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天,艺博会与秋拍比翼双飞。前不久,第14届上海艺博会落下帷幕,5天创下700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额,比去年增加2000万元。别慌着欣喜,这个成交额可能还够不上秋拍中一件拍品的价格。眼下,接踵而来的是2.1亿人民币的清乾隆葫芦瓶、5.5亿人民币的清乾隆转心瓶……拍卖记录轻而易举就被刷新,这让集结各大画廊的艺博会情何以堪?
艺博会可谓画廊的狂欢,也与画廊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首届艺博会举办于1997年,14年过去,共有来自5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1000多家画廊参展。尽管每年参展画廊的数目越来越多,许多画廊却是来了又走,似流水的兵,持续至今的画廊寥寥无几,据统计不超过5家,像是华氏画廊、大剧院画廊,至于能在上海艺术品市场树起品牌的,更是凤毛麟角。
上世纪90年代末,问路画廊,被指“发廊”,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却也真切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绝大多数人不知“画廊”为何物。如今,据统计,上海拥有画廊大约2000至3000家,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数目是30,2004年这个数目是800,十余年间,上海的画廊数目可谓呈现出几何增长的趋势。至于位置,从原先的扎堆市中心或者宾馆区到遍布全市各个角落。
可惜,只是看上去很美。画廊闹腾背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浮躁或者经营方与艺术家之间上演的“无间道”,却并非“行为艺术”。
金融海啸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画廊业的顽疾迟早要暴露出来
有业内人士指出,按照国际画廊标准衡量,上海2000至3000家画廊中,合格的大概只有100多家,而绝大部分所谓“画廊”,还没走出传统业态,充其量只是在寄卖艺术品,只能被称作“画店”。它们面对一般消费者,而非收藏者,接纳普通生产者,而非艺术家——这是艺术品市场中最低级的交易方式。
2005年、2006年是当代艺术品高歌猛进的一段日子。只要喜欢艺术,只要认识几位艺术家,甚至只要有个十万二十万,人人都可以开画廊,并且赚定了。简单地以买卖获利是画廊业主最关心的,他们以艺术家主观标价与自己主观涨价的总和出售艺术品,或者干脆将作品送去拍卖行拍出天价,一下子将作品的价格拍死,至于艺术是什么,画廊是什么,根本来不及思考。有人揣测,这种趁火打劫狠捞一把的心态或许和中国艺术市场在长期压抑后骤然升温有关。
当2008年金融海啸袭来,中国画廊业好似遭遇了一次惨烈的洗牌。以上海为例,海莱画廊、圣东方画廊纷纷撤回北京;五千年画廊搬至租金更为便宜的去处;艺术景画廊打消了扩张的算盘,撤回M50;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的上海大剧院画廊,销售额与往年同期相比下跌了70%……有人记得,2009年初香格纳画廊H空间举办的一场展览虽是周末,但观者寥寥;有人记得,当时10万元以上的艺术品几乎都卖不动了,而这个价位,在艺术品市场风起云涌的前两年真不算什么。
“也好”,待到风平浪静,上海大剧院画廊副总经理顾咏塘可以肯定地说。在他看来,金融海啸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画廊业的顽疾迟早要暴露出来。洗牌之后,暴利时代戛然而止,除非你去卖假画,不过至少画廊业的门槛得以提高,生存下来的画廊练就了一身抗跌打的本领,产业的根基日趋牢固,这在风云莫测的市场环境中是何等重要。“现在,一间真正意义上的画廊投资须在千万元以上,没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也经受不起市场的风浪。”
在中国,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的国际游戏规则执行不下去,画廊似乎被拍卖行“越俎代庖”了
近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在中国占据了70%至80%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份额,几乎被当作流通领域的第一风向标。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的画廊业冷清寂寥,甚至步履艰难,几乎被排挤到遗忘的角落。顾咏塘直言:“客户流失是画廊业面临的最大困境。画廊的客户都被拍卖行抢走了,国内许多一流藏家都直奔拍卖,北京拍卖业的红火甚至带动上海的藏家也纷纷北上。”他告诉记者,像是在保利、嘉德等几大拍卖行买艺术品都有交易记录,不仅作品真伪有保证,典当起来也不成问题,相比之下,比比皆是的小作坊画廊让许多藏家不敢碰。
事实上,艺术品市场分为以画廊、文物店为代表的一级市场和以拍卖为核心的二级市场。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品市场,应由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共同发挥作用、互为补充,并应遵循“艺术作品-画廊-拍卖行-藏家”的顺序。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不是简单的递进,而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前者负责普通作品的日常交易,随时随地待客,后者专职于少量精品的艺术品交易,一般每年只举行两次大型拍卖会,兄弟俩可谓分工明确。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国际游戏规则执行不下去:画廊似乎被拍卖行“越俎代庖”了。顾咏塘分析道,这是因为现在国内的艺术品市场缺少一套规范完整的市场制度与行业守则。国内拍卖业看上去红火,实际上大量涌现的是原本在国外根本进不了拍场的作品,像是当代艺术品、在世艺术家的作品,背后虚得慌。如此一来,拍卖行很多时候顶替了画廊的角色,不管一个艺术家是否有画廊代理,作品是否有稳定持续的销售纪录,只要作品有卖相,拿来就拍。甚至许多当代中青年艺术家没有经过画廊的培育,直接拿作品到二级市场上拍出了惊人的价格。结果便是:画廊业陷入一种无序竞争的局面,为当代画家做市场定位的能力逐渐淡化,而失去二级市场高端意义的拍卖行,也沦为一个“大卖场”。
很多艺术家不明白,凭什么要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画廊去卖,白白让别人赚去一笔佣金?于是艺术家与画廊之间,“无间道”频频上演
艺术家与画廊,本是共生共荣的一家人,不过在中国,却有着另一番景象,二者之间,“无间道”频频上演。
一些画廊瞒骗艺术家,打压作品代理价格,以图利润最大化。而艺术家可能本来积蓄就少,被画廊骗得血本无归后,维持创作将变得更加艰难。
不诚信总是双向的。艺术评论家也批评中国的艺术家太过浮躁,离市场太近,关心的热点是画价、而不是艺术问题。在中国,画廊独家代理某位艺术家的情况少之又少,大部分艺术家不止给一家画廊供货。画家签约画廊委托卖画,有的通过画展、艺博会等方式认识了藏家之后,索性就直接与藏家联系上了,挂在画廊的10000元一幅,私下卖可能只要5000元,有的在经过画廊的运作有所起色后,可能绕过画廊直接送拍。有人说,画廊为艺术家的一系列“包装”实际上是在培养自己的敌人,这让本属于画廊的营业份额由此被大大挤占。在一些博览会上,有的艺术家甚至租摊位亲自卖作品。
很多艺术家不明白,凭什么要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画廊去卖,白白让别人赚去一笔佣金?上海华氏画廊主持人华雨舟指出:“画廊与画家其实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当一位画家没与画廊签约时,他的画只有在画室才能被人偶尔看见,当他卖掉20张画,卖掉的只是画的个体,而当他与画廊签约时,他的画能够通过展览、博览会、媒体被广泛的藏家、评论家所认识,当他卖掉20张画,可能收获了2万个人的了解。”在他看来,艺术家若想迈出坚实的步子,只需潜心作画,把其它事情交给画廊,当然艺术家与画廊之间必须建立一种诚信的合作关系。他告诉记者,在西方,签约艺术家绕过画廊私自将作品卖给藏家或是拿上拍场,是相当恶劣的行为,一旦发现,将没有一家画廊愿意与他合作。
不过,当艺术家与画廊互相掩饰,双方的代理关系名存实亡,恶性循环也便产生了:艺术家的创作力因自身的急功近利而开始削减,画廊连生计都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培养艺术家了。
在欧美许多国家,衡量一个艺术家的身价不是看他获过什么奖,而是看与他签约的画廊到底是哪一家。
拥有属于自己的优秀签约艺术家,是现代型规范画廊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创造了现代画廊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些艺术家被排除在主流艺术之外,需要建立一个新市场。通过有远见的人物,像著名画商杜兰·鲁尔的不懈努力,印象派做到了这一点。杜兰·鲁尔买下许多印象派画家积压的画,开了一家画廊专门展示和推崇他们的作品。当然,他的努力日后也得到了回报。
在欧美许多国家,衡量一个画家的身价不是看他获过什么奖,而是看与他签约的画廊到底是哪一家。
画廊之于艺术家,就像母亲之于孩子。世界顶级画廊无一不是把对艺术家的推广放在第一位,把赚钱放在其次。它们的目标是将代理艺术家的作品送到国际上最具实力的画廊、美术馆举办展览,帮助他们树立学术声誉,力争成为艺术家们的母亲画廊。而艺术家一旦进入这些画廊,也意味着进入了世界一级画廊系统,进入了世界级收藏家、美术馆的视野。像是有着“现代美术大收藏家”之称的韩国阿拉里奥画廊,推广艺术家的重要一环是大量购买代理艺术家们的作品,它曾一下子买下曾浩、王广义等人每人20多件精品,这种大量购买还包括从各大国际拍卖会上买回代理艺术家们的作品。为了能够让艺术家安心创作,它所代理的韩国年轻艺术家每个月还可以得到3000美金的生活和办公费用。
至于画廊应该怎样挑选艺术家,上海煌杰画廊主持人高杰清坦言完全凭借自己的审美品位。“什么样的艺术家会与什么样的画廊走到一起,看眼缘吧!”事实上,煌杰画廊就没有追逐画廊跟风经营西洋画的大流,而是以经营中国画为主,并且在艺术家的挑选上体现了经营者一以贯之的偏好。高杰清认为,与其死盯一流艺术家,还不如用自己的眼光去寻找新的艺术家,再耐心花上一段时间将这些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藏家。他指出:“画廊培育艺术家,要有等个5年10年的耐心。”
倘若将世界级画廊分出个等级,那么有这么几家称得上公认的“航空母舰”——
佩斯画廊(Pace Wildenstein Gallery):触角伸向中国
从1960年开始作为波士顿Newbury街的一个小画廊到如今遍及切尔西57号街,西区25号街和西区22号街的大型画廊,纽约佩斯画廊幸运地成为了一些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的代表。
佩斯画廊被称为“画廊帝国”,专门从事现当代艺术,代理了一个艺术界的全明星阵容,包括罗伯特·劳森伯格、大卫·霍克尼、查克·克洛斯、艾格尼斯·马丁等等,与之签约的中国艺术家是张晓刚和张洹。佩斯画廊现拥有超过200名艺术家的近500个展览,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了200多条展览编目。2008年,佩斯画廊在北京798艺术园区设置新馆——“佩斯北京”。这是该画廊迄今为止唯一的分支机构,而且设置了画廊空间。
高古轩(Gagosian Gallery):点石成金
高古轩创始人拉里·高古轩被看作最具有经营画廊天赋的人物,积极进取和冒险激进的策略并行,一贯善于在其他画廊却步不前的地方大展身手。1980年,高古轩在洛杉矶建立第一家画廊。1985年,他在纽约SOHO艺术区建立“纽约第一个真正的画廊”。此后他开始全球范围内的狂飙突进,迄今在伦敦、纽约、罗马、雅典等全球9个最奢华的城市拥有一流画廊,即将在日内瓦增设第10家画廊。高古轩麾下几乎囊括近五十年所有最有名的当代艺术家,比如安迪·沃霍尔、德·库宁、村上隆和杰夫·昆斯,曾经数次改写拍卖史纪录。
高古轩仿佛是艺术市场罕有的“第五元素”,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很多本来不太出名的年轻艺术家,只要被高古轩看上,就能“镀上一层金”,作品价格成倍增加。2003年,画家约翰·科林加入高古轩画廊后不久,作品拍卖纪录就被刷新到847500美元,而在此前他个人的最高纪录只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格列·布朗在加入高古轩画廊之前,个人最高拍卖纪录是46000美元;但在2007年1月,他的一幅作品变成969000美元。
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推广当代艺术教育
蛇形画廊是英国最受百姓喜爱的画廊,一年接收参观人数高达75万人。它定期安排的教育、建筑和艺术项目是吸引很多观众的原因。
画廊1970年由英国艺术协会成立,位于伦敦一个30年代的具有古典韵味的茶园内,蛇形这个名字取自于附近的蛇形湖。1986年Julia Peyton Jones,被指定为画廊的总监,她曾是戴安娜王妃的私人艺术顾问,与皇室有着渊远的关系,和戴安娜王妃一样,她希望走出沉闷的英式传统,将艺术活泼化。在她就职的20年里,蛇形画廊抛开固有的画廊模式,往推广当代艺术教育的方向靠近。蛇形画廊将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之前在肯辛顿花园建成新画廊,占地面积880平方米,取名蛇形萨克乐画廊(Serpentine Sackler Gallery),成为伦敦新艺术文化中心。
白立方画廊(whiteCube Gallery):为一件作品全情投入
1993年白立方画廊由Jay Jopling创立于英国伦敦的Duke Street,44号的二楼内。Duke Street这条街是伦敦最古老的传统艺术交易场所。而白立方在这里成立时,画廊面积非常的小,基本上就如其名,一个白立方体般的空间。当时它被列为欧洲最小的画廊,但麻雀虽小,它却也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画廊之一。
不同于其他画廊,白立方的原则是创建一个亲切的空间,艺术家可在针对性的环境内,只为一个想法、一个艺术家或一个项目而全情投入,并且由于那时空间很小,一般只能做一件作品,每个艺术家只有一次在画廊做展览的机会。这在商业画廊中无疑是特立独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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