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的社会不断在制造一个关于速度的神话。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甚至连文化生活也没有例外……随着这样一个快餐时代的降临，“速度”也就成了人们认知与揣度外部世界的重要的衡量标准。遗憾的是，在这一神话的背后，人们对于历史的集体失忆显然已是不争的事实。

　　7月4日，一个名为“公众历史频道——当代历史创作展”的展览在广州扉艺廊悄然拉开帷幕。这里，为身陷于“速度”这一巨大旋涡之中的人们提供了一次回味与咀嚼历史的难得机会。

　　将巴勒斯坦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的“以文化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武器”，转换成“艺术同样可以作为以记忆抵抗遗忘的方式，同样应该面对那些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策展人李公明试图通过艺术家们在各自作品当中所体现出的对于历史的责任与再现，来唤起当代人对历史的记忆。

　　历史，此刻它已在我们的身后。这俨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时间的流逝并不能造成历史的“消亡”，至少在本次展览中23位艺术家的眼中，身后的历史却是有着“活下来”的理由与途径。

　　曾经，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历史题材”的选择在作品当中表现除了一种明显的倾向性，也就是将其符号化。这成为了85新潮美术运动以来，中国前卫艺术与当代艺术在某种层面上直叫人惊艳的不可多得的手段之一。不过，随着出于对消费文化的迎合心态，在这样的符号化过程中变得日渐淡化，甚至被抹除。

　　但是眼前的这些作品，从架上油画，到影像装置，它们向公众展示了艺术家对历史的个体记忆和发声，而在创作观念、表现手法、叙事风格等方方面面所呈现的差异性，恰好也成为了对历史碎片的一种鲜活的保真。

　　展览上，有的艺术家选取了给历史“画像”的这样一种直接、有力的表述方式。其中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和韩建宇的《同志》系列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前者，以巨大的尺寸、黑白肖像图绘的方式描绘了文革时期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形象，并附载他们的主要经历和人生故事，来“为一个时代立像、为民族的苦难立像、为人性立像”；后者，则以一张张被刻意放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面孔”，并通过如此夸张的个人的视角，来呈现出一个别样的始终站在历史高台上的政治身份，透过人物脸上那被定格的“凝视”似乎看到了历史与当下之间暧昧的、千丝万屡的牵扯。

　　刘大鸿、罗必武、林伟祥和莫力波等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则是在调侃与戏谑的叙事过程中，构建起一套对红色政权的信仰、意识形态话语的思想和视觉阐释体系。刘大鸿结合了神话、戏曲、民间故事等传统文化表达形式，来掀开一个繁密、喧闹、光怪陆离的“历史舞台”的神秘面纱；在罗必武的画面中，被置换于浴缸里的历史伟人让“谁主沉浮”一词在此时多出了那么一种意味和趣味；“80后”的林伟祥在其具有代表性的“花布”上重现了特定历史背景当中的一场“暴风雨”，不难看出这正是年轻一代对“二手历史”的解读与质疑;莫力波的装置作品《196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报》也同样是以个人视角的切入，来对“既能创造历史，也能改变历史”的传播媒介报纸展开发问。

　　另外，在《时代的宠物》系列、《英雄·祭》和《回家》等作品当中，三位艺术家又分别以不同角度，记录下了正在进行当中一个个将要构成历史的制造过程。“人站在那里像一个时代的宠物”，正如刘庆元所说，他在《时代的宠物》系列中生动地塑造了被潮流冲刷出来的千人一面的时代形象;张湘溪的《回家》则把中国特有的、号称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的“春运”压缩进一个被掏空的电视机外壳当中，这节乌烟瘴气却不见人影的“行驶”中的列车车厢，承载着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背后的一个发人深省的烙印;而蔡远河则选择了通过刻刀下堆砌成“山”的人体与残垣败瓦，来构成在汶川大地震中那一幕幕震撼心灵的悲剧画面与充满人性关怀的情景。

　　而录像作品《山茶花》所陈述的这一段“历史”，相比之下就多少显得有点异类了。艺术家黄小鹏通过对一部关于越战的纪录片进行了图像、文本和声音等全面的重新编排，试图在无序与错乱的话语情境当中，画上一个再见“帝国”的问号。出现在这里的“再见”，不难理解其是一语双关，告别过去的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对于这样一段多义、交叉、可疑、模糊和暧昧的“历史”，我们又怎能视而不见呢?

　　不可否认，今天的艺术乃至文化，都在时间被压缩的前提下呈现出一种平面化的倾向，人们误认为当下、现状的每一块切片才是最为重要的，而在这些切片之间的历史中的连接意义却被忽略，甚至在逐渐消解。

　　所以，眼前这些以艺术之名义而得以“活下来”的琳琅满目的“历史”，正是对今日善忘的、对历史熟视无睹的人们的一次提醒，告知大家不要自以为历史仅仅是一个已成为过去时的有关于事实的堆积。相反，它恰恰是事实的变化与发展，并将一直伴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

　　“有的坚持严肃而沉重的民间纪录的立场和表述方式，有的只是对某些历史片段的戏谑挪用，有的将自己点点滴滴的历史印象延展为对人性及社会文明等宏大命题的追问，有的运用政治符号探讨的则是语言表述、媒介传播、空间转换的问题，有的不自觉地透露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的思想痕迹并以此为基点支撑起自己的家国情怀……(作品)呈现出历史和历史表述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次展览的另一位策展人胡斌表示，“‘公众历史频道’强调的就是从公众个人角度来展开对历史事件、人物、片断的思考、讲述、联想，这是一个由公众来播音的频道，同时也是为公众而播映的频道。”

　　确实，尽管参展艺术家的梯次不够充分，甚至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于学院，但这并不影响本次展览以“频道”之名，让艺术家或者普通公众能在这个平台里传播、分享自己对历史的真实记忆。也就是李公明所说的“民间立场、多元声音、自由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