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各地文化部门几乎是同一时间叫停了人体彩绘秀活动。 　　这份《关于制止在公众聚集场所进行裸体的人体彩绘表演活动的通知》，由文化部、公安部及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下发。 　　通知在描述公开性的人体彩绘表演时，使用了“打着‘人体彩绘艺术’的幌子”、“败坏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等语句。许多反对“人体彩绘秀”的艺术家们长舒一口气，还有人说，这个通知来得太晚了。 　　预料中的胜利 　　对陈履生来说，这份立冬时节发布的文件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他的胜利。可是他依然“抱怨”，官方对艺术领域里的“热点”反应还不够及时，相关管理条文出台的步子还略显滞后。 　　陈履生是青年国画家，在自身创作之余始终坚持理论探索，所以他还经常被人冠以艺术理论家的头衔。他对记者说，“人体彩绘刚见诸报端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2002年底他把自己针对极端行为艺术和公开性人体彩绘表演的七篇文章结集成书，交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以“艺术”的名义》，书中对某些所谓的“艺术”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抨击。他遭遇了一些自称为“前卫”的艺术家的挑战，甚至还有匿名的恐吓电话。 　　“他们说10个人过来跟我论战，星期天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结果在家等了一天电话也没响。”陈履生说，关键是“他们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们自己都感到心虚，所以打退堂鼓了。 　　今年初陈履生的《以“艺术”的名义》出版之际，《美术》杂志和《文艺报》两家媒体专门组织了研讨会，主题是“弘扬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文化”。鉴于主办方是艺术界权威的主流媒体，有人认为陈履生书中对极端行为艺术和公开性人体彩绘表演的批判引起了重视，而举行研讨会的目的可能就是使这种批评的声音得以放大。 　　作为在上海艺术界颇有声望的顶层画廊的主持人，赵丹虹经常要召集组织一些相对前卫或是先锋的艺术活动。2001年8月顶层画廊举办过一次文身派对，李山、丁乙、孙良等一批较有影响的青年画家都参与了这个被称为上海首次人体彩绘的小众聚会。“我们的艺术家都是很讲道理的，不会有出格的做法，而且只是在模特的脸上、手臂和背部作画，参加人数加上记者也就几十人。”这已经是顶层画廊最大胆的举动，之后从未在公开场合举办过人体彩绘表演。“我从没想过要把艺术娱乐化，更没有跨越道德的想法。”赵丹虹说。 　　与陈履生和赵丹虹的身份不同，庞国华是地道的人体彩绘画家。《通知》发布时，庞国华正和朋友朱贤龙在广州举办全国首个“人体彩绘摄影作品展”。他对记者说，“人体彩绘就像舞蹈，高雅的是《天鹅湖》，低俗的是脱衣舞。我跳的是《天鹅湖》，国家禁止的是公众场合表演的作秀，是低俗的脱衣舞，和我这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无关。”庞国华的创作从来是在封闭式的空间完成，然后由朋友拍照，最后才以摄影展的形式公诸世人。这种一开始就定位于高雅的创作追求与严谨的创作态度让他赢得了圈内声誉。 　　谁在搞人体彩绘？ 　　“一名年轻貌美的模特被枯枝、枯草包围着安坐在舞台中央，脸上及裸露的胸脯上用红、白两色油彩勾勒出眩目的图案。”这是2000年11月9日上午11时发生在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前的一幕，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用上述文字记录了中国首次裸体“人体彩绘秀”。 　　谁也不会想到，以此为发端，公开的“人体彩绘秀”居然一夜走红，迅速兴起于大江南北。陈履生曾作过一个统计，2002年8月媒体曝光的人体彩绘秀就有10场。 　　受访的艺术家普遍认为，之所以“失控”，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驱动。2002年6月有记者调查表明，公开性的“人体彩绘秀”组织者全都是商家，没有一个是画家自发组织的。而陈履生也对记者表示，“据我掌握的材料，95％的人体彩绘都沦落为商业作秀。” 　　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人体彩绘走向一个恶性循环。“人体彩绘秀”越来越多，模特们的胆子自然也是越来越大，脱得越来越多，从三点式到半裸到全裸，这样的“人体彩绘”还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朱贤龙作为国内著名的人体摄影艺术家，经常收到一些人体彩绘画家的合作邀请。他透露，“现在街头上那些‘画家’都是些电影厂、电视台甚至是发廊里出来的化妆师，还有就是美术院校的学生，根本没什么专业造诣，有几个人是像庞国华那样的国家注册的一级美术师？几乎没有。 　　他们大部分人只懂得勾画轮廓，根本不具备全面的绘画知识，画的时候草草几笔，一挥而就，那就是粗制滥造，我从不认为那是人体彩绘艺术。” 　　谈及国内人体彩绘的现状，张培础教授深恶痛绝。他说，“利用人们低级趣味和窥视心理来达到商业目的人体彩绘秀，其实就是变相地用色情牟利，观众看到的根本就不是艺术，或者说根本看不到艺术，看到的只是些充满着肉欲和脂粉气的庸俗作秀，早就该禁了。” 　　艺术界人士对“人体彩绘秀”的反感，还因为它混淆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造成公众对人体彩绘艺术的误读。“现在人们一提起人体彩绘，就都以为是淫秽、下流、黄色、伤风败俗，其实这都拜‘人体彩绘秀’挂羊头卖狗肉所赐”，朱贤龙说，“如果不及时制止，只会把真正的人体彩绘艺术引进死胡同。” 　　有关部门发文明令禁止“人体彩绘秀”，朱贤龙持欢迎态度，但他还是明显感到了艺术本身受到的牵累。他与庞国华合作的摄影展，已经和一些场馆定好了展出日期，但人家一听有“人体彩绘”几个字，“就说如今风头紧，日期要往后再拖一拖”。朱贤龙说，说来说去，这还是那些所谓的“人体彩绘秀”惹的祸，“雅的受到俗的牵连了”。 　　回归画室 　　《通知》的出台基本宣告了“人体彩绘秀”的寿终正寝。文化部政策法规司雷喜宁副司长一再对记者强调，《通知》针对的对象只是公众场合下的人体彩绘表演，绝不是一刀切地抹杀所有的在人体彩绘方面的艺术创作。 　　张培础教授认为，“《通知》可以起到一个纠偏的作用，把人体彩绘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画家可以先在画室内完成创作，然后拍成照片，印成画册，这就避免了观看创作过程，直接呈现的是作品本身，而不是直接让观众和赤裸裸的人体相见。 　　这应该是人体彩绘的一个发展方向。” 　　张培础教授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就像鸡生蛋，只要看到下的蛋就可以了，没必要看到鸡下蛋的过程。艺术创作和欣赏也是一样，只要看到画家画的作品，没必要全程观看画家作画的过程。而事实上很多画家都是不愿意有旁人围观的，更别提人体彩绘，还应照顾模特的心理感受。” 　　陈履生说，“任何一种艺术行为都应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不能违背社会的普遍伦理和公共良知。即使在西方，《裸体漂流记》的作者斯潘塞·突尼克还曾被美国几个州的警方逮捕。这说明任何一个地域都有特殊的习俗和普遍价值，我们不能打着‘艺术’的旗号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