如此。

　　刚刚结束不久的春拍已热热闹闹地收场，但以此预言艺术市场的复苏和新卡通绘画的第二个春天似乎言之过早。在市场持续的观望心态中，年轻艺术家还是应该摆正心态，积蓄力量，继续完善知识结构和个人风格;而画廊则可以利用这段合理调整期调节推广和销售的策略，整合行内资源;对于收藏家和经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大好机会让他们以冷静态度观察艺术家的成长，衡量其艺术价值和日后的发展方向。在拍出百万元的《打虎》后，高瑀冷静地说：“别太把市场当回事儿!我觉得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操作者。”这一句话实际上也适合处于任何时候的任何一个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