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以其缤纷的色彩世界为时代贡献了跨世纪的卓越艺术，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情韵哲理散文。在吴老90华诞之际，翻开他的人生大书，我们发现，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老人始终在思考：如何作画?怎样做人?这种思考伴随了他为艺术、为教育的一生。

　　他的岁月

　　吴冠中，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从无锡师范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1936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42年，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任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助教。

　　1946年，考取国民政府公费留学美术第一名。

　　1947年赴法国留学。

　　1950年，留学归国，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1953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1956年，任教于北京艺术学院。

　　1964年，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70年，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

　　1973年，调回北京参加宾馆画创作。

　　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办“吴冠中作品展”。

　　1979年，当选中国美协常务理事。

　　1987年，香港艺术中心主办“吴冠中回顾展”。

　　1991年，法国文化部授予其“法国文艺最高勋位”。

　　1992年，大英博物馆打破了只展出中国古代文物的惯例，首次为在世的中国画家吴冠中举办“吴冠中——20世纪的中国画家”展览，并郑重收藏了吴冠中的巨幅彩墨作的《小鸟天堂》。

　　1993年，法国巴黎塞纽奇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并为其颁发“巴黎市金勋章”。

　　199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1999年，文化部主办“吴冠中画展”。

　　2000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艺术家。

　　2006年12月26日，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吴冠中教授“荣誉文学博士”衔。

　　2007年8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吴冠中全集》。

　　一路以“状元”的成绩过关斩将，吴冠中走出故乡，走入京城，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先后就职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在教育战线上孜孜耕耘长达60载。这位老人28年来一直居住在几十平方米的简朴居室中，日前却向社会捐赠了数百幅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美术作品。据估算，这些作品的市场价值超过数亿元。

　　少了一个工程师 多了一个艺术家

　　吴冠中生于1919年，可以说是在催生中国现代文明的“五四”运动发祥之年诞生的宁馨儿。他当年从工科义无反顾地转向艺术，在今天，人们可以这样解读——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1935年，吴冠中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的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机电科，希望既能吃饱肚子，又能实现自己工业救国的梦想。第二年，刚读完一年级的吴冠中，参加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统一军训，与国立杭州艺专的朱德群编在了同一个连队、同一个班。对这次历史性的相遇，朱德群回忆说：“军训时，各学校是混编的。我个子最高，排在第一个，冠中个子最小，排在最后。我出列报告之后，教官让我站在排尾，这就和不相识的冠中站在一起了，有了相识和说话的机会。人真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谈就很投缘。尤其是一起到小酒店去喝上几两花雕老酒，更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我对他进行‘策反’，让他转到杭州艺专来，他果真来了。从此我们课外就在一起，真可谓形影不离。”

　　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说：“一个星期天，朱德群带我参观他们艺专。我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她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她捕获了许多童贞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她奴役的俘虏。17岁的我拜倒在她的脚下，一头扑向这神异的美之宇宙，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农家穷孩子，为了日后谋生好不容易考进浙大高工的机电科。”吴冠中比喻自己是“野马，不肯归槽，我下决心，甚至拼命，要抛弃机电科，转学入艺专从头开始”。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难。”教育的本质就在于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人在受教育中如何尊重自己的兴趣和特质，主动追求个性的发展，应该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面临的课题。吴冠中的转学和选择，表明许多卓越的人在“自用”方面都作出过成功的努力。

　　学艺杭州艺专 在三位大师的肩上

　　国立杭州艺专作为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发祥地，从蔡元培作为教育部部长创办该校之初就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首任校长林风眠奉行中西融合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在林风眠任校长以及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立杭州艺专只有包括油画、国画在内的绘画系。在大学，吴冠中一直偏重学的是油画，他说：“我在杭州艺专开始学艺，很快就爱上了那个西洋疯子梵高，深感其画美而惑人。”多年后，吴冠中这样描述他与油画“相恋”的60年：“60年的婚姻，人间颂扬为白头偕老之金婚。今我白头，然而油画永远色彩鲜艳，更显年轻。”

　　在国立杭州艺专的学习，透过一代宗师深厚的东西方文化学养，吴冠中一直着眼于老师们的人格教育。事实上，正是这种人格教育才是真正改变学生素质的深层动力，在杭州国立艺专，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这三位教授对吴冠中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吴冠中回忆说，林风眠任国立杭州艺专的校长时，兼一点高年级的课。我当时属低年级，从未在教室里听过他的课，只是从他的作品中认真学习。没有机会见到老师，就将自己作品的照片请他看，他话语不多，但在点头与摇头之间，我理解他一眼便看透了作者内心与感情的真伪。林风眠任校长时，杭州艺专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的态度，因之年轻的同学们很早就体会到绘画中形式美的重要性，练基本功的同时就注意讲究色彩、线条、韵律……我们感激青年时代的教学指导，幼苗的成长靠了园丁智慧和辛勤的培养，“智慧”比“辛勤”更重要。同学们都说，林先生慈祥，林先生一颗童心，林先生是真正的艺术家!吴冠中回忆道，在抗战中，当林风眠卸去校长职务时，在留给另外两位校务委员的信中写道：“杭校员生，随弟多年，无不念念，唯望二兄加意维护，勿使流离……”读到这封信时，流亡中的师生都哭了!

　　潘天寿是直接教过吴冠中，并对吴冠中有毕生影响的老师。吴冠中说，我庆幸一开始学国画便随着潘老师的眼力识别画品与人品之优劣，影响了自己终生的审美观。今日回顾老师，高山仰止!国立艺专在杭州时，学生大都热衷西洋画，国画课时虽少，但对潘老师的作品、人品十分崇敬。凡学生打架闹事起纠纷，训导处感到棘手难处理时，往往请潘老师出来说几句话，事件便很快平息。在昆明时学校闹风潮，学生们追打图书馆馆长顾良先生，顾先生到处躲避，学生穷追不舍，最后他冲进潘老师的住处，躲到潘老师的背后才求得了安全。抗战时期学校迁到云南和四川的农村上课时，潘老师未带家属，所以我们几个接近他的学生往往不分朝暮经常出入他租住的农民之家，不仅跟他学画，他还教书法、美术史、诗词，我对平仄的辨认也还是他逐字逐句亲授的。后来他回浙江探亲，我们这些穿着草鞋的穷学生依依不舍步行送他到青木关，都抢着替他挑行李。潘天寿离校后，吴冠中还经常和潘老师通信。

　　林风眠从未给吴冠中上过课，却给他指出了中西融会的方向;潘天寿教吴冠中画国画、写诗词，吴冠中却画了一辈子洋画。显然，他们给吴冠中的都不仅仅是具体的创作技法，而是对民族文化深刻的爱，对民族精神的融会，对美术本质的追求，超越了不同画种的束缚和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使吴冠中的艺术终于达到了不以传统的形式却表达传统精神的高度!

　　如果说林风眠、潘天寿对吴冠中更多的是整体的文化观和艺术感悟上的影响，那么吴大羽对吴冠中则更多的是个性和艺术主张上的启示。吴冠中这种强烈而特立独行的艺术个性深受吴大羽影响。

　　在吴冠中的眼里，吴大羽是当年西画教授中威望最高的，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专门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旗帜。吴冠中认为，吴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之绚丽，二是他讲课的魅力。同学们崇敬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总以源源不绝的生动比喻阐明艺术真谛、画道航向，他永远着眼于启发。吴大羽被解聘离校后，吴冠中、朱德群、闵希文等同学又积极向校方提议返聘。吴冠中与吴大羽老师还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通信，吴大羽每封信都像写教案似的，对吴谆谆教导，诲人不倦。

　　风筝不断线：法国老师的回国建议

　　吴冠中考取官费出国留学，还有一段绵延60年的感人故事。

　　2006年春节，吴冠中收到了来自南京的一封信，是已故杭州艺专老校长陈之佛先生的女儿陈修范教授写来的。信中说找到了她父亲1946年抄录的一份学生试卷，但未署名，问吴冠中是否知道此事。原来，当年陈之佛受教育部委派评阅出国留学生美术史试卷，当陈之佛看到一份答得非常优秀的试卷时，禁不住用毛笔抄录了全卷，并给了最高分。事后吴冠中去看望陈老师时，陈之佛让吴冠中背诵了自己的答卷，这才对上了。但陈之佛并未告诉吴冠中自己笔录了这位爱生的试卷。60年后，吴冠中看到了恩师当年笔录的试卷，不禁感慨万千。当年在吴冠中出国前，陈之佛先生亲自主持了他和朱碧琴女士的婚礼，并赠送画作祝贺，却绝口不提试卷的事。当年，吴冠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师恩中惜别祖国和娇妻、父母的。

　　我们曾问吴冠中先生，你当年归国，历经磨难，有过后悔吗?

　　吴冠中道：“不后悔，在国外创作条件会好得多，但艺术要根植于祖国民族的土壤里。我年轻时在巴黎留学，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艺术的营养，并陶醉其间。最终回到了条件艰苦的祖国，从此在封闭的环境中探索自己的艺术之路数十年。那路深印在祖国的土地上，并一直受影响于人民感情的指向。原估计自己在长期封闭中远远落后了，近几年重新回到世界环视一周，更坚信艺术永远只诞生于真诚的心灵。”

　　如果说林风眠给了吴冠中世界眼光，潘天寿引导吴冠中体味到精深的民族艺术气息和精髓，吴大羽把青年人的热情和艺术个性完美地结合，那么，法国的苏佛尔皮教授则从西画的角度让吴冠中领略写意的意味和祖国才是艺术的不竭之源的真理。

　　吴冠中由衷地怀念这位法国老师：“我这个海外学子总记得他的教诲，尤其他经常提醒：艺术在两路，小路作品娱人，大路作品感人。也是他劝我应回到中国，去弘扬自己祖国的传统。当年告别巴黎不容易，经过了很久的内心斗争。”

　　当吴冠中50年后重回巴黎时不禁感慨：“20世纪50年代我从马赛乘船返国，内心充满矛盾，似乎是冒险投向未来;80年代曾两次乘飞机从巴黎返国，均怀着说不尽的感触与企望;这次飞离灯光辉煌的巴黎，却是飞回明日更辉煌的祖国。”

　　吴冠中把自己与祖国、与生活的联系比作“风筝不断线”。他认为，艺术创作形式都须有一线联系着作品与生活的源头，不断线才能把握观众与作品的交流。艺术作品应不失与广大人民感情交流，我更喜爱不断线的风筝!我们争取人民的共鸣，高放风筝，勿断线!

　　“培养慧眼”比“训练巧手”更重要

　　蒋南翔任教育部长时，在人民大会堂对高校教师作过一个报告，其间谈到：“给我足够的条件，我敢于承诺培养出50个杰出的科学家，但我不敢保证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这是我们多次听吴冠中说的故事。吴冠中一再强调艺术创新之难，他在摸索中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创新教育之路。

　　“培养慧眼”远远比“训练巧手”更重要。从潘天寿老师对学生作业的点头或摇头之中，吴冠中学到了潘老师的审美品位，感悟到“造型艺术最直观的教学关键是眼睛教眼睛”。吴冠中说，我竭力启发同学们的感受，指点那洁白雪山前倒伏了一颗将死的乌黑的巨大老树，疑是别姬自刎的霸王。

　　吴冠中的法国老师苏弗尔皮就是善于启发的，有一次课内用了一个女裸体，模特儿肥硕高大，坐下后臀部特别庞大，更显得脖子长，脑袋小。他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大家摇头。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年轻人聪明，一经启示，便在作品中体现出了各自的敏感与独特的思维。

　　有一次，吴冠中带学生在苏州园林画太湖石，他联系了太湖石与人体、与亨利·摩尔的因缘，果然，学生们赋予笔底的太湖石以生机，而不是仅画出死的石头。吴冠中招生有独特办法，就是准备一些作品，让考生自由选择，以此来考测考生的眼力和审美品位。中国有句俗话，人的品位入俗难医。艺术上，继承而后叛逆，是艰巨的创新。吴冠中说：“我有一个构想，我想挑选几位我教过的有才华而肯钻研的学生，为他们组织一次展出，作品要出色，而且不得像我，甚至有背叛意味。1992年，我终于下决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一次‘吴冠中师生展’，目的是展示学生叛逆老师，提倡艺术中的叛徒道路。参展的学生大约十几人，但风格还是近我的较多，突出的叛逆者是王怀，全不像我，李付元也不像我。”

　　“艺术家要创作出成功的作品，感情的真挚比脑袋重要!年岁不饶人，我90岁了，现在走路慢了，不像从前了，但是在感情上更纯真，就像又回到了童年。我一向是边缘人，但我的心愿在人民心中。要创作出不朽的作品，就要不怕穷，要把感情都投入到艺术里面去，一句话，就是要忘我。”这就是一位90岁老艺术家的心声。

　　吴冠中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近年来，我对作品的精神、思想的感染力更重视了，这似乎是年龄大了以后的自然规律，人会更多地追求思想的力量。我到晚年越来越强调鲁迅，是因为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是鲁迅的时代，非常激进的，我认识中华民族就是因有鲁迅，中华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是鲁迅告诉我的。我们现在仍需要鲁迅精神，永远需要。鲁迅告诉我们要讲真话，要看到自己民族的优点，也要看到本民族的缺点。看到缺点，就要克服缺点，就要去创新，一个不懂得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捐赠作品奉献人民实现教育理想

　　活着时便对社会给予最大的捐赠，从20世纪到今天，这样的画家只有两位：一是徐悲鸿，另一位便是吴冠中。在抗战烽火中，从南洋到祖国大地，一匹良马不过卖几十块银元，而徐悲鸿的“一匹马”能卖到300大洋，他不断地为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义卖作品支援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徐悲鸿直接义卖捐出去的钱款高达数千万银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达数亿元之巨。今天，吴冠中的作品在国内外市场频频拍出数百万美元、上千万人民币的高价，但这位28年居住在几十平方米小屋里的老人，却向社会捐赠了数百幅价值连城的名作。这28年，吴冠中把全部精力给了艺术创作，他纵情于艺术创作的海洋之中，其创作热情令人震惊。

　　在创作之余，吴冠中更是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艺术散文，抒写自己的创作感想，表达对艺术、对时代的忧思。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绘画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90年代的“风筝不断线”、“油画民族化”、“美盲比文盲多”，到21世纪提出的“笔墨等于零”、“破除中国画的围墙”等等，吴冠中的观点紧扣时代，匡正时弊。

　　改革开放之初，他针对一味强调政治主题决定论而长期忽略艺术形式的状况，提出了“形式美”的问题。著名艺术家叶浅予在回忆录中说，形式美的问题是自己想写文章提而当时还不敢写的。

　　“风筝不断线”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在国门乍开之初鼓吹全盘西化、否定民族和实际生活作为艺术源泉的偏见而写的。

　　针对一些画家一味强调形式，特别是片面强调古人的笔墨程式，去抄袭、因循，而完全无视当代人的情感和火热的生活，并自居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宗师，以此来打击对艺术的创新和对活生生的当代生活的提炼，吴冠中大声疾呼，艺术情感的真诚才是艺术的本质，虚假的、抄袭别人的、离开了具体画面的笔墨等于零。

　　针对当前社会上“大师”满天飞，“国字号”遍地跑的陋习，吴冠中提出“破除中国画的围墙”之主张。“国画”这个名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周恩来总理批评过，他当时说：“记得几年前，我们在庆祝齐白石先生的生日宴上，我就说过‘国画’的说法有些不合适，好像‘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好像别的画就不是国画。我是很爱好国画的，但我对国画这说法感到它有独霸思想，我是不赞成的。”

　　在艺术上求新，在思想上求真，这就是吴冠中。他说：“人到晚年不讲真话，将来一辈子遗憾，永远遗憾。历史上讲了假话的人，一辈子遗憾，到晚年再不讲真话，就没有改正余地了。”

　　个人的坎坷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系于祖国的命运;“探索”割不断民族的传统;“叛逆”是生存的挣扎，传统的发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草是长在祖国土地上的草，奶也是属于民族和人民，这就是吴冠中的艺术和教育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