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辣粉和“文物大餐” 　　杨卫民在宣武门外的一家四川小饭馆请我吃酸辣粉，一边吃，我一边替他犯愁：他可怎么还那180万哟！ 　　抹着嘴上的余香，杨卫民带我来到他30多平方米的家，我这才明白，酸辣粉不过是大餐前开胃的点心，真正的大餐在杨卫民的家里，他已准备了多年。一进门，杨卫民指着门后边的一个出土石头像对我说：“这是五代的。”从过道到客厅再到卧室，连厨房和厕所里都摆着佛像、青砖之类的文物，早到春秋，晚至明清，杨卫民———给我讲述着它们的历史，仿佛是他多年的朋友或他家族里的人，又像是一个老财主数着自己的家产，脸上掩饰不住得意和幸福。 　　文物只是大餐的一部分，还有一道大菜，那就是书。杨卫民一本本地把他从西欧、北美买回来的书拿给我看，大多是图画类的，历史、艺术、宗教、车辆、船舶等等，多为旧书，但看起来仍很新，装帧考究，图片精美，排版和印刷也都是精工制作。最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大多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的，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书中有许多外国人拍摄的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老照片，殊为珍贵，国内少见，有些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杨卫民说这些书都是他利用出国拍片的机会带回来的，每次出国，他都要花很多时间到各地的旧书市场去淘金，这些图书给他正在拍摄的海外寻宝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一个自费到海外寻宝的中国人 　　绕来绕去大家总算明白一点，杨卫民是干什么的了吧？对，他是自费扛着摄像机到海外拍片的民间探宝者，专探在海外的中国宝物。杨卫民没有多少钱，可他想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物在海外，哪些是通过正常的贸易手段出去的，哪些是被外国人抢走的，杨卫民买不起，只能扛着个摄像机拍回来，让国内的中国人知道原来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被外国人喜欢。这就是杨卫民的初衷。有人说他是第一个自费到海外寻宝的中国人，他听后笑笑，不置可否，心里说，我有这么伟大吗？ 　　杨卫民的摄像机很简单，几万块钱的那种，与电视台几十万元一台的没法比；杨卫民的工作方式也非常纯朴，先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给海外的博物馆，然后就请上一两个专家扛着摄影机上路。有时海外的博物馆同意，有时人家不同意，还没联络好，他们突然出现在博物馆门前，把人家吓了一跳。杨卫民买机器和出国的钱都是借来的，从1999年开始做这件事到现在，他一共借了180万，几乎花得一分没剩，可他的片子还没有拍完，还要继续拍，那就还得借钱，令人惊奇的是竟有人借给他。杨卫民说是因为人家觉得他不会骗人，相信他做的这件事有意思，说不定有一天还能有回报。其实究竟有没有回报，杨卫民自己都不敢打包票，但他还是要拍下去。 　　两年的时间，杨卫民借钱出了7趟国，以北欧、西欧国家为主，美国、日本也去了，还跑了一趟印度尼西亚，拍了57个博物馆，数百盘磁带，片子编出了一些，苦也吃了一些，住过7个人一间的大学生公寓，坐不起车，步行扛着摄影机去博物馆，买不起饮料就喝自来水，好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自来水比较干净，吃的就更惨，有时国内的汇款不到位，顿顿干面包。可是杨卫民依然乐此不疲，因为对他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他看见了中国文物传播之广，也让他有机会通过外国人的眼睛理解了中国文物的价值。 　　那些美轮美奂的金银器 　　1999年秋天，杨卫民曾来到瑞典北部的一个小城市乌列系汉姆，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只有2万人口，可就在这么一个小城市却有一个中国艺术博物馆，而且它收藏的中国器物被专家认为是世界最高级的，这不由不让杨卫民感到奇怪。 　　杨卫民到馆里一看，果不其然，比他想象得还要惊奇。这家博物馆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分两大系列，一是被所有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备加推崇的宋代瓷器，其中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它全有，有些在国内已经十分罕见，可是在这里却非常齐全；另一个是中国自唐代以来皇家使用的金银器，成套的，有上百件。 　　最让杨卫民感到惊讶的是，在金银器中还有一个清代乾隆用过的金壶，壶不大，雕满了花纹，镶满了宝石，壶底下有“乾隆年制”4个字的款，馆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杨卫民说乾隆皇帝为这个壶还写过诗。据专家讲，这个金壶在国内最后露面是在清末，慈禧死的时候随葬了，后来被国民党的军队从墓里盗出来，不知怎么就流传到瑞典。 　　杨卫民回国后把这个金壶告诉北京大学考古系专门研究金银器的教授齐东方先生，齐东方非常惊讶，他说他一直在寻找这个东西，只看见有些书里提到过，不想它却在瑞典。后来齐东方先生跟随杨卫民专门到瑞典去看这些金银器，瑞典也派了最高级别的权威人士陪着。 　　最好的办法是让馆长“疯” 　　杨卫民给我讲过他们拍摄德国西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的故事，听起来很惊人：“馆长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博物馆有很多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字画，自宋朝以后的都有。我给馆长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把我的意图说了一下，他很快就给我回信了，列出要拍的器物价格表，我一看清单，贵得吓死人，一件普通器物就得要150马克以上，我要拍1000件的话那得多少钱？我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去拍它们。” 　　“但我还是去了柏林，我壮着胆子给馆长打了个电话，他一愣，说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来吧！这个老头跟我们聊的时候发现我们确实是一帮很真诚的人，听说我们是自费的，他就有点惊讶。 　　“那次我请了两个国内的专家，一个从美术史的角度谈中国文物的意义，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谈中国文物的意义和价值，这位馆长听得很开心，他也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先用英文讲，说着说着，他突然就用中文讲话了，而且讲的是解放前南京的官话。刚才他还因为生我们的气说不会讲中国话，原来他讲得这么好。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关于中国艺术的。” 　　“老头被我们感动了，疯了一样亲自拿钥匙打开专用门，说我们走后门吧，又打开柜子，把多年珍藏着的中国文物拿出来让我们看，而且破例免费让我们拍摄该馆不对外开放的专业研究室。拍完了，他又主动给我们介绍，柏林有东、西两个艺术博物馆，科隆也有一个，并主动要帮我们联系。” 　　做自己喜欢的事 　　杨卫民探宝的故事一讲一大筐，上海的一家出版社正在把他的寻宝传奇写成书。 　　杨卫民的童年很平淡，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英年早逝。小时候杨卫民曾在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家住过半年，这大概是他童年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杨卫民迷上文物，最早是受了继父的影响。他的继父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酷爱文物。但真正引导他走向文物收藏的却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官员黄文。黄文喜欢中国文物，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卫民，知道杨卫民对文物也有些兴趣，就邀请杨卫民陪他一同逛文物市场。一次杨卫民去黄文家，看见现代化的房间里摆放着许多中国古董，别有一种美感，他被震动了，从此成为黄文的文物伙伴。 　　杨卫民自费到国外去寻宝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不过常人不会去干。有人说他这是傻，是疯，杨卫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喜欢，喜欢就干，一个人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今年杨卫民45岁了，没有孩子，几年前与妻子离婚了，他没再娶。如今他最大的乐趣仍然是逛文物市场，用北京人特有的那种带有顿挫感的语调讲述他在海外探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