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夏天，旅居纽约的行为艺术家郑连杰在中国走了两个半月，拍下了一组这样的照片：他赤裸上身，胸前写着“到某地租自行车，某年某月某日”，一辆自行车由他的肩上横插身后，背景是该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郑连杰一路走来，引得不少市民甚至警察驻足观看，或许他们觉得这位长发披肩的男子在行为上有一种莫明的怪异。上海美术馆前，一个流浪汉指着他写在胸口的字喊道：“你这可危险，杨佳就是在上海租自行车出事的.
　　“我赤裸上身写字，在中国还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注重艺术家自由表达勇气的郑连杰告诉记者。
　　09年1月至3月，作为《中国病人》艺术展的一部分，郑连杰的“非常旅途-在中国租自行车”在曼哈顿雀儿喜的《纽约后世纪画廊》展出。“警察始终没有干预，我赤裸上身写字，在中国还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我整个作品是行走的艺术，无论我是否裸露身体或是否写字，内心都有一种挑战。”注重艺术家自由表达勇气的郑连杰告诉记者。
　　谁是“中国病人”
 　　07年春天，被誉为“80年代留学生文学”代表人物的小说家查建英与纽约州立大学历史教授于仁秋在多维新闻社摄影棚内进行的文学清谈中提出了“中国病人”一说，查建英说：“在中国这个大病灶中，我们谁不是病人呢？”
　　同年12月29日，位于北京798的西岸当代艺术俱乐部在其开幕展中展出了陈宗光、薛君宁、何玮明和苏上舟的四人绘画联展，联展的名字就是“中国病人”，这也是《中国病人》系列艺术展的首度亮相。
女画家郭燕描绘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她画笔下的城市如同废墟，房子则像牢笼，无助的人漂浮在城市上空。
　　年轻的当代艺术评论家段君是《中国病人》的策展人，一年之后，当《中国病人》移师纽约展出时，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策展意图：“我们试图与主流声音和官方艺术保持适当距离，以批评中国社会的弊病，并分析反映在中国人身上的各种病症。我们针对的焦点，是虚假的社会谎言如何使人变成病人，疾病又是如何传播开来。”段君认为当代艺术可为“中国病人”把脉诊断：“病人是起点，通过病人的症状，当代艺术可以找出疾病的真相。”
　　段君所说的主流声音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狂言热语，段君说：“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远不如表面上和想象中乐观。目前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夜郎自大的思想再度恶性蔓延。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当前中国的学术与艺术对社会现实进行抨击的力度明显减弱。”
　　“中国病人”的症状
　　十位当代艺术家为纽约客带来了不同的中国病状。
　　李心沫近15分钟的录影作品《我要呼吸》全程记录了一位患病矿工剧烈的咳嗽过程。
　　代办假证的广告在中国各地司空见怪，折射出中国人的做假思维，无论产品或道德，都可以假冒伪劣。辗转于东北、沿海地区和北京的艺术家大相，用相机聚焦中国人的这一病态，其摄影作品《摩托罗拉在中国》，将胡乱涂抹的街头办证广告转化为绚丽的霓虹效果，揭示出中国高速发展促使本就实用心理极强的中国人更加急功近利；女画家郭燕描绘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她画笔下的城市如同废墟，房子则像牢笼，无助的人漂浮在城市上空；雕塑家贺棣秋的《梦游症》，讽刺中国富人的畸形膨胀；水墨画家何玮明选择当代人在性事当中的身体姿态和场景，引人评估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卢晓川的摄影作品《那里那时》，关注精神病人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无奈。
　　中国频繁的矿难引起人们关注矿工的悲惨命运，李心沫近15分钟的录影作品《我要呼吸》全程记录了一位患病矿工剧烈的咳嗽过程；画家苏上舟的《集体照》，以没有人物五官的集体照来哀叹无法感受到人情，表达人与人被权力关系隔离的现实；影像艺术家杨健的摄影《持肉》和《松杀》，以对古代乡野生活的向往来表达中国年轻人内心的焦虑和对未来的迷茫，以及无法摆脱现实的无奈；郑连杰一向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其系列摄影作品“非常旅途-在中国租自行车”已经超出艺术范畴，进入了对人权和法制的拷问。“这一展览主题延续了我批判现实的艺术理念，当今中国带有政治社会的阴影和拜金主义的疯狂，虚假和欺骗盛行，这些病有形无形兼而有之。”郑连杰对记者说。
　　普世价值是话语权的基础
　　在决定举办《中国病人》艺术展之后，纽约后世纪画廊总裁荣伟在谷歌网上用英文Chinese Sickmen搜索了一番，找出来的都是东亚病夫或与李小龙的功夫电影相关的词条，这些词长期以来用于从生理上对中国人进行负面描述。
　　卢晓川的摄影作品《那里那时》，关注精神病人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无奈。
　　“北京奥运之后，金牌第一的中国俨然已经在生理上成为强国了，为什么我们的艺术展还沿用《中国病人》一词？”荣伟对记者分析说：“因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掩饰不了文化上的贫弱，而只有文化上的崛起才能赢得民族尊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在中国普世价值的缺失，致使中国文化显得虚假和空洞，《中国病人》艺术展要展示的是中国人比比皆是的精神病态。”
　　两叁年前，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曾论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文化的认同”问题，他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应当做怎样的中国人？”荣伟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应该自问是否愿意做一个在文化上呈侏儒形态的中国人？
　　资本和话语权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艺术品的走向，但艺术品并非完全受资本市场掌控，艺术有其独特的品质。“以前艺术品市场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西方人手中，随着中国崛起，当代中国艺术家辈出，其创作的活跃和市场的繁荣，必然会从中萌发出艺术家独特的表达方式，挑战现有的艺术规范和话语权。”荣伟说：“问题是，中国艺术家是否具备挑战能力？”
　　中国当代艺术经过几年的发展泡沫和调整之后，社会发展的巨变中蕴含着艺术发展潜力，荣伟认为甚至连躁动不安本身都是艺术创作的素材，当代中国尽管有乱象，但在艺术创作上还有蓬勃的生命力。荣伟分析道：“反观西方，艺术创造力正在萎缩，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东西越来越少，中国的艺术创作会给日暮的西方艺术注入活力，艺术话语权面临着重新争夺。”
　　荣伟认为值得观察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拜倒在西方商业主义和策展家们的脚下，还是走出自己的独创道路。“任何一种艺术和文化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话语权，都必须包含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尊重，而不是对这些价值的漠视和践踏。”荣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