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关于上海的艺术品消费的现状，要真切地去把握，实在是十分艰难的事情，面对这个体制嬗变的时代，面对诸多利益投资主体的搏奕，某种兴旺，不免急功近利；某种不振，却隐含着未来勃兴的种子；某种运作，也许缘木求鱼；某种苦守，却可能被交换出价值。远离商业的理想，未必健康，而以利益为唯一目的，则决不能图长远，政府的宏图、企业的品牌、大师的声望、经纪的利益、媒介的押宝、评论、消费的彷徨，都在汇演着今日上海艺术品市场的真实活剧，我们不祈望去真实还原全景，只在此录下他们的部分的声音：这些声音或许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得把握上海艺术市场真实的脉搏。 　　不论是上海艺博会致力于激励与催化画廊的诞生与发展，还是上海资深代表性画廊的战略转型，都充分显示了一部分人对画廊特别是当代艺术画廊前景的乐观。而这种选择在他们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市场的选择。 　　钱建群 艺博会只欢迎画廊 （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说这个话的不是别人，是上海艺术博览会副秘书长钱建群，钱认为，上海艺术博览会这样规格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群体艺术修养，进而促进艺术商业消费的良性发展，上海艺术博览会处处能体现一个善意的强力主导型政府在精明地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的痕迹。这种使命感使得以下的操作成为可能： 　　首先要在实践中为上海自身找到艺术消费定位，这个也是非政府行为莫能为，艺博会自觉把自己放置在世界艺术的语境中，是所有上海文化事业的集体内在冲动，所以，艺术博览会终于选择了国际沟通更充分的油画作为主体语言，而取代了以国画为代表的传统话语。这种选择同时蕴涵着作为商业运营的不可取代的独特主张。在讲话中，钱就多次说到得“风气之先”，对于艺博会每年都有所谓的亮点，从大拇指到思想者，这种刻意组织的做法的初衷时，钱自信地表示：“这个无疑有我们的努力与意图，第一届艺术博览会的时候，目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是站住脚跟，把规模确定，我们确立了以画廊为主体，激励与催化画廊的诞生与发展。第一届其实是国画为主，但是觉得不行，后来就改为以油画为主，这是根据市场情况改善的。油画标的大，与一般国画有区别。” 　　在钱的想法中，开始的工作是要造势，要拢聚人气，要通过2到3年的努力，积累基础，然后才能完全市场化。需要政府这么苦心经营的原因是“中国现在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群体，上海也一样，艺术博览会介乎两股力量之间，一是要鼓励艺术经纪公司的积极参与，一是要买家与市场，两手必须一起抓。”在寻找市场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强力媒介，一起呼应催生艺术品市场的成熟。从这个理念出发，艺博会谢绝画家本人入场，凸显经纪中介的作用，让中介得利然后催动中介天然的商业利益动机，催动作品与买家两方，就显得意图很明确了。 　　吴亮 画廊是赚钱的 　　（上海著名美术评论家） 　　上海资深的美术评论家吴亮曾经有过一个见解，认为上海目前的当代艺术画廊实际上景况都不错，一是由于当代艺术本身的边缘处境，在被政府招安后已然变成了主流，获得了地位空间，最关键的，是画廊收藏经营的当代艺术品都在涨价，从这个增殖的角度出发，他对上海画廊的现状与前景表达了乐观。 　　当然，他认为，目前而言，当代艺术的消费群体中，以在华的外国人为主。国内的消费主流，还是传统艺术，哪怕在今日开放国际化的上海也不例外。这个观点，得到了小雅画廊艺术主持马皓明以及电话采访的众多画廊工作者的一致认同。 　　俞景璐：我刚找到做画廊的感觉 　　（上海大剧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总裁） 　　作为上海资深的代表性画廊，大剧院画廊的俞博士可谓是一个战略家，她不无乐观地说起了画廊经营的定位，经过摸索，她定下以中外交流为号召，做具象油画的战略。这个定位的出发点，既是市场也是她自身的资源能力定位，连续三年推广丁绍光的成功使得这个传播学博士捕捉到了中外交流整合中的商业空间，在大剧院画廊的消费群体中，海外背景的一开始占70%，比例在逐渐变化，去年国内消费的比例大大提高，今年艺术博览会，画廊高价位的作品都是国内拿走的，所以，说到这里，俞博士不由如释重负地说：“去年到今年这一段时间，我做画廊才感觉做出点味道来！” 　　上海都说当代艺术不好做，传统艺术稳定，却都在做当代艺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俞博士的看法是：“我不是为了开画廊而开画廊的，画廊只是一个文化产业的策划中心，很多活动需要在这个平台上操作，开画廊的很多人是由于自己的兴趣。”这个也是很多上海当代艺术画廊投资的普遍特征。 　　有画、有画家朋友，未必要开画廊，画廊越久就越有沉淀，三年才能慢慢培养收藏群体。这个观点可以为上海画廊中的浮躁情绪作批注。 　　现当代工艺艺术品，特别是工艺家的作品的市场日渐被业界所看好。上海工艺美术博览会的应运而生，显示了主办方的信心与眼光，同时也拉开了上海艺术市场竞争的新格局。 　　彭德骏 中介经纪公司我一个也不要 　　（中国上海工艺美术节中国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秘书长） 　　在艺术品消费乃至投资的领域中，现当代工艺艺术品尤其是工艺家的作品，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块，由于没有过多赝品争议的存在，加上工艺大师数量的有限，其实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品投资消费的版块存在着，民间发达的送礼文化在催生着这个市场的交易量。 　　而工艺美术行业历来存在的由私人性质造成的行业分散，小工业者的陋习，和由于独立作业造成的不买任何人帐的风气，都在影响着市场化、规范化的发展。上海工艺美术博览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在1999年应运而生的。 　　彭首先谈及的就是与竞争对手西湖博览会的差异化定位，“我凭什么竞争？西湖博览会的特点是大，但是不免于杂，我就要做小做精，我们工艺大师博览会全部是工艺美术家。” 　　彭最喜欢的是喜欢工艺美术的“有钱人”，他一向不要无益的人气，主张与其让不熟悉的人来凑热闹，还不如只让喜欢的人来，博览会上与工艺艺术无关的，也一律清退。他就是这么“纯粹”。 　　在他的蓝图中，上海工艺博览会的下一步，要与国际工艺美术大师接轨，引到国际工艺大师，发挥各国民族特色。 　　由于上海工艺美术协会已经单独核算自主经营，所以在承担协会的职能的时候赢利显得格外重要，“我不是官，是秘书长，不是吹鼓手，是导游，是服务”。彭嘴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汇就是“服务”，对于收藏家，真实的介绍很重要，工艺水平，价格，升值的地方在哪里，造成的原因是什么等。质量保证体系也是服务，在这个场子里的东西，如果买假，我们承诺保证能找到此人。 　　张克威：好的艺术是经营出来的 　　（上海自在艺术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在他那个泰康路的门面里，记者看到了他的夸张肖像木雕中有海尔的张瑞敏，那么张的肖像艺术，是否象苏绣肖像绣一样，开始面对有消费能力的人群做度身定的市场行为了呢？张的回答很具有外交家的风度：“我们不是面对企业家，是面对一种新探索。我们开始是做传统的，罗汉啊嫦娥啊，后来根据市场消费，要改变，以艺养艺。但是市场也很凶险，商业气氛强烈，你一出来，他就互相模仿。” 　　张的快人快语一发不可收：“我去参加大师博览会不是为了商业目的，是为了品牌。”他痛感现在的艺术品投资市场远远不成熟，哪怕是上海，“懂行的没钱，有钱的不懂，收藏都是听人在说，人云亦云，所以有炒作。有假画赝品。就是由所谓的中间方的推波助澜。”他说，“富过三代方知吃喝，现在只是第一代，收藏的第一代不可能成功，精力有限。” 　　面对市场浮躁的现状，他的观点不乐观“艺术欣赏需要培养，可能十年五年才通了。等下一代吧。今天七千买了明天就想一万走掉，这个只是生意。喜欢一个东西，不在于多少钱，要讲点艺术含量、以后的价值是多少是以后的事情。” 　　作为做过企业管理的老张，深谙用人与运作的道理，他创了木雕肖像的品牌，会聚了各种艺术人才去制作，他投资，进原料，提要求，别人去具体执行，组合理念，做的是“创意经济”。 　　上海人缺乏现代艺术培养，其精神消费远远还没有准备好。在一部分人的眼里，上海的画廊尤其是当代艺术画廊还是生存性的，脆弱的，上海现代艺术消费群体还应进一步培养。 　　叶觉林：画廊都是亏本的 　　（上海文化批评家、策划人） 　　叶觉林是上海文坛的另类，画廊是他新的事业的第一码头与跳板，他正借着这个跳板往深里跳，但是，他发现，这个跳板下的水其实很深很深，在摸了一遍上海画廊和一些行画画店之后，他不无遗憾地发出了感慨说：“画廊？都是亏本的！” 　　他振振有辞地提供了一个逻辑推理：“第一，画廊签约不到大画家，就赚不到钱；第二，要签的画家都是小画家，所以签了也赚不到钱；第三，小画家签了也卖不出去。另外，画廊要承担房租等费用”。在上海的画廊中，除了做家居装饰画的画店外，真正意义上的画廊，数量并不多，近年的开开停停的波动，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叶的意思是上海的画廊尤其是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终究还是生存性的，脆弱的，与不明朗的。赚钱的不是没有，但是凤毛麟角，冷暖自知。 　　上海人其实也普遍缺乏现代艺术的教育，而传统艺术则比较容易契合他们固有的文化消费肠胃系统。至于中国人缺乏当代艺术的培养，这个事情的改善，恐怕远非一日之功了。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画廊，要靠政府的税收政策的支持。 　　赵丹虹：上海精神消费还没准备好 　　（上海顶层画廊主持人） 　　“在上海，文化与吃饭购物一样，只是一种消费。”赵这么开始了这次谈话。在她眼里，画廊是一根严格串珠子的线，艺术家、评论家、媒介、观众、买画的、官方都需要互相协调，在画作销售上，顶层并非强项，尽管一些国外画廊也与之联合代销作品，“我们追求的是被收藏，而不是填墙壁与居室装潢。”赵这么表述顶层的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有1/3是作为收藏，2/3则是装饰消费性的，国人消费占了1/4，而外国则有3/4。 　　她认为，缺乏艺术收藏的传统，上海最强烈的还是其物质性，精神方面远远没有准备好，什么艺术品适合他们？他们并不大知道。赵说，现在的上海，还没有发展到老上海的阶段，新上海多的是暴发户。 　　面对“不赚钱为什么还要做当代艺术画廊”的问题，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现在的画廊容易出名，媒介容易做概念，做传统的不容易出名，不好炒作，而且传统要功底，要积累，而上海没积累。” 　　在顶层多年，她对画廊的经营近来有了新的认知，“画廊不该全是经营性的，一部分走经营，一部分走基金才是方向，推广现代艺术的基金义务。现代艺术是消费，不是生产过程，必须有大财团的支持。”这话的前提是，画廊把画家捧红了，人家往往一走了之。画廊怎么办？ 　　上海昔日的收藏高峰今日为何风光不在，收藏精英群体为何现在难觅？民间艺术在国外为什么倍受青睐？致力于民间艺术事业的人士的一番话语，令人深思。 　　吴祖德：猎奇不是收藏的意义 　　（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 　　吴是一个极为切题的被采访者，他针对记者的身份开始了话题：“现在市场经济无孔不入，收藏界也一样，文化目的原则与商业目的原则不能混为一谈，商业目的对收藏文化健康发展的影响要注意，现在收藏界的有些人只注意收藏能否增殖，收藏文化内涵的研究却很缺乏，自己鉴赏品位的提高却不注意。一味猎奇，不是文化收藏。收藏文化是要有人文原则的。” 　　他举例说，动辄几万张烟标，单纯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占有本身的意义是有限的，不过是市场流通的中介。而文化是满足精神需要，缺少文化的研究是目前收藏界浮躁弊病所在。否则收藏一点历史意义也没有。 　　比如说同样收藏三寸金莲，现在只去报道“多少双、多么小”，而不去学习冯骥才对于三寸金莲的人文民俗研究。实在是缘木求鱼，本末倒置，而浮躁的媒介，都抱着猎奇性质，没有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 　　上海为什么没有形成收藏精英群体呢？“是因为上海还没到那个份上”，吴认为，“上海原来的文化精英已经没能力收藏了，有经济能力的可能只是商业精英。民间收藏现在范围驳杂，层面有限制”，吴意犹未尽地说“清末民初，是上海的收藏高峰。此后不再啊。”他的这个回忆，也是为了说明上海本地，是藏龙卧虎，有过深厚的收藏文化基础的。 　　李守白：外国最承认民间艺术的价值 　　（上海守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认识李守白纯粹是偶然，他在艺博会上展出作品的时候，记者发觉他把无锡纸马这种木刻加手绘的民间美术重新整理出来了，不由与他多谈了几句，此后又做了一次采访，觉得他也是上海艺术品消费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从小受家庭影响，其父亲是上海剪纸协会秘书长，他自己在上海美术学院毕业后，做过一段纯美术，1991年去新加坡，在国外，感受到人家对纯美术没有兴趣，对中国民间美术比如剪纸之类情有独钟，不仅在亚洲的儒文化圈子中如此，在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欧洲，在展览中，吸引别人的就是民间艺术，“因为有底蕴”他这样分析道。 　　李学生年代曾经自己刻木版，喜欢金石绘画，与无锡纸马的邂逅也纯属偶然，小时候在一本民间工艺美术的杂志上看到就很喜欢，现在在制作上进行了改进，用钙塑板与手术刀来做，还把它放大。背面与人物基本没变化，他就在手绘部分进行自由发挥，但是其气息还是无锡纸马的路子。他自己的作品与工艺品则主要在海外销售。 　　上海拥有90多家拍卖行，但却缺乏象嘉德、翰海这样上档次的全神贯注做艺术品拍卖的公司。面对竞争激烈的拍卖市场，拍卖业界人士却执着地喊出了：他们不放弃艺术品拍卖。 　　陈克涛：我们不放弃艺术品拍卖 　　（上海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陈介绍说，艺术品拍卖方面上海与北京不好比，上海拍卖的龙头企业力量不强，除了敬华、朵云轩、崇源几家专业做艺术品拍卖，其他几家有规模的上海拍卖行、东方、国拍都是综合性的。他们以房产物资流通为主，在营业额中占绝对比例，早几年对艺术品重视不够，上拍也许还是全国第一家做艺术品拍卖的，现在上海有90多家拍卖行，竞争很激烈，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艺术品，现在加大了对艺术品拍卖的投入力度，这几年总体营业额虽然不高，但是每年都在翻番。 　　“我们的立足点是重视品牌”，陈的介绍在我来看并非虚言，“我们的成交率是比较高的”。陈说，买方市场方面，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竞买的人上海本地的占60%，江浙占30%，很厉害，其他地区占10%，北京虽然买家多，但是北京的买家也是五湖四海的。在买家的成分方面，主要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比传统的收藏赏玩的群体更富有投资理念，比如，现在拍卖支付方式中，支票汇款的方式逐渐多了起来，大的购买力已经逐渐显露。但是艺术市场的培育还有待时日，比如同样是货源，老藏家的东西往往精品不少，而一些新兴藏家的东西虽然满满一房子，但是可能大多是赝品。 　　虽然不在第一阵营，“但是我们对艺术品一直没有放弃，比如做邮票专场拍卖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其他方面人才储备专业团队到位，我们就能有一番天地。” 　　范干平: 中国艺术品的价格已经够高了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副总裁) 　　“上海所谓的收藏半壁江山，并非与北京分庭抗礼，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中西文化交流，形成了海派城市，洋土杂处，生活艰难，所以上海有精打细算的传统，与北方的豪爽不同。”范一开始就从区域经济基础的角度切上层建筑这个题。 　　由此，引出他对上海人参加艺术品拍卖的总体感觉：谨慎而理智，做事情前期比较海派，开始斤斤计较，后期则遵守规则，“这样的生意比较安全”他从拍卖公司的立场说道，上海的拍卖所以不会过于火爆，大起大落，把价格炒起来肯定有后遗症，炒得越高，对拍卖行的风险其实就大。 　　上海历来比较殷实，所谓的“新上海人”是拍卖场中的崛起力量，老的有钱人加上新的有钱人融合着，北京大拍场中的上海人很多，既有出价谨慎做中低档的上海人，也有顶尖的出大手笔的高手，改革开放中上海城市魅力再次得到展现。 　　范介绍了上海的一个独特的拍卖文化现象：文化经纪人比北京发达，他们瞄准市场，把北方的东西搬到南方，把南方的东西搬到北方，打区域价格差，有人认为上海市场没有过高的价格，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范则认为恰恰是他们这些拍卖场上常客的存在激活了市场。这样的人在上海有两三百人，他们逢低吸纳，高价抛出，协调了市场。 　　上海的拍卖行近来增加了不少，规模也比以前要大，朵云轩拍卖就首次超过2亿。但是上海缺乏象嘉德、瀚海这样全神贯注做艺术品拍卖的公司。 　　“去年秋天我们真正尝到了艺术品的甜头”，范这样表达公司目前的走势，现在大家看见传统艺术品好做，一锤子下去20%，都想进入，如果大家缺乏理智，恐怕要再现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化后果，“我反对说中国艺术品与国际艺术品价格差的远，有大空间的说法，我认为中国艺术品价格已经够高了。” 　　诸文进：我们不愿意小打小闹 　　（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征集编目部经理） 　　“上海人消费艺术品的特点是出手谨慎，不事招摇，不如周边地区的浙江人下手狠，越地风气剽悍，就象吴昌硕的画作一样，有霸气。在拍卖行中，上海人买大东西的不多，海外与江浙的多。超过上百万元的东西，上海人就缩手缩脚了，”不过诸又谨慎地解释说，也许上海作为产地的人的视野是要宽广一些，看过的东西实在太多，挑选的余地也大，同时出手也要谨慎一些。但是上海人总体想法比较保守，在上海的艺术品消费人群中，所谓的中产阶层是主体，银行的、律师、医生，大学老师等，成分也比较复杂，他们买东西不作为生存方式，是投资鉴赏，挑选东西的眼光比较精，不单纯跟风，自己喜欢的成分要大些。 　　另外，就是“资本家”了，有实力企业家喜欢盯住大名头，但是出顶尖价格的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境外的实力买家是顶尖物件的主要买家，海外回流的不一定是顶尖品，朵云轩开始的时候，好东西主要是海外买家拿的多，现在呢，国内的买家也逐渐跟上来了，要看到这个趋势。但是不能夸大。 　　拍卖行要盯住两头，精品永远是拍卖公司的门面，就象我们做标的很小的书法一样，是一种品牌建设，崇源的文博系统背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传统字画是主干，以前有些排斥现当代艺术，现在从赢利角度讲，新画家也是很有市场的，但是上海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传统的工细的作品，这个与投资趣味有关，目前杂件市场有些萎缩，导致拍卖收缩，作为重点，书画是要首要保证的，崇源的领导不愿意小打小闹，所以要砍掉小的旁支部门，注重精品珍品，因为两者服务成本是一样的。小件的成交量终究太低。 　　上海的拍卖业形势日渐看好，但市场发育却严重滞后，艺术品投资火爆与古玩市场普遍萧条的反差，令收藏界的人士无限感慨。拍卖市场与古玩市场如何协调发展，怎样正确看待艺术品投资，媒体如何尽到社会责任？值得人们思考。 　　吴少华：收藏家要回归投资主流 　　（上海市收藏协会秘书长） 　　一个边缘化的协会，却胸怀天下，这是我采访完上海收藏协会吴少华秘书长后的感触。“上海的收藏只能说是南方的中心，与北京不能比，近一两年来拍卖一路上扬，趋势很好，上海市场上传统的书画、瓷器、文房四宝比较看好，民间收藏一是投资性行为，一是一般收藏行为，是不同的两个方面，投资行为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也是世界性的趋势。”吴一开始就条分缕析道。 　　他预言，这个时代是收藏家大换班的时代，要回归投资主流。从另一个角度看，拍卖市场越来越好，但也存在着发育不完整的市场情况，今天看齐白石好就全拍齐白石，明天看张大千好又都去追逐张大千。赝品多，鉴定无章法制度，操作不规范，有的拍卖承包给他人，市场不成熟，挫伤了投资者的热情。 　　吴还感慨艺术品投资火爆与上海古玩市场普遍萧条的反差，他认为，古玩毕竟是一个资源有限的行业，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产业，拍卖市场好，古玩行情上去了，炒作也上去了，导致盲目扩大收藏品市场的恶果，市场开得太多，没有充足的货源，大量的仿冒品充斥市场，没有宏观规划与调控，以为古玩市场是摇钱树。“古玩毕竟不是日用品”，这个拥有3000多个注册会员的秘书长说道“不过，很多古玩市场的开设也有好处，好处是收藏声势的壮大与普及。” 　　戴逸如：古玩的风险决不比股市低 　　（《新民晚报》“国家艺术杂志”资深编辑） 　　戴先生儒雅而谦逊，但是他对市场的忧虑之心却溢于言表，“上海包括全国的艺术品收藏，都面临着自身的问题，其中，媒体有很大的责任”，戴谈起了作为媒体从业者的感触，“收藏当然要讲究流通交换，但是本质不同，如果没有文化底蕴，就很容易产生对艺术品的鉴赏眼光的缺失，和诚信的缺失，急功近利与心态浮躁，收藏不是一般人做的事情，是有相当造诣的人群从事的事情。 　　他接下来的平民意识让我动容，他说，大家不乏听到下岗工人倾囊去投资古玩以求一夜暴富，而最终血本无归的人间惨剧，盲目跟风，把古玩当作第二个股票、第二个邮币卡，那么很可能重蹈这两个行业的覆辙。“古玩的风险决不比股市低”，他说，“而我们的媒体实际上往往推波助澜，没有尽到社会责任”。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提高文化修养、讲究社会诚信，有赖于全社会的不懈的长久的努力。大机构、大拍卖行有义务做培养规范市场，养育人文之气的工作。 　　　■2005年4期《收藏界》推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