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力工作室的书架上有好几本贝歇夫妇的黑白摄影集，在冬天铅灰的天空下，厂房、水塔、冷却塔、鼓风炉、石灰窑这些庞大的工业建筑物异常清晰地展示着它们的存在。40多年来，伯纳德·贝歇（Bernd Becher）和希拉·贝歇（Hilla Becher）几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系统地拍摄那些正在从现代城市消失的工业建筑，再按照构造的相似将照片分组，来建立一个清楚的分门别类。1996年退休之前，这对被认为开创了“摄影类型学”的夫妇一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杜塞尔多夫往东的几公里处，就是德国过去最重要的工业中心鲁尔城。 　　大概一个月前，上海外滩三号沪申画廊举办了曾力的作品展《愚公的时代》，这是沪申画廊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摄影个展，香港MCCM Creations出版机构出版的同名摄影集也同时上市。从北京城的居民楼、正在拆除的胡同到贵州的三线工厂，160幅照片被收录在那本宽尺幅的沉重书册里，按照曾力自己的表述，大概从1997年开始，因为北京城的迅速变化，他产生了为一个城市环境的变迁留下长久的视觉文献的想法。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设计专业的曾力现在任职于北京人艺剧院，大概5年前，他曾经自发地完成了一个从东便门以西到崇文门三角地带明城墙遗址公园的修建方案——分别用几百米长的透明玻璃城墙连接起3段残留的城墙垛。在他的设想中，3层高的玻璃墙体内部可以用作“梁思成纪念馆”等展览空间，活动的玻璃墙面像推拉门一样打开推移构成不同尺寸的舞台，所以，这里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剧场。 　　在过去的10年里，在光线比较安定的阴天，曾力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开始的时候，他系统地拍下北京不同时期的居民楼，试图给各个年代里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建立一个档案。从六七十年代的6层暗红色砖楼、80年代体量巨大的高层邻街板楼到像莲花小区这样由开发商兴建的商品房，这些千百万人生活其中的普通楼房呈现的大都是正面的“标准照”，既没有比现实漂亮，也没有比现实丑陋，更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角度或者构图。他用的是瑞士产的仙娜(Sinar)4×5大画幅相机，也可能因为照片惊人的高分辨率，生活里最常见的居民楼在纸上看起来有点触目惊心，尤其是那些高层建筑，你很难长时间地注视它们，这会让你的视网膜感到很不舒服。 　　比起艺术评论家们，曾力的摄影可能首先激起了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的热情。他拍下了北京首钢炼铁厂和烧结厂里高炉管道林立的场景，最早建于1919年、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首钢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新中国工业中的一面旗帜，它将在2010年前全部搬迁到河北唐山滦南县。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全国75家重点钢铁企业中有20家是建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有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成为当地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贵州山区的水城钢铁厂是那里的三线厂，所谓“三线”是指1964年由****创意、196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国家国防建设策略。如果说水城钢铁厂区内有着与首钢相似的场景，那些全景照片中出现的却是粗大的管道烟囱与周围秀丽连绵的山峦互相并置的奇特画面。作为中国式的工业城市类型学的一个例子，建筑评论家史建用“对中国当代史中最为独特和悲壮的城市化运动——三线建设的注视”来评价曾力的几百幅作品。在他看来，水城钢铁厂是一个足够复杂的案例，他说:“三线建设是一次以军事工业化为目的逆城市化运动，一个封闭自足的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梦想。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在1949年后都成为了工业城市，这次超速工业化是我们对自身资源的极限性探查、采掘和利用。” 　　上海福建北路附近五福公弄堂里有一座正要被拆迁的木结构四合院，这是曾力正在着手的又一个纪录对象，这种在上海不太多见的大杂院从四面围合，现在还是七十二家房客一般的凌乱生活场景，晾了衣服的竹竿乱七八糟地从各家的窗户里伸出来。在进行被他称为全景式的拍摄工作之前，曾力先做了详细的“分镜头剧本”，画下各个角度和高度的相机位置以及大致的构图。就像贝歇夫妇的分类摄影一样，这不是依靠一张照片、一个场景来完成的作品，这座杂院会用几百张甚至上千张照片结构出的一本完整的纪录图册。在这里，摄影更像是一种细致的工作方法、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而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流露。 　　对于社会文献性的纪实摄影来说，通常它的社会学功能是在影像表现功能之上的，纪实摄影家们总是习惯于客观冷静地展示现状，用细节和色彩的力量“隐性”地表达自己的态度。从2006年开始，曾力开始大量地拍摄北京正在消失的胡同，他通常用一种规整得有呆板之嫌的视角从正面或者对着胡同的轴线处取景，完全不避琐碎的高度清晰展现了胡同里墙上的涂鸦、墙角的垃圾或者被拆除后的残墙断壁和石块瓦砾。在这之前，北京有过不少追踪胡同拆迁的摄影师，相比之下，曾力的纪录看起来更加冷静，没有什么感伤的怀旧意识或者浪漫化的姿态。他的胡同里总是空无一人，也没有什么生活的场景，好像它们在消失之前就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