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对付无赖我毫无办法，“打”，怕打脏了我的手；“骂”，怕骂脏了我的口；“说”，不起作用，因为无赖原本不怕“说”。在艺术批评中，对付“无赖批评”我同样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无赖批评”“胆子大、浑不吝”、“随心所欲”、“胡搅蛮缠”、“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乃至“血口喷人”（参见正文“注释—18”），像我这种努力想做“规范批评”的人，还能有什么绝招？所以，面对段君在《惹不起的批评》一文中对我的“无赖批评”，我确实穷于对付。他可以“耍无赖”，我却不愿、也不能如此。但又不能不管，因为对于“无赖批评”，沉默就是间接怂恿、鼓励。没办法，我只能以我一贯推崇的艺术批评的“规范”，用“逻辑实证”的“笨办法”，批驳段君对我的“无赖批评”。我想在今天这个“文化流氓”猖獗的时代，这对于净化艺术批评的生态还是有好处的。同时希望段君从此能够回到艺术批评的规范，不要再搞“连蒙带猜批评”，更不要再搞“无赖批评”了。毕竟艺术批评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哪能靠“连蒙带猜”和“耍无赖”呢？！ 　　

2007年6月29日于深圳

　　我写《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与段君谈艺术批评的方法论与学科建设》【1】（以下简称《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本意不仅仅是为了批评段君，而且主要是借段君的《酸腐的批评》【2】这一“连蒙带猜批评”文本个案，来谈当代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这从我的文章题目和内容很容易看出。不料段君不引以为戒，反而变本加厉地写了批评我的文章《惹不起的批评》【3】，以至将他的“连蒙带猜批评”发展成“无赖批评”。以下我详细分析段君的批评是如何“耍无赖”的。 　　1、段君在《酸腐的批评》一文中可以“连蒙带猜”地批评许多人（包括我），我用“逻辑实证”的方法具体详细地反驳他的“连蒙带猜批评”，段君却说【4】：“对于他用来报复我的《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我认为他是出于‘私怨泄愤’的目的而写的，所以我并不打算长篇累牍地浪费时间精力来驳斥他，而是简要直接地揭穿他的险恶用心”；“我估计我的批评让他‘怒从心头起’，大动干戈写了七千多字的文章来对付我。我比较反感的是，他假‘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之名，行报复之实。先冠冕堂皇地进行大段方法论陈述，铺垫好之后，终于开始对我批评他的地方展开报复”；“自我感觉良好，又容不得别人批评，谁惹上他，他就跳起来将对手置于死地”……段君凭什么说我的批评是“怒从心头起”、“报复”、“私怨泄愤”、“险恶用心”、“容不得别人批评”、“将对手置于死地”？证据何在？是不是我只能以“沉默”或“夸赞段君英明”来“配合”段君的“连蒙带猜批评”，才能让段君“心满意足”？才不是段君所指责的那些呢？再说段君指责我的那些非学术因素和批评的学术价值又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在《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5】一文中说：“这种在文本之外无限联想的非学术因素批评的‘文革’遗风对学术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中国这样一个缺少文化和学术理性的国度，对学术动机、人品、道德等非学术因素的批评（指责）是最容易置人于死地的（这在‘文革’是有深重教训的）。事实上，学术动机、人品、道德等非学术因素与学术自身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段君完全以毫无根据的“道德栽赃”来应对我的严肃批评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2、我用大量的证据和篇幅批驳段君认为我的批评是王南溟“翻版”的“连蒙带猜”，并由此论述“艺术批评的方法论和学科建设”，段君却说【6】：“他写文章的‘翻版’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他身边没有人告诉他，或者有人告诉他，他从来听不进去”。段君凭什么说“众所周知”？难道段君做过“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明明只有段君一个人在公开说吗？再说，“众所周知”的就肯定是真理吗？文革中“众所周知”的谬误（诬陷、栽赃等等）难道还少吗？段君想以一句“连蒙带猜”的“众所周知”来应对我以“逻辑实证”的方式批驳他对我的“连蒙带猜批评”，这种回避学理论证以图混淆视听的做派，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3、段君说【7】：“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其实专谈‘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那时以为方法论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最重要的缺陷，看到吴味之流的相关文章后，我逐渐觉得批评内部的第一任务，不是方法论建设，而是首先建立自我批评的意识。很多艺术家之所以一提到‘批评家’就嗤之以鼻，正是因为批评家在人格方面的缺陷，其中就包括盲目自大……吴味就是一例，自我感觉良好，又容不得别人批评，谁惹上他，他就跳起来将对手置于死地。大家可以看他在《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中，如何吹嘘自己，简直成了‘大批评家’。他说自己的文章如何犀利、严谨、重细节分析，甚至拿金锋‘称赞’他的话来自我表扬一番……批评家吹捧艺术家的现象已经泛滥成灾，而批评家吹捧自己的做法则实属少见，令人作呕。而且他在讨论方法论时，因出于对自己的吹捧目的，所以并不严肃，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值得我与他就方法论展开进一步争论。更让人可笑的是，他在该文中两次强调、卖弄他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以为他从前学的是自然科学，所以他写的文章自然就严谨，有学术性”。 　　段君批评我“自大”、“自我吹捧”、“卖弄”等，那我们先分析一下我是否如此。 　　我说【8】：“我的批评主要使用书面语，不太善于、也不太喜欢口语写作（这显然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而王南溟的口语化写作明显（当然也不是像某些小说那种程度的口语化）；我的批评兼有讽刺话语，但是很少（后期更少）王南溟那种尖刻的讽刺话语（这种尖刻的讽刺话语竟成了王南溟批评风格的一部分）；我和王南溟的批评文风虽都犀利、严谨，但我的批评更重细节的详尽分析（把话尽量说尽，以免误解，这是自然科学论文的写法，这同样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以致于有时显得罗唆、刻板、不含蓄”。 　　我说“我的批评主要使用书面语，不太善于、也不太喜欢口语写作”这是“自我吹捧”吗？这甚至是有点自我批评（因为用书面语很难写出特色、个性）。“犀利”就是“尖锐”，就是“直截了当”地批评问题，它的反义词是“温和”、“含蓄”等；“严谨”就是指文章能够“自圆其说”，没有“逻辑错误”，它也是写文章的最基本要求；“重细节的详尽分析”是指文章分析问题的方式，“犀利”、“重细节的详尽分析”都是指文章的风格（写作的方式方法及其特点），而风格本来无所谓“好”与“坏”，你不能说“犀利”、“尖锐”就绝对好，“温和”、“含蓄”就绝对不好，关键要看文章的具体情况。而“严谨”是对批评的最起码要求（严谨的不同方式也可以成为一种风格追求）。那么，我说我的文章“犀利”、“严谨”、“重细节分析”怎么会是“自我吹捧”呢？而且，我明明说由于“重细节的详尽分析，以致于有时显得罗唆、刻板、不含蓄”，“罗唆”、“刻板”怎么是“自我吹捧”？再者，我有两处说“与我的自然科学研究背景有关”，只是为了方便别人分析我的文风的来源，怎么就是“卖弄”？按段君的逻辑，那段君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其实专谈‘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方法论’”的，这不就是段君在说自己的研究背景吗？段君岂不是也在“自我卖弄”、“自我吹捧”吗？一个批评工作者为了说明问题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文章写作的方式方法、风格特点和研究背景，都要被指责为“自我吹捧”、“卖弄”，这是什么逻辑？当然，象段君那样“随心所欲”、“逻辑混乱”、“胡言乱语”的批评，哪还有“底气”说自己的文章“犀利”、“严谨”？ 　　再一句一句分析我引用的金锋评我文章的一段话【9】，金锋说：“吴味就我在博客上的一篇短文，写了《可能性在艺术之外——‘批评性艺术’讨论》的辩驳性文章，我比较艰难地读完了”是“吹捧”我吗？那不明明是在批评我的文章的“可读性”差吗？不然怎么叫阅读“比较艰难”？金锋说：“吴味文字为了表达上的严密性与专业性，最后总是把话都以长句的形式出现，有时还嫌不够，在长句后面还要加上一个长刮号”是在“吹捧”我吗？那不是几乎在直接地批评我的文章“罗唆”吗？金锋说：“吴味文字的特点是，吃准要害，当仁不让，不讲面子，穷追猛打”是在“吹捧”我吗？这不明明在说我的“文风”（特点）吗？而“文风”本没有“好”与“坏”之分（见前述）。金锋说：“作为批评家的立场来说，我是一直喜欢吴味这样的批评态度的”是“吹捧”我吗？“喜欢”怎么就是“吹捧”？金锋说：“在吴味批驳我的文字中，依然保持着他严谨的、苛刻的、条分缕析的批评家形象。我短小的文字差不多被他驳得一字不漏”是在“吹捧”我吗？这不明明是在说我的文章的具体写法吗？再说“严谨”是基本的要求，“苛刻”与“条分缕析”未必就是很好的写法，恐怕有些人还不屑一顾呢。 　　一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对金锋和我的几百字的文句的理解和判断都“狗屁不通”，还要胡乱指责别人的学术人格，原因恐怕只有两种：要么段君的专业素养（包括基本语文素养）低劣，以至“无知妄说”；要么段君的人品低劣，以至“别有用心”。而我宁可相信是前一种原因。但无论何种原因我都要为清华大学感到悲哀！我更为段君的导师岛子先生感到悲哀！而这种“无知妄说”或“别有用心”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4、事实上，对于学术批评来说，真正的“吹捧”是指“不切实际”地说某人的批评在学术和写法上有多大的成就（学术与写法上的创造）及其影响，“吹捧”的前提是“不切实际”。如果对某人的评价实事求是，那这种评价就不能说是“吹捧”。段君也可看看金锋和我自己针对我的文章的评论是否符合我的文章实际情况，甚至也可检验一下我批评段君的两篇文章的文风是否符合金锋和我自己的评论。何况，金锋和我对我的文章的评论只是涉及了我的文风，根本未涉及我的文章在学术和写法上有什么创造，更没有谈我的批评有什么影响，怎么能说是“吹捧”？另外，我实事求是地陈述了我在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应用过程中所做的具体工作，这些工作主要针对【10】“批评性艺术的特定艺术观念产生的具体机制”（重点在艺术语境、社会语境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观念生成的具体逻辑过程和环节）、批评性艺术的方法论（重点在当代艺术创作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提出了当代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即要像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做当代艺术）、“批评性艺术的本体性质”（重点在批评性艺术的艺术能指性质及其与其它艺术方式的关系）、“具体作品的批评”（更强调批评性艺术的广阔空间，做了许多个案分析）。所有的陈述都全部做了参考文献的标注，且未涉及这些工作的意义，并说：“是否有意义，还需要当代艺术实践的检验”。艺术批评的世界广阔无边，而我只是实事求是陈述了我所做的这么一点工作（段君可以检验我的陈述是否“实事求是”），这怎么会是“吹嘘自己”、“简直成了‘大批评家’”了呢？段君如此信口开河，凭空诬人清白，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5、段君谈到“自我批评的意识”，我可以举例说明我是怎样做“自我批评”的。我早期对张强的《张强踪迹学报告》行为艺术就有过错误认识，如在2002年9月香港艺术公社举办的“行为与书写——吴味/张强艺术展”（简称“行为与书写”）研讨会上，我当时从男女双方共同作用产生“踪迹”的角度认为，由于《张强踪迹学报告》中男性与女性是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所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男性是“主体”和“书写者”、女性是“客体”和“被书写者”的男女关系；并认为男女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一种“互乱”，表征的是几千年男女关系的某种“真实”。对这样的“错误认识”，我在《男权主义的“迷魂阵”——〈张强踪迹学报告〉与女性主义》【11】一文进行了具体分析的“自我批评”（文章分析文字很长，无法全部引用），我说：“现在看来，当时的评论只看到了作品中男女关系的表面现象……而所谓‘男女互乱’表征说，同样是未看到几千年男女关系中，女性从被迫到心甘情愿与男性‘和谐’的文化真实，根本不存在什么‘互乱’（指没有普遍性）……！因此，我当时对《张强踪迹学报告》的评论实际上是由于没有对作品的具体语境进行严谨的‘科学’分析的结果（背后可能还有男权主义文化惯性的潜在影响）”，并在“作者按”中说【12】：“在科学研究上，研究人员以新的更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对以前的研究结果的错误予以否定是极其正常和经常的事，也是学术规范的起码要求”。这样的“自我批评”就不是说套话。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张强的作品的错误认识并非只有我一人（也包括段君的导师岛子先生），但却只有我一人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纠正”和“自我批评”。现在段君认为我的批评有问题，却又不做详细的具体科学分析让人信服，就指责别人缺乏“自我批评”的学术人格，这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6、段君说【13】：“此外要说的是，吴味经过多次与别人的争吵，已经积累起争辩的相当技巧，其中最绝的一招，就是将对手的观点极端化。在复述和辩驳我文中句子的意思时，他几次在我的表述中加入‘一定’，将我的观点绝对化，以便显得他的观点更有弹性，更接近‘真理’。同时他在该文中，显然是想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所以才极力向我在《酸腐的批评》中所批评过的批评家谄媚，以拉拢多数，对我进行打击。” 　　先看我用“一定”一词是不是将段君的观点“绝对化”。我说【14】：“段君如此批评王小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因为段君的批评不要说‘客观证据’，就是在‘逻辑’上也讲不通。‘王小箭的强硬姿态’难道就是段君所说的意思，难道就一定不是只针对自己的批评立场和策展的商业化问题而言？王小箭多次重提自己曾参加过《美术》杂志的工作，难道就一定是‘酸不溜秋地’地‘抛售老家当’？”；“批评家们一厢情愿地构想‘当代艺术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就是想让批评体面地进入这一体系当中，以期望从中分得一杯羹？难道就一定不是出于艺术良知和理想主义？”。如果不是脑子有问题，恐怕一个普通初中生也能够理解我用的三个“一定”到底是什么意思。段君，听好了，我就不厌其烦的给你解释一下：三个“一定”是反问你，如果王小箭的话可能还有其它的意思，而并非“一定”只是你所说的“意思”，你凭什么不考虑其它的意思，而只考虑你认为的意思，这样你的批评在学术公正意义上不就有问题了吗？这怎么是将你的观点“绝对化”？其次，我分析段君对于其他批评家的错误观点，怎么是想“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力向段君所批评过的批评家“谄媚”，拉拢多数，对段君“进行打击”？按段君的逻辑，段君说【15】：“当在场的杨卫说到‘其实很多艺术家对批评家还是很看中的，而且很期待的’，正襟危坐的批评家们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是不是就是向杨卫“谄媚”，拉拢多数，对王小箭等人“进行打击”呢？段君的说法哪还有学术正义可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段君如此“胡搅蛮缠”，藐视学术正义，这不是“耍无赖”还是什么？ 　　7、我在《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一文中说【16】：“段君对我的批评实际上还来源于一种学术研究的错误认识，以为谁运用了某人的艺术理论观点（或引用了某人的原话），呈现出明确的某种理论的倾向，那么他的批评就是某人的翻版……事实上，一种新的艺术批评理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学科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事，它需要许多批评家不断运用这种理论的‘原理’（请注意‘原理’这个词）去解决艺术的实际问题，在运用中去不断检验和完善这种理论的各个方面，学科的建设才得以可能（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更是这样）……同时，在学科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现这种理论的局限性，对这种局限性的超越，就可能诞生一种新的理论。所以，显然，无论是学科的建构和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某种理论的广泛、深入的应用”。 　　今天我还要公开地说，我的批评就是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应用（这种应用就是应用科学研究），并在应用中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了批评性艺术理论，我的“当代艺术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观点就是批评性艺术理论在应用中的“拓展”（我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论述），虽然它是否有意义还继续需要当代艺术实践的检验。对批评性艺术理论的“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也是批评性艺术理论学科建设的需要。段君说【17】：“这不是他自己在一个小范围内强行区分差别，就可以同王南溟拉开距离的”，我要告诉段君的是，我的批评本来就是在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理论”的“小范围”内，我和王南溟的“距离”就在于：王南溟原创了“批评性艺术理论”，而我只是做了“批评性艺术理论”的与王南溟自己有许多不同的“应用”工作，并在“应用”中“补充”、“完善”乃至“拓展”了批评性艺术理论（如果“当代艺术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观点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肯定是对批评性艺术理论的拓展）。如此而已。如果段君无论如何就是要像“无赖”一样认死了我的批评是王南溟的“翻版”的话，那我现在要声明的是：我宁可一辈子要这样的所谓没有“独立性”、“主体性”的“翻版”的批评，也决不要段君那种所谓有“独立性”、“主体性”的“连蒙带猜批评”乃至“无赖批评”。 　　以上我用大量的证据“逻辑实证”了段君《惹不起的批评》一文的“无赖批评”性质，这种“无赖批评”的目的不是“问题探讨”而是“人身攻击”；它的内容从不涉及学术命题，而只针对人品道德；它的方法论就是在“连蒙带猜”而不是在“逻辑实证”的基础上“随心所欲”、“胡搅蛮缠”、“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乃至“血口喷人”【18】。它在文革时简直是“家常便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文革过去30多年的今天，文革文化的“无赖”习气在某些人身上不仅半点未除，而且还发扬光大（从中国网络文化中可以看出这些人还大量存在）。这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注释 　　【1】、【8】、【10】、【14】、【16】吴味《批评不是“连蒙带猜”——与段君谈艺术批评的方法论与学科建设》，《美术同盟网》2007年6月12日“特别搞搞震”栏。 　　【2】、【15】段君《酸腐的批评》，《美术同盟网》2007年5月29日“特别搞搞震”栏。 　　【3】、【4】、【6】、【7】、【13】、【17】段君《惹不起的批评》，《美术同盟网》2007年6月20日“特别搞搞震”栏。 　　【5】吴味《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美术同盟网》2005年12月“评论”栏。 　　【9】金锋《对吴味就我文字所写的文章的回答》，《新浪blog》——“金锋blog”2007年“我的所有文章”栏目。 　　【11】、【12】张强《男权主义的“迷魂阵”——《张强踪迹学报告》与女性主义》，《今日美术》2006年第1期。《世纪在线艺术网》2006年“特别推荐”栏目（发表时加了“作者按”）。 　　【18】孙振华《赖汉批评》，《雅昌艺术网》2007年“博客——孙振华”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