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进入了市场成熟期,其重要标志是:一批艺术理念和作品都已成熟的艺术家,以他们喷涌的才智,创作出艺术价值很高的艺术品,受到了国内外文化市场的广泛欢迎。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中国摄影自身的发展似乎总是迟滞于其他的艺术样式,尤其是影像市场,显得那样单薄,浩浩荡荡的摄影大军中,能够恰当认识并有效把握影像市场的运作规律,雄赳赳地走在影像市场中的摄影家只有“一小撮”,大多数摄影人茫然于影像市场的大门之外,勤奋着而且急切着,却把不住影像市场的脉搏,在摄影的征程上跋涉多年,颇感郁闷。从本期开始,本报将连续报道中国摄影家中成功地走向市场的多种范例,以此呼唤中国成熟摄影市场的建立,并能为中国摄影人进入市场抛砖引玉。——编者按)
仲春。北京东北郊。
春天将许多的和煦颁发给“大山子艺术区”,太阳慈祥地俯视着这个曾是著名的798军工厂(半个世纪以前建造)闲置的厂房内建成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志性空间,使络绎不绝的中外观众们在历史的厚重感中温馨着高雅艺术殿堂的温馨。这里生产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许多精品,这里是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平台。
大山子艺术区内之“798 SPACE(时态空间)”画廊。像驻扎在这里的艺术家们一样内敛,它的主人徐勇在厚重的大铁门上小小地贴了这个招牌,门里头是1200平方米、亚洲最大的当代艺术展厅和100平方米的“老工厂酒吧”和当代艺术书屋。这座包豪斯式的厂房,拥有高大、欧洲风味的穹顶,还拥有一段特殊历史的痕迹,展厅内展示着很多当代艺术影象作品,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像激烈的交响乐一样,砰然砸向观众的心头,使观众热血沸腾一番。在这样一个环境内,看着10年前从胡同“走出”的徐勇,采访时不由得感觉时间是延续的,空间也是流动的,竟至将时光倒流到10多年前……
是市场选择了徐勇,还是徐勇选择了市场?一次绝无市场意识的主题拍摄,竟然让徐勇成了中国影像市场的拓荒者,市场就这样直不隆嗵地湿了徐勇的鞋,将他毫无防备地拽下了海……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市场意识是怎样产生的?
徐勇(以下简称徐):上个世纪70年代,受一位著名红楼梦学者的启发,我开始拍摄风光、人像、花草和小品,纯属自娱自乐。在1980年“北京一日”摄影大赛上,我获得了两个奖项,因此创作热情高涨,后又接连获了一些奖,为我进入北京广告公司工作创造了实力和条件。
1988年,我下海创办了北京市第一家民营广告公司,5年后因为要创办胡同文化游览有限公司而将之关闭。
1989年夏至1990年春,我开始实施我心中一个早已关注并已做过大量案头工作的主题——胡同的拍摄。那时,国内还没有人出版专题摄影集。从1989年夏到1990年春,我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拍摄。但在出版的时候费了不少周折,因为当时很多出版社认为,胡同是一种破旧北京的反映,担心出了以后没人喜欢去读这些“破烂”。还是浙江摄影出版社慧眼识珠,出了它,并且在北京第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打响,这本画册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是我始料不及的。1991年,我和摄影家朱宪民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了国内首次个人摄影作品展销会,因为没有价格参照,竟然不知道为自己的作品标价多少,最后我标了一个以为是“天价”的数:每幅100美元。没想到卖出了13幅。接二连三的“没想到”让我欣喜,更重要的是让我认识了影像市场,原来它并不深奥,深奥的是市场的意识我们竟不曾有过。
记: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得市场青睐你的“胡同”?
徐:我认为是作品内在的价值,这包括文化与艺术两个方面。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题摄影集,它完整地叙述了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背景下的北京城市生活的另一种真实。我在影集一开始就点明了拍摄时间。胡同不仅是北京历史的见证,更是当时尚且占北京市区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平民百姓现实生活的重要场所。胡同是活着的文物、活着的历史,它为北京城市与社会做见证。这一点在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尤为重要。透过我的《胡同101像》,读者可以做各自的解读。艺术方面,《胡同101像》无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影像故事,还是其中单幅作品,我的主观性是非常明显的,读者从头至尾细心翻阅,处处都会感觉到我的存在。作为影像艺术作品,尤其是强调艺术价值的摄影作品集,作者在其中的存在感是最重要的。胡同影像单幅作品,我遵从理性、朴素、直接的摄影理念,不做刻意夸张修饰、刻意营造画面的事,使大部分图像都简单易读,形式单纯,视角平直。画面只是无人的胡同,无人的生活场景(除最后一张是一户平民人家的合影外),把思想的空间最大限度地留给读者。这样处理在当时流行的摄影手法中是不常见的,使《胡同101像》的艺术表现力得到加强,也是这本胡同摄影集至今仍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记:你确信和断定读者能够读懂你的主观吗?
徐:当然。我是在用一个完整的专题来讲故事,讲得比较引人入胜,平实易懂;而且我在画面编排上运用了影视编辑的手法,通过景别的变化,使读者在翻阅过程中,视觉和心理意识跟着我的镜头流动,有节奏有起伏,不会产生厌倦重复感。
·摄影市场,你在哪里?无数摄影人在将自己的执著和追求发挥到淋漓尽致之后,却发现成了“穷艺术家”,羞涩的囊中常常缺少“再生产”的资金,更别说对支持自己追求摄影艺术的家人给点物质回报了。市场啊市场,你到底在哪儿?我们要去找你!
记:在中国,“影像市场”是什么状况?
徐:目前,对大多数中国摄影人来说,“影像市场”还仅仅是一个纸上的概念,既没有形成体系,更谈不上成熟。影像的一级市场(新闻、应用、广告性影像除外)仅限于国外机构、个人零星的低价购买,国内买家几乎没有,二级市场就更谈不上了。拍卖公司鲜有拍卖影像作品的。二级市场的建立是成熟市场体系的标志。在国内有谁听说过影像二级市场?但随着全球化背景中中国概念和形象的突出、国内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艺术资讯的丰富、艺术家自身影像创作理念的成熟,建立影像市场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影像市场呼之欲出。我创办北京“百年印象”专业摄影画廊的初衷也在于此。
记:“文化”的意义在影像市场中很重要吗?
徐:当然。影像市场属于文化市场的一部分,它以文化为内涵和灵魂。影像商品是文化商品的一种。无论是“胡同”(胡同影像作品销售和北京胡同旅游项目)还是“798时态空间”(举办当代艺术活动,为艺术家展示艺术作品提供场地,为商家提供广告公关活动场地)都是以其独特突出的文化个性为卖点为价值基础。去掉它们的文化个性,不知还有谁来问津,更不会有国内外媒体做如此大量的报道。胡同影像是卖艺术作品。“胡同游”和“798时态空间”是卖被发现、发掘、创造和利用的文化艺术环境,这里“发现”和“创造”这两个词很重要。
记:“商人”或“文化人”,你喜欢称你为哪一类?
徐:我是摄影家、文化商人二者兼而有之,文化人的成份更多一些。虽在商海10余年,始终保留着一份文化人的情感,在用文化从商的同时,我更愿意为社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做些事。比如胡同,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多为它的保护做些工作;“798”则不仅仅是保护了一批有特殊代表性的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由于这种文化情结,我努力追求所做的商业活动能够保护和传扬文化。
记:真正属于中国的影像市场形成还需多久?
徐:我个人认为不会太久了,再有一两年或两三年的时间即可形成,这取决于我们的推动。影像市场中作品资源,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形的是少数已被市场证明有价值的。无形的则是多数尚未被市场证明其价值、有待我们去整理发掘的。这正是中国影像市场的机会和魅力所在,谁占先机谁就会有收获。我因平时太忙,无术分身专心去做这件事。
记:现在重要的是要为影像市场的建立做哪些工作?
徐:重要的是先将中国百年来的摄影图像做系统而全面的梳理,重新判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像作品的艺术价值,理清影像艺术的源头,找出有代表性的中国人自己拍的最早的影像作品。在中国艺术史中,影像史是个巨大的空白。这里所说的“影像史”不同于“摄影史”,前者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影像艺术的特质,注重从学术的层面评判影像的文化艺术价值,它以影像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背景和所对应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为依托;后者则是对摄影本身的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和事进行系统的归纳和研究。经过这种学术层面和历史背景的剖析,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影像价值有重新认识。原来一些认为不错的,现在有可能做出颠覆性的评价;而原先一些没引起重视的,现在可能会标以“经典”。经典的作品才是不朽的。这是建立中国影像市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中国,不是缺乏有价值的影像,而是我们对影像艺术历程缺少研究,从而使许多经典影像藏在深闺人不识。
记:谁来担此重任?
徐:那些艺术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以及摄影界、艺术界的有志之士。
·十几年打拼,已是商海老将,几多探索,几多成功。有一些做法给人启迪,有一些思考令人回味。摄影家加“文化商人”的徐勇感性地发现着拍摄的题材与商机,理性地获得着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那些已经瞄准影像市场的摄影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记:你总在另辟蹊径,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而且做一件成一件。你靠什么成功?
徐:我是一个比较内向敏感的人,敏感使我比较注意观察和思考,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中的不同凡响之处;而后理性务实地去做。我不愿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自己没做过的和别人没做过的事我才感兴趣。
我努力关注国内外尖端的影像艺术潮流,使自己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增加影像创作的灵感,提高自己创作的价值。虽然日常工作很忙,但我还是调整着时段,不时进行一些新的创作,使自己总是保持在一种竞争(同自己竞争和同别人竞争)的激情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