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研讨会

展览“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就要结束了，但这个展览引发的思考却远没有结束。这里我们为大家编选11月8日于泰康空间举办的同名研讨会的精彩选段。六位参会学者陈卫星、单万里、晋永权、刘宏、刘建平、高初分别从图像学、传播学、历史学和医学人类学等角度畅谈白求恩的个案所勾连的意义与启示，也是展览力求建立开阔讨论空间的另一重尝试。敬请关注泰康空间后续发布的出版物信息。

单万里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影视研究员

白求恩作为历史人物，在我们的叙事中只是一个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原始影像材料其实并不多，只有一些照片。但在这个点运动和链接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新的内容和意义，就像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这样一个立体进行的上下左右的勾连，会激发很多重新读解和再度转化的动力。比如，为什么《纪念白求恩》在六十年代被入选老三篇？这和当时塑造榜样的一系列实践相一致，包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塑造英雄雷锋、王杰等等。当时的国家经历着三年困难时期，内部缺医少药，外部遭到抵制封锁，面临苏联断交、美国拉起铁幕这样一个极端艰难国际环境。今天的人处理历史的方式也与之相似，比如加拿大政府在白求恩的故乡修建了一座纪念馆，而实际上加拿大的游客寥寥无几，去参观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门票价格也不低，门票收入用作纪念馆的开支。然后慢慢地形成一个旅游景点，实际上被产业化了。就像马克思故居一样被制造和消费着。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不断地被消费和使用。

晋永权 摄影史学者，中国摄影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

沙飞、吴印咸和罗光达拍摄的这三张照片作为叙事原点，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图像传播的过程，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选择的结果。这种有选择性的传播同方方面面的因素都相关。比如沙飞拍摄的照片其实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场面生动，叙事内容也能体现出国际合作的精神。这些同吴印咸拍摄并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的照片相比，其实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沙飞这张照片没有像后者那样的被不断放大、传播、神话化呢？这可能和沙飞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使他的照片作为宣传底本有一定困难，在整个的叙述逻辑可能会非常纠结而难以自圆其说。而罗光达拍摄的照片突出了白求恩的单人形象，虽然这个手术的场面也非常震撼，但整体来看近乎个人的环境肖像拍摄而不是一个被配合与支持的合作场景。这显然缺少了后来官方话语所强调的那种国际主义合作精神。而最著名的这张由吴印咸拍摄的照片，它所体现的一些内容恰好符合了当时的需要，比如对合作的强调，以及它所采用的这种传统的图式等等。吴印咸作品中点明了手术的环境，而这和共产党在抗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密不可分，就是在黄土岭战役中击毙阿部规秀。这个图像因此又同这样一个辉煌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综合起来考量，吴印咸的这个作品从逻辑上、叙事上、历史表述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它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也与吴印咸本人在红色历史中间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

刘宏 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如果我们不带有一种很深的历史感去观看，不像晋老师、单老师这样带着历史所赋予他们的记忆和印象来解读的话，也许我们在这三张照片中会发现另外一些内容，同样是非常丰富和有意思的。比如第一张沙飞的照片，在今天的这个社会文化语境下来看其实存在着一些触目惊心的地方：虽然是黑白照片，但其中吸引目光的焦点除了白求恩大夫以外，还有手术台上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第二张吴印咸的照片则是细节最丰富的；最后一张罗光达的照片中，虽然手术牵涉的人物不止白求恩一个，但其他的形象都是隐藏在阴影看不清楚的。这三张照片会带给我们一种整体的感觉，第一张沙飞的照片是在陈述细节和局部，第二张吴印咸的照片是在讲述一个事件，而第三张罗光达的照片则是在呈现一种印象。

刘建平 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这个展览通过对集体记忆的一种考古性挖掘和视觉冲击的塑造，完成了一次对政治影像的意义再生产，也打开了持续反思历史的一个公共空间。这里面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值得我们关注。第一，英雄摄影的概念和实践，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在中国的历史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的功能是什么？第二是英雄摄影的发生、繁盛和没落。如果说抗战时期以白求恩为个案的摄影作品代表了英雄摄影的高峰，那么到建国之后这个英雄摄影经历了一次转型，发展为一种新的形态，即大英雄摄影，或者准确一点称之为伟人摄影。这可以追溯到庐山会议，从此开始了对领袖个人权威的抽象化绝对化呈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象征世界集权化的开端。第三是这种英雄摄影、大英雄摄影在终结之后留给社会的后果，当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这种集权化的象征世界的集权化和伪装性的物质生产终于崩溃，残留的是一片荒原，意义的废墟。在这个意义废墟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看待历史影像，重新确认我们的知识。

高初 摄影史学者，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主任

我们通过整理晋察冀边区的摄影档案有一些体会。比如晋察冀边区的抗战摄影有一个明确特点：它不仅仅是战地纪录，更是战争鼓动。边区政府设有新闻摄影科，它是一个小政权。这和延安的情况不太一样，后者没有直接的摄影任务，因此延安的摄影，或者说延安的摄影师所尝试的，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对于图像可能性的塑造。这些尝试不但来自一个领袖标准形象生成的过程，而且围绕着包括生产劳动、改造新人这些未来的图景的想象所展开。这些图像指向的并不是当下，而是一个未来，一个让现在就能让我们感觉到热力涌动的未来景象。而它们的雏形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到中共七大被不断的明晰化和确立。而在晋察冀等抗战前线的这些画报中，延安图式也在不断的占据一个非常明确的位置，而这种占据又是通过电报命令下方到前线的方式来直接完成的。这些发端于抗战时期的图式，实际上在后来演变为一种图像意识形态规范，其生成实际上是在延安。而这个图式在其后不断地浮现，最后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摄影艺术家的内在活力慢慢被这个模式压在了下面，它不是不存在或者消失了，而是越来越不能显现出来。

陈卫星 教授、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还原白求恩这个人的神话怎样变成一个观念的神话，要回到****那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如果在40年前的中国做一个民意调查，在外国人里面白求恩的知名度甚至要高过马列。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的形象来制造一个革命化的观念，这里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有他个人的偶然性……像白求恩的兢兢业业被****作为一种对职业伦理的诉求，希望中国在没有宗教、没有科学管理的基础上达到一个自觉的组织化的效果，达到一个技术标准的理想。当然这在文革期间对白求恩的形象的过分极端追求，反而导致赤脚医生的出现和广泛宣传，走向了科学化的反面。另外，白求恩治病救人的精神是否也是一种革命隐喻，意味着改造、治疗社会和人民的疾病，治病救人。最后，白求恩这个故事的感人之处还在于主角有一个自我心理的转换过程。当他通过在中国的经历理解了这个物质环境，并且预知到战争不能在短期内结束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结局。这个时候，他进入了一个自我升华的状态，从一个圣人的自我要求出发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那其实是他最美妙的时光，幸好有沙飞的纪录，以及他自己带到中国这些现代传播工具，同共产党的这种革命纪实素材相结合，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完成了这个自我神话，并添加了一重修辞学的色彩。所以我想有这样多重意义上的这种主观经验和客观环境融合，使得白求恩这个叙事在今天来说具有特殊的分量。

视频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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