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道艺术节的第五届，这一届也是我参与艺术节策划的最后一届，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已经和大道策展人舒阳和满宇做了交代：我在这次艺术节结束以后，我将退出了艺术节的策划工作。 　　这期间，我的感受却难以算作一个个体策展人和艺术家的感受，或者也不是简单的大道策展人内部的分歧问题，更多的渗透着这个时代文化中的一些普遍问题，有必要在这里用一些笔墨来回顾与讨论。包括我自己的看法与经验。希望于行为艺术和艺术活动的操作都有些许的启示。 　　首先，我还是简单的谈一谈我所经历的事件，我想这样乱杂的经历必定要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叙述。这些事件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讨论行为艺术节的操作，以及什么样的操作才能更好的将行为艺术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艺术节”的形式来承载和发展下去。 　　中国的行为艺术节开始于2000年的“打开”国际行为艺术节，在那个时候，行为艺术在中国已经发展了20多年，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而2000年前后，又是行为艺术风起云涌的时代，它与当代艺术、社会现实都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艺术节的出现，在那时，承载了很多行为艺术家和关心行为艺术发展的人们的希望。2000年在怀柔山里的第一届“打开”经历了来自当局的严重干涉，但策展人与艺术家们却在这压迫里坚韧的做完所有作品，并在第二年继续执行着这种独立的姿态，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更有理由期待着这样的艺术节能在这个文化昏暗的时代矗立起一个强大的文化精神的实体。 　　2003年，“打开国际行为艺术节”正在筹划第三届。（“打开”是从2000年开始做第一届，策展人是陈进、朱冥与舒阳）。在第二届之后，朱冥就退出了。舒阳找到我，谈到朱冥退出后，策展需要人，希望我能加入到“打开”的策划工作中来，我欣然同意了。第三届，陈进将艺术节的地点设在长春。舒阳的计划是我们在北京做“打开”的分支现场。 　　于是，我以“打开”的名义邀请了在北京的行为艺术家三十多位。但陈进得知后，断然拒绝了舒阳与我的做法。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陈进与舒阳）的矛盾与分歧很严重，进而，陈进强硬的提出两点，第一，我们不能用“打开”的名称来做北京这个活动，第二，要求舒阳退出“打开”的策划。如此突然的变故，令艺术家三木与陈光与我都很不能理解，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觉得，中国的行为艺术需要这样一个独立运行的艺术节和自由表达的平台。我们三个艺术家在电话里极力劝和也没有挽回“打开”策展人最后的分裂。自此，“打开”便由陈进全权负责至今。对于这个事件，我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我第一次感觉到艺术节策展机制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可能大家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艺术节的一些问题在我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当初筹备打开第一届时大家气宇轩昂的讨论还没有被我忘记。 　　当时，我已经邀请了艺术家，我们也已经和黄锐确定了798的场地，黄锐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我与舒阳、三木商量，不叫“打开”的话，活动也要按部就班的举办下去。虽然，还没有确定什么主题和名称。这一次的活动之时也是798创始之初，行为艺术家以完全开放姿态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中的作品又一次引起方方面面的争议，而与艺术家们在一起活动的几天，至今令我难忘。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黄锐、我和舒阳都面临了来自刚刚入住798的一些艺术家们的指责（当时似乎由于作品的政治问题影响到798艺术区的存在与否），以及当局的调查。在那段时间，舒阳去了国外，黄锐在左右周旋的保护着我们的安全。那次的事情，黄锐比我们都承担了更多。我仍然觉得，既2000年“不合作方式”、“人与动物”、“第一届打开”之后，这是行为艺术又一次奔放的“狂欢节”。 　　在活动结束的那天晚上，舒阳与我商量将这个活动延续为艺术节，我当时很激动，因为对于这次活动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我们在理想的路上行走，这就是艺术的成就，也是艺术节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的体现。这是我热情参与的基础吧。我们也确定了艺术节的基本主旨“独立、自由、开放”。到2004年的第二届正式命名为“大道现场艺术节”。这就是艺术节的形成。 　　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中国艺术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及历程中，谈及对于“打开”的希望，也以第一届“打开”之精神来确立“大道现场艺术节”的基本路线，既保持一条“即便是一丝微弱的，默默的暗流。也不致于断绝的死寂（笔者文章《从头再来》）”。开始，在这一点上，作为合作者和老朋友的舒阳从来都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一致。 　　但时至今日，我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文化精神在中国出现的原始动机和发展方向。艺术节从开始发展到后来，是不断放弃最初的原则和底限，同时又不断的要扩充规模、追求假大空的所谓影响。我们这些策展人到底想要什么？开始都是大谈博众家所长的来合作，而结果，又都被某一个人所垄断，确立的不是艺术节的文化特征，而是确立它归属于那个人。这正如中国几千年难以摆脱的历史“周期律”。在这一方面，不能不说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2004年的第二届大道，舒阳提议邀请西安的行为艺术策展人相西石来共同策划，我也很赞同他这种：“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可以丰富策展的思路。”相西石的加入，我们很好的合作完成了这一次的艺术节，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观众成为艺术节的常客，并产生了很多对于行为作品的讨论。在策展工作的协调上，相西石提出，为避免以前艺术节的人事问题（我们指的是“打开”艺术节策展人之间的分裂），艺术节策展人组合还是要一个合理的结构，就是说需要一个“头”。我们商议的结果是想让舒阳来作为艺术节策展团队的领导，以便更好的工作。我和相西石与舒阳谈了多次，但舒阳都以“大道是大家来做的，我们要有个民主的机制”为理由没有接受。 　　2005年，第三届的大道，我与舒阳对于大道的场地问题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舒阳在没有与我们商议的情况下将大道纳入了“大山子艺术节”。把大道原定的9月提前到5月。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已经离展览不到两周的时间。这让我和相西石措手不及。他解释说策展人黄锐答应有资金支持，另外，在798观众会更多，影响更大。我与相西石也没有什么意见。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时间临近的时候，大山子艺术节要求我提供艺术家方案给某文化部门过目。我对舒阳问及此事，他说，“就是看看而已”。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行为艺术节的观众和场地问题或许也都是假问题，行为艺术是有别于绘画、雕塑或者音乐、戏剧表演的展示，我更倾向于艺术节集中实施作品的这个概念。 　　这时，我感觉到舒阳开始偏离了我们最早的宗旨，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态度就是文化之精神。为此，我第一次与舒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不想将“大道”放到大山子艺术节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政府背景将严重影响艺术的自由表达的主旨。这对“大道”这样的艺术节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同时，更多的观众并不是艺术节主要的目的。艺术家的交流，好的作品的实现可能是更重要的。 　　争论的结果，舒阳坚持要与大山子艺术节合作。我想，这样做，有悖于我的底限。我表示，如果舒阳坚持这样，那我就退出。舒阳做了让步，尊重了我的意见，他说：这一届就由你来负责，以后我们每人负责一届。但舒阳在他的博客里，将我要退出的原因说是我认为798太商业，回避了真实的原因。这是我要澄清的一点。 　　这样，我与相西石临时找到通州台湖的一个朋友聂金全的空间来做。舒阳在一个关于大道艺术节的访谈里这样评价第三届大道：“那个场地还是工地，比较粗糙，但是也算比较顺利。聂金全支持的场地、资金，但是因为地方太远了，不太好去。没什么太大影响，也没什么观众，也就是一些朋友去看看，毕竟交通不太方便。” 　　舒阳谈到第四届时说：这次“大道”是亚洲规模最大的，也是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我们坚持这种方式，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这次请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有30个国际艺术家，有20个国内艺术家和团体，总人数有70多个人。 　　为了这样的规模和国际化，在舒阳的运做机制里，对国外艺术家没有任何作品质量要求的来者不拒。在这里，我还要谈一下关于“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的交流是很好的事情，可以让中国艺术家看到丰富的作品，并和国外艺术家交流，这方面是中国两个行为艺术节都追求的效果，但通过这几年的“国际化”，我发现，国外艺术家确实很希望来中国，也不排除一些游客心态的艺术家夹杂其中。但交流机制却一直都没有任何措施，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语言通道和技术支持（这依然需要大量的工作）。无非是不论作品如何，邀请一些国外艺术家来，表演完了事。落一个“国际规模”来昭示世人而已。 　　今年10月份的“CAPP”（中国行为艺术平台）（黎静和高小兰合作策划），邀请了德国著名的行为艺术家和研究者鲍利斯（也是著名的“国际黑市”行为艺术节的策划）来做讲座和工作坊。直到这个活动开始，我接到高小兰和黎静的电话才知道这个项目是与“大道艺术节合作的项目，这之前，她们和舒阳谈好，大道艺术节方面组织国内艺术家来交流。而我却一无所知。舒阳在鲍利斯讲座的同一时间安排了大道策展人的会议。我临时约了一些艺术家去参与并在晚上和鲍利斯去交流行为艺术的问题。大道巡回到香港站，香港的策展人将鲍利斯的两场工作坊的时间安排与大道艺术节的活动时间错开，可能也是希望能有机会让大道艺术家去参加，结果鲍利斯工作坊开始的当天，巡回的艺术家已经离开了香港到深圳，这样的安排又怎么去参与交流？我只好自己留下来参与了两个晚上，受益很多。他的工作方式和对于行为艺术语言的研究方法都是中国艺术家很需要参考与借鉴的，但这个国际交流的机会却白白的被浪费掉。又何谈什么国际化呢？这样不需要我们出资金和人力去操作的现成交流机会又为什么不认真组织艺术家参与呢？ 　　第三届的争论之后，我对大道所产生忧虑不断加深，第四届之前，相西石退出了，做了两届策划之后，他发现与他最初的认为和舒阳所勾画的文化理想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是在做事情方式上无法与舒阳再合作。 　　第四届大道，舒阳提议邀请了唐佩贤加入了策展。从这一届开始，表面的合作关系几乎荡然无存，做为大道策展人，我对活动的一些主要决策知道的很少，他在没有与我商议的情况下，又邀请了满宇从第五届加入开始加入策划团队，对我解释说，满宇有巡回展所需要的资源。我那时对满宇还不了解，我无从表达什么意见。 　　去年大道之后，在舒阳的提议下开始筹备大道巡回展，并提出了我与他为协调人，唐佩贤作为策划人，满宇为执行人这样复杂的名号。而实际的工作也还是他一个人决定和包办。这种“挂名”又显示了一种美协式的官僚做派。所有在开始我与相西石所担心的机制问题，再次不断出现混乱，这种混乱也是难于分工协作的一个主要问题。但我既然无法参与到决策中，也就意味着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了。而这次的巡回展的组织混乱却真正的让我感觉到“大道”人事机制的缺陷。一个民间艺术机构，怎么样长期的来完成它的艺术计划？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按照个人法则，其结果无非还是走向“专制”。 　　这次的大道艺术节从北京的活动开始，我与舒阳发生了多次的争论。这些争执我也要费些口舌在这里，否则，我们无法看清楚艺术节的艺术信念、机制和合作方式是怎么样严重脱节和混乱的。也就是艺术家三木对艺术节的结构所总结的：艺术创作第一位，为骨。学术的努力是第二要点，为肉。第三是技术操作，为皮。 　　在没有与大家商议的情况下，舒阳将第一天活动的场地定在798时态空间。 　　场地是行为艺术节一直以来面临的一个瓶颈，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艺术节是否能确保每个艺术家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不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对行为艺术家来说，不论怎么样的作品，做完就走了，而场地必然有个归属者，场地的归属者会考虑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作品内容是否涉及到不利自己的因素。所以，一直以来我们会认真考虑场地问题。尽量的不要因为场地造成对艺术表达的干扰或者给场地的归属人带来麻烦。今年我做的“六月联合”就选择了树林和河边作为场地之一。而今年参与“打开”行为艺术节的策展，因为是陈进自己投入资金租的空间，也碰到了对作品内容的考虑。实际上，这也是有悖艺术节主旨的。但同时，在树林或河边自然观众会很少，影响也会小的多，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要艺术家自由的表达，还是要观众和影响力呢？或者要更多的与艺术没有关系的社会资源？在不能兼顾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这也是多年来，中国关于“地上”和“地下”的问题，我的经验（“六月联合”艺术节）告诉我，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拥有多少“地上”的资源，除非自己妥协，自己不断的打折扣去表态要做奴才，所谓的“开明世道”依然是个假象，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舒阳自己决定了场地，也就是说，他选择了观众和影响力。所以他告诉我，要注意政治、色情、血腥的作品，这个空间是徐勇免费提供的。当然，时态空间的确很好，很大，很体面气派的一个艺术空间，这些都不是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放弃底限，有更多更好的空间和资源会等着我们去用，甚至国家大剧院也不是问题。但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就不得不出现我在前文所提到的一个矛盾的两难需要去选择，这种选择我相信很多策展人都会碰到。每个人的选择就是会决定他的文化态度。 　　在场地问题上，我就与舒阳发生了争执，首先，我与朱雁光的丧小组合作的作品是纪念反右50周年，他认为是有政治问题。舒阳居然告诉我：“当局最不愿意提及‘反右’，不是我不让你表达，这是徐勇的空间，是徐勇不同意这样的作品。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为他的态度深感惊诧！虽然他提议要我的作品放在最后，我自然也是同意的（其实我们一直是这样解决这样的作品的）。作品实施完，也并没有他假设的什么问题。但事情的本质已经不是作品的问题了。至少，他一直没有主动的去回避这个“瓶颈”问题，而是将这个问题当作理由赖到其他因素上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经验里早早的去防止这样的问题出现而谨慎考虑场地呢？ 　　他邀请了年轻艺术家王军，王军的作品是自己躺在碎玻璃上，让观众将砖头压在他的身体上，这可能会导致身体出血。方案引起舒阳的不满，当众追问王军作品有什么意义，对王军说：你去看看中国行为艺术史，你这样的作品太多了，你做它有什么意义？我其实到现在也认为舒阳的错误在于：没有坦率的告诉王军，作品中有血腥，而场地又有这方面的限制。他却从作品本身上去反对并要求王军改方案。其实这个方案从这次大道的整体作品来看是个不错的作品。基于王军作为年轻艺术家和这样的作品程度，我是赞成这个作品的。看到尴尬而无辜的王军我难以克制的与舒阳争吵起来，我希望他不要这样和艺术家说话。并且希望舒阳举出中国行为艺术中相同作品的例子。舒阳当即要求四个策展人私下决定是否让这个艺术家参加，他用民主的方式举手表决，我赞成，他们三个策展人反对，将王军的作品排除掉了。但场地、巡回展的城市、国外艺术家的作品方案等等问题也都没有过任何民主表决。那几个与行为艺术毫不沾边的舞蹈表演的作品，他却独断专行的放入艺术节。我也确实领教了舒阳在专权与民主之间穿梭的技术了。我也明白，不论是场地问题，作品的方案问题，即使是民主，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大唐工作坊”是舒阳长期组织的一个现场艺术工作坊，他将这个工作坊放入这届大道艺术节，并将工作坊安排到天安门。之前也没有与我有任何交流。舒阳告诉艺术家们，出了问题，每个艺术家要以个人的名义承担，不要提及大道艺术节和大唐工作坊。舒阳对我解释说，这种策略是对大家的保护。只要没有组织，当局就不会追究。而作为大道策展人，我不同意这样偷偷摸摸的小把戏，更不愿意这样不坦率地用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贩卖天安门符号的小伎俩。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在做行为艺术呢？（后来舒阳对广场的警察解释说“只是拍一些好玩儿的照片而已”）不能坦率的说，就不要去。所以我以个体的名义拒绝参与。但我作为策展人，深感自己已经无法影响到这些有悖于艺术精神的决策。只能在私下与舒阳争论而已。 　　他又令人不解的把台湾艺术家李铭盛的作品安排在“幕间休息”，并没有解释或道歉，而是让李铭盛“自便”。这导致李铭盛退出大道艺术节。李铭盛走出798给我电话告诉我他退出的时候，我尴尬的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这样粗暴的对待艺术家，而且是自己邀请来的艺术家又是为什么？对艺术家作品的平等对待和对艺术家的尊重都难于做到，这样的艺术节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我感到了作为大道艺术节策展人的羞耻。第二天，我代表自己作为大道艺术节的策展人去向李铭盛道歉。 　　在巡回展的过程中，诸多的艺术家和地方策展人都对邀请来的四个国外的舞蹈作品提出质疑，而推荐这些舞蹈艺术家的是朱路明。舒阳当然清楚舞蹈与现场艺术的差别。最起码，现场艺术的学术界定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舒阳更明白朱路明在厦门给大道艺术节提供的“资源”。而这“资源”，据朱路明告诉我，是公安部门的关系，所以，要求我的涉及政治问题的作品修改方案。由于对大道的失望，也由于这匪夷所思的“资源”，我拒绝去厦门，提前回到北京。 　　我不得不在更深的层面来思考我们行为艺术节的策展问题， 　　行为艺术节的特征就是它有个时间和空间、社会的扭曲和成见以及它身体语言的直接性，首要的问题是场地资源的自由度有多大，决定了艺术家所受的限制有多大。大道艺术节实际上每一届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与舒阳的几次争执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其它资源的运用，如果我们放弃艺术规律和原则，那么，很多资源都是可以以各种目的进来的。（连警察的资源都可以合作了）。对于中国特殊的情况，操作艺术的资源，呈现了一种规律，就是规模越大，资源越多，对艺术本身的偏离就越远，因为它受制约的范围会增大，艺术规律与现实机制在任何体制的国家都会有必然的矛盾存在。所以，即便是威尼斯双年展也不可能象奥运会那样广阔的资源和规模。798可能是最集中体现的典型例子吧。规模很大，设施和资源非常多，但不可调和的限制，又让它仅仅成为画廊和艺术商业的积聚地，离艺术本身也是越来越偏离。在“艺术展览”这么频繁的年代里，应该是很多策展人都体会颇深的问题。也是很多秉承艺术及文化精神的策展人所要警觉的一点，规模和资源的运用不是没有代价的。规模的扩大，必然要面临很多与艺术没有关系的事务工作、迁就很多与艺术无关系的价值和势力。再比如说这次的大道，当然不是舒阳要审查，也可以说更不是场地方面要审查。只能说，我们看中的资源与艺术原则发生了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舍弃艺术原则。这就是自己选择了矛盾境地，按舒阳的经验，在选择场地之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这种矛盾的存在。而这一次厦门的问题依然凸现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多一个地方的巡回展又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呢？ 　　也就是说，我更希望在中国的文化状况下，我们只能将艺术放到第一位，来选择小规模的操作，回避操作中审查、资金、人事等等的矛盾，要选择大规模，多资源，而放弃艺术原则。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样搞，不是大道艺术节所秉承的文化精神和自由表达原则。艺术毕竟还是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活动。与多少资源合作就会牺牲多少独立性，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越缺乏独立性就越没有艺术家心智自由可言。这样的展览比比皆是，又何必我们来重复的劳动？不能把“大道”的意义做成有很大虚夸的名气和很大文化权力的“大路”，艺术不是以量来说话的。最早，舒阳与我谈到名称，我很赞同他的诠释：大道的一层含义是指最基本的真理。现在看来，这个对真理的向往还能存在吗？ 　　在中国，很多问题是不言而喻。我们怎么才能在这些夹缝里来尽可能做高质量的行为艺术节？或者，来将行为艺术这门艺术发展下去。行为艺术节的操作可行性范围在那里？对行为艺术发展的弊端是什么？行为艺术节在那个层面上对行为艺术是促进，在那些方面对行为艺术有是障隘？对于公众，表演的现场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表演还是一件艺术作品呢？我觉得，各地的策展人都要好好的在一起探讨这样一些关系到行为艺术节发展的问题。 　　我今年因为各种原因，做了很多行为艺术的策展工作，有合作，也有完全是我自己来主持的，对于现场实施作品这样的方式，我也觉得艺术家和策展人都陷入到一种惯性里看待了，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行为艺术丰富的表现形式。比如象谢德庆那样的一年计划，象朱昱的《献祭》所延伸的东西都不是现场所能表现的。我在两年前归纳过“非现场”行为艺术作品的概念，那么，艺术节成为一个平台的时候，怎么将这些概念呈现进去呢？这样形式的作品这几年明显的减少了。很多年轻艺术家也在慢慢的习惯于行为艺术现场的方式，没有去更多的去尝试其他形式或拓宽自己的视野。 　　或许，我这样来看待舒阳在大道里的做法，在很多人看来有些苛刻，但我不能这样宽容的面对大道艺术节和舒阳这样一个从志同道合走过来的朋友。我更不希望我们共同做了五年的大道艺术节最终面目全非。但我还是不得不放弃这种无谓的工作。因为它有悖于我最初热情的参与的主旨，这样的事情一定不是我所愿意去做的。 　　我一直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底限标准的时代，所谓成功也依然是没有底限标准的手段和途径。舒阳最终选择的方式也正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方式也正在不断的将大道的文化主旨、运行机制和诚信都统统的丢弃，来换得一个“大规模”的“国际化”的艺术节，不把行为艺术放到艺术的规律中去循环，去为艺术家建立一个充分的艺术表达的平台。却把这个平台当作策展人自己的资源跳板，甚至是自己社会关系的平台。 　　行为艺术节发展到今天，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个事实：中国的两个行为艺术节都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因为是民间机构，当然谈不上什么机制的有效、合理与监督。这完全要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控制了。但对于怎么样通过艺术节将中国行为艺术的现场作品很好的承载下去，却令人不容乐观。到目前为止，打开艺术节做了8年，大道艺术节做了5年，都没有做过可供传播的影象资料。文字理论的整理，甚至是每届作品的网络发布都很困难，毕竟在今天，建立个博客总是很方便的事情。他们都是每年仓促的化很短的时间来赶场的实施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而已。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对于大道的问题，我已经记述了一点自己的看法，针对了舒阳的做法我也坦率的提出了看法，因为他占有了更多的权力，做了更多的决策，所以要负相对的责任。但现在，我退出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还有一点发言的理由和资格，再以后，大道也逐渐的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了罢。 　　在西湖边，我也表示希望他们能更好的反省。检讨自己的决策，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其中，同时也能更好的维护艺术及艺术节的精神主旨。因为，从我的骨子里是不希望大道在以后走到“歪门邪道”上去。 　　我退出“大道艺术节”，对我个人也算是得以解脱了。感觉到的不是对我付出五年工作的大道的留恋，而是轻松与畅快。就象逃脱了一个不知道深浅的泥潭。但对于这些越来越热闹的艺术节，我却感到疲惫不堪。巡回展到澳门，参展艺术家们去参观澳门艺术博物馆，大家无意中看到吴昌硕的一副行书联：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我还是希望，我的这次退出“风波”仅是它前行中的一个驿站，以我的退出来给以后的策展人一个明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