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原是一个时间和时代概念。但“现代性”概念强调了与古代、往昔、过去、传统的根本不同,根本对立,甚至形成革命、决裂、今胜于昔,于是就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内涵有一整套文化价值观。
“现代性”概念原产于西方。“现代性”作为名词,大抵由19世纪中的一个或两个法国人(波德莱尔和夏多布里昂)首创,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但作为文化概念,认定现代与古代对立,今胜于昔,则要更早一些,宽泛地可以从西方16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
拙著《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1994)(1),专门探究文化现代性概念。
唯人主义
“现代性”概念,归根结底可归纳为一句话:人取代上帝。“唯人主义”(humanism,一般译成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都不够达义尽意)西方文艺复兴高扬的这个名词,就是这个意思。
现代啦!人取代了上帝!尼采先生悲叹:“上帝死了”。上帝不是自然死亡或自杀,而是被人,被现代人杀死的。“唯人主义”分成两支脉。一曰“人类中心主义”,天地宇宙,唯人为大,以人类为中心、为主宰。人类征服自然天经地义,于是导向西方科学技术的现代发达;二曰“个人中心主义”,人世社会,唯个人为中心。个人利益至高无上,于是导向人权、自由、民主。现代国家只是个人们“契约”的集合,其存在理由只是为了保障个人利益。
现代啦!现代人认定今胜于昔,认定自己能创造越来越美好“进步”的未来,操纵驾驶历史前进(自信已发现“历史规律”),直至人世间创造的天堂。现代人不仅要征服自然(空间),还要征服历史(时间)。这就是现代“进步论”,也就是国人烂熟的社会进化论。
现代啦!现代人陶醉于自己像上帝一样无所不能、无限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古代、传统、往昔的旧事物不断被抛弃、淘汰、遗忘,神奇惊异的新事物不断被创造出来,以至“新”成为现代人的崇拜对象。“新”就是价值,“新”就是目标。所以现代人最爱高喊革命、决裂、运动,“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就是现代人的“新之崇拜”。
所谓工业化、科技进步、城市化等,只是“现代”的物质表征,不能真正揭示现代性的文化内涵。而上面列举四条“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进步论”、“新之崇拜”,才是现代性的文化真义!
那么,现代性与艺术的关系如何?或者说,艺术的现代性是什么?
在上举现代性的四条特征当中,尤其后两条,即进步论和新之崇拜,与艺术有关。进步论和新之崇拜两相汇合,形成了艺术中的“先锋”或“前卫”逻辑(先锋和前卫本是一个词,是同一个法语词avant-garde的两种翻译)。西方艺术的现代性,就是“先锋逻辑”。
所谓先锋逻辑,就是艺术家自认走在社会大众前面,在文化艺术“进步”的路线上充当先锋,在前方破旧立新,摧枯拉朽,突击冲进,决裂运动,不断造反,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西方“现代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先锋逻辑指引下,不断往前演进。首先在绘画内部进行各种革命,至抽象,至空白(马列维奇《白底上的白方块》),所谓“绘画的零度”。然后于1960年代,超越绘画,超越“美术”,将日常生活的实物装置、行为表演、语言概念,“扩大”为艺术(博伊斯“扩大了概念的艺术”)。当艺术与生活消弭了界限,“人人都是艺术家”(博伊斯),“随便什么物品都可以是艺术品”(沃霍尔),西方现代艺术到达了其逻辑的终点。
现代性是艺术的一半
西方文化艺术的现代性概念,对近现代代中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非常“现代”,可谓有一种“现代主义蒙昧”,以至我将《现代与后现代》一书,改名为《现代,太现代了!中国》再版。
西方艺术的现代性(先锋逻辑),强调不断创新,不断革命,的确有积极意义。西方现代艺术大大扩展了美术或油画艺术的形式表现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相比古典艺术,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空前丰富。半抽象或抽象的油画雕塑,完全可以具有审美意义和形式美感,这一点无可置疑。
但西方艺术的现代性也有与生俱来的两大局限性。
第一,现代性一味强调“时代性”,崇拜时间意义的“进步”,而忽视空间意义的地域文化。事实上,艺术除了时代变化的制约,同时还受民族地域文化的制约。时代变化很快,而地域文化的影响却绵长而久远。时代的影响常常是短暂的“时尚”,过而不留。而一个民族地域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却深沉恒在。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有“迹有巧拙,艺无古今”,可谓否定艺术的时代性。中国古人讲“不入时趋”,也否定时尚意义的时代性。
法国人丹纳提出著名的制约文化艺术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时代性不是唯一的要素,种族环境,即民族地域,也是决定艺术的要素。现代性仅仅强调时代,忽略种族环境,显然是片面的。提出“现代性”概念的波德莱尔也明确宣布:“现代性”只代表艺术的一半,那不断变化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永恒不变的。变化的那部分是“艺术的躯体”,永恒不变的是“艺术的灵魂”。(2)任何艺术,任何美,都是永恒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组合”(composition double)(同上)。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也是时间与空间,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组合”。 过于追求时代性或过于追求民族性,都不足取。拙文《笔墨未必随时代——破解“时间崇拜”》,可资参阅。(3)
第二,现代性一味强调创新,那种革决裂意义上的创新,怪力乱神或概念空洞,甚至暴力血腥,无所不用其极,最终流于程式化,无新可创。创新当然是艺术的金科玉律,但创新不应是绝对的革命决裂,而是相对更新。有变(时代性),也有不变(永恒性)。形而上之道不变,形而下之器才变。
我以为,中国文化的“通变”概念,是创新的最高境界。拙文《通今古之变,判雅俗之别》(4)有言:“通变不是革命,不是与过去、传统决裂,不是将现今与过去、现代与传统截然对立起来,然后以现代之名义否定传统,而是在同一个文化源流里既‘通’又‘变’,既因又革,既承传又出新。”
又:“中国文化讲通变,把通字放在变之先。首先是通,然后才是变:通决定了变。可谓通是第一性的,变是第二性的。通变也常与‘变通’相联。但通变是总法则,变通是手段和结果:由变而通。这是中国人的高明!这才是中国文化艺术应对时代的最高智慧之所在!”
“中国式“油画
西方油画传入俄罗斯,后来产生了俄罗斯风格的油画。油画传入中国已一百多年,中国有没有产生中国风格的油画呢?这其实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油画作为一种绘画技术样式,诞生于西欧一隅之后流传于世界各地,究竟有没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可能?
尽管中国油画事实上已经表现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但理论上自觉而有意识地去探讨、肯定这种中国特色,似乎还没有充分展开。
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中国绘画界远不如音乐界。中国音乐界似乎很早就肯定了钢琴的中国风格,并且将“中国风格”推向国际。1996年,在电视上看到北京举办过“中国风格钢琴国际大奖赛”。该赛事明确以中国风格作为参赛标准。无论作品来自中国还是欧亚各地,都必须表现“中国风格”。听罢数曲由欧洲人创作的“中国风格”钢琴曲,尽管乐曲旋律还留有欧洲钢琴曲的遗韵,但人们依然可感觉出作者们试图用自己的心去理解、阐释甚至创造“中国意境”。结果,获奖的是几个类似“侗家月夜”(大意)标题的曲目。这次钢琴大奖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就自问,什么时候中国也能举办“中国风格油画国际大奖赛”?
中国油画的中国风格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显然与中国“当代艺术”(以超越绘画、概念装置为主要形式)声势日盛有关。在这种背景下,绘画本身的存在理由都成了问题,遑论油画的“中国风格”!
当然,近年还是零星可见一些对“中国风格”油画的探讨。比如有人提出了“意象油画”或“写意油画”的概念,都是试图从中国油画区别于西方油画的角度作出的探讨。
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深入的研究,只有一些非常不成熟的粗浅想法。试作表述,大略有三。
第一,中国风格油画不仅可能,而且应该。
油画作为一种绘画材料和样式,尽管发明于欧洲,却完全可以为世界各民族所借用,表达各民族自己的艺术情感和审美趣味。即使在西方,西方古典油画出现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之后,也出现了风格趣味颇有差异的荷兰画派、德国画派、维也纳画派……显示了地域文化的不同特色。
法国艺评家让•克莱尔(J. Clair)非常感慨地回忆早年去欧洲各地博物馆看画,感受诸多风格各异的“民族画派”。他说:“意大利人经常说‘水那边’,来指河对面那块地方。离此地只几米之遥,涉过的溪流也只是一衣带水,但那里人讲的是另一种语言,那里是另一种光线,那里人饮食方式不一样,恋爱方式也不一样。”(5)中国与西方相隔何止千山万水,出现一种中国风格油画何其正常,理所当然。
胡琴原为域外“胡”地乐器,曾几何时已变成中国自己的乐器。今天中国人已可以用钢琴表达自己的情感,用油画来表达也同样可能。
第二,中国式油画可以有自己偏好的题材。
就像中国绘画自宋代以来长期以山水画为主,西方油画长期与女裸体相联,女裸体构成西方油画的主要题材。以致油画传入中国之初,画不画油画,相当程度上是等于要不要画女裸体。所以上海艺专画女裸体一时成为社会事件。
当然,今天油画画女人体早已不是问题,甚至天经地义。但,每当我看到许多油画画的是一些毫无意趣如白开水的女人体,或者是一些姿势、情境莫名其妙的女人体横陈于画面,这就让我起了油画是否必须自动连带画女人体的疑问。
当年居于气候比较寒冷的荷兰的伦勃朗,明确表示过对画裸女的拒斥,因为荷兰现实生活中没有裸女现象。意大利未来主义画家厌恶传统女裸体,直称沙龙成了“展露情妇身体”“烂火腿的集市”,公然宣告:“我们要求在绘画里彻底取消女裸体十年!”(波菊尼等《未来主义画家宣言》)可见,西方画家也不是铁定一律都画女裸体的。
作为美术学院画人体的基本训练,画女人体完全必要。创作作品时,能将女人体画得有意趣也行。但画一些毫无画意生趣的女人体,只是为了画女人体而画女人体,则大可不必。一个民族毕竟还是有自己偏爱的绘画题材。中国油画家可以选择画自己真正有感觉、感兴趣的题材。
第三,中国油画应当表现中国人崇尚的意境和趣味(雅趣)。
当年邹一桂嘲讽西方油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小山画谱》)是嘲讽西方油画虽写实,却没有中国画的笔墨意趣。这里固然有一种排外心态,但也确实道出了相当程度的真实。
西方油画自达芬奇以来,始终奉行“摹仿”(mimesis),即写实“形似”为最高原则。而中国人很早就了悟了“形似”的局限,没有把“形似”放到最高地位,而把“气韵生动”奉为至尚。中国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明了:仅仅“写形”还不够,更重要的乃在于“传神”,所谓以形写神,形神皆备。等到苏东坡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已是老生常谈矣。
在这样的绘画精神源流中,中国油画也应该以“气韵生动”和“传神”为最高要旨。现在有大量写实的油画,画家竭尽所能以求“形似”,但画中人物无“气”亦无“神”,是死的,一幅死画!中国审美历来不崇尚过于“写实”。有些理论家提出“意象油画”或“写意油画”,大约正是针对这类过于“形似”的“死画”而发。
一幅画应当有意趣,有品味,有格调,有意境,无论国画油画皆然。中国油画既然是中国人所画,又为中国人欣赏,当然应当采用中国人的审美欣赏标准。
在油画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有的中国画家完全是把油画当作是一种新材料,只是把水墨换成了油彩,一如既往地表现中国画意境。我前两年曾在北京《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中看到一幅俞云阶先生1948-49年画的南京雪景,那种朴素,那种全未受西方画风影响的自然自发风格,让我动容。颜文梁先生的许多画,也是这种中国画境纯朴的油画展现。
还有大量的情况是,中国画家借鉴了西方油画某家某派的风格,来画自己的画。这也很正常。有人借用印象派,有人吸收纳比派,有人取法维也纳分离派(克里木特),有人类似巴尔丢斯……不胜枚举。这样的形式借鉴不是问题,关键是借鉴的形式是否表达了自己的感觉,是否能为中国人欣赏。或者说,是否有中国艺术的意境和趣味。
当中国人在西方油画中寻求自己亲切或亲近的艺术风格时,我个人觉得西方象征主义(如法国的夏凡纳等,维也纳分离派、英国拉斐尔前派等也可归于象征主义一派)和超现实主义(如马格里特等)两种风格,比较切近中国人的绘画感觉。象征主义绘画写实,同时有文学性,常常有耐人寻味的意境。何多苓的早期油画,其实属于象征主义一路,特别感动中国人。超现实主义绘画,经常把一些似乎无关的东西并置在一个空间里。如马格里特的《胜利》一画:寂静的海岸上,凭空竖立了一个门框,中间飘逸出一朵云……这里面有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诗意。何况中国的诗歌也常常将不同的意象并置在一起:“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钱钟书先生在论翻译时非常强调一个“化”字,将外语化成中国的语言。油画亦然。将西方油画的形式“化”为中国人的绘画,“化”成一种“中国式”油画,关键也是一个“化”字。“化”字也意味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真正意义的“洋为中用”。
中国人画画是个风雅之事,陶情颐性,赏心悦目。当然也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而西方现代当艺术以标示“怪力乱神”或“新之崇拜”为最高追求,与中国绘画精神南其辕北其辙。
在中国人拿起油画板涂起油彩时,必须要有一种自主意识:你还是在画一张“中国画”,只不过用油彩而已。
如果我们自信地坚持自己的绘画精神,自觉地以中国的绘画标准来要求中国油画,扬弃西方现当代艺术仅以时代(“现代”“当代”)的名义标新立异、弃绝传统,那么,一种“中国式”油画必将自自然然地生发成熟于古老的华夏大地。
注:
(1)《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香港三联书店,1994;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改名为《现代,太现代了!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现代与后现代——西方艺术文化小史》,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第24页。
(3)见《美苑》2002年第4期。或参阅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0-331页。
(4)见《美术研究》2006年第3期。
(5)Jean Clair: Considerations sur l’etat des Beaux-Arts, Gallimard, 1993,p.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