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批刚刚从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无主题、无策展人、无赞助的“三无展览”，因为是12个人所以展览就叫“N12”，仇晓飞就是其中一员。到2007年，仇晓飞参加了“N12”的全部前四次展览，而今年他则选择了退出。就此，本报记者采访到了他本人。 　　上海证券报：你最初的作品是以架上为主吧? 　　仇晓飞：其实第一次参加“二厂时代”展览的时候，我做的是装置，是这次展览上那个蓝色房间的缩小版。做完那个展览后，我要进行毕业创作，油画系的学生是不允许以非油画材质作为毕业创作的，因此我画了《剩下的果实》和《看图识字》等各种尺寸的油画，这样选择是被动也是主动的。大学毕业后，没有钱租工作室，花几百块钱租一个小平房画画。当时同学里面，画画的都很穷，生活没有保障，心情总是不好。有一次偶然我回家翻相册，发现在看我小时候那些个相册时，心情会好很多，所以开始在画框上临摹相册。相册多大，我就做了多大的。画的过程也是我回忆的过程，让我有时间特别缓慢地回头读自己的生活，不知不觉天快黑了。这样子一两天画一个，过得很充实，帮我躲避了很多焦躁和无聊的时间。2002年到2003年，我画了整整一年多。 　　上海证券报：第一次卖掉的作品是这些小画吗? 　　仇晓飞：是的。第一次买我作品的是庄辉和刘晓东。那是2003年N12展览上，我的小相册作品摆了一条十几米的展线，他们看到特别喜欢。之后凯伦和钟阿城也买了一些，这批作品当时就卖掉一半，几千块钱一张。这一系列做完后，我开始画有点发黄的日记本、小的玩具模型，再到装置《快七点了》中慢慢加入灯光、环境因素，但我坚持手绘。我将它看作一个平面上的物象逐渐立起来的过程，说是装置，更是一幅画。 　　上海证券报：“N12”第一次展览之后就开始和画廊合作，是吗?跟几个画廊合作过? 　　仇晓飞：2003年快要参加“N12”的第一次展览的时候，我就开始和环碧堂以签约的方式合作，先以一个价格买断，规定一个最低的销售价格之后画廊再去销售。现在我实际是跟皮埃尔?胡伯的画廊合作。2006年我刚做完“黑龙江盒”的展览，那是我三年作品的大集合，几百件作品能借到的都借了回来参展。皮埃尔来看过之后我们互相就有了合作意向。之后他在FIAC博览会上就带去了我的一些“黑龙江盒”的小作品，结果很不错。2006年的时候，环碧堂曾希望能和我继续合作，但我觉得环碧堂是一个传统性质的画廊，它的运作方式跟我的想法有点出入。2007年皮力的空间转型做画廊之后，参加上海当代艺博会的时候出面带去我的作品。而国外的销售，还是皮埃尔的画廊在做。 　　上海证券报：2008年在Boers-Li画廊的个展，前后准备了多长时间? 　　仇晓飞：差不多是一年之前就开始做了。本来我做了一百个煤气瓶，花了大半年时间。同时也在做积木。快临近展览，荷兰的“世界新秩序”展览特别想要煤气瓶参展，所以先借给了他们。之后大部分作品是在展厅里面完成的，工作了有一个多月。 　　上海证券报：这次展览中，我们看到最明显的是你的装置作品体量普遍增大，有批评说，这样难以驾驭的大型作品抹杀了你以往的情调和个人色彩，你怎么认为? 　　仇晓飞：我的理解是，文革是以宏大叙述为核心做艺术，而之后的当代艺术仍然追求以宏大叙述反宏大叙述。同样还是革命，只不过对象不同。如今的当代艺术是不是可以重新深入到人的感觉和内心里去呢?我给这个个展命名为“碎落散乱”，就是和完整宏大相对抗的。 　　上海证券报：“N12”第5回展，你和胡晓媛都没有参加，为什么? 　　仇晓飞：到第二年、第三年，大家分别有了代理画廊，卖画不成问题，也有人愿意赞助“N12”的展览，那么它逐渐成为一个没有问题的展览了。“N12”本来就没有风格特征，如果态度也没有明确性的化，它就失去了出发时的锋芒和挑战性。 　　上海证券报：那么“N12”能否作为品牌存在下去?比如不断地更新换代? 　　仇晓飞：只能随意。N12是美院这一体系里面偏边缘化的一群人的松散组合，这种结合能造成如此的震撼和影响，就已经是它存在的最大意义。如今大家的想法很难特别一致，比如N12做到现在这个阶段，下一步方向在哪儿?应该变换人员还是不变换?应该每年都做还是隔几年去做?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忽然谈到很严肃的事情时候，意见不统一反而会互相伤害，我退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