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到东方》是王易罡近年来最完整的一次个展，全部以抽象画为主，从1990年到今年最新的作品，横跨20年，大约有40~50件作品。此展将于今年7月11起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展出，之后，应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邀请，9月1日起到台北华山文化创意园区巡回展览两周。这几乎算是王易罡的一个抽象回顾展，或可称为“半百回顾展”。抽象画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艺术家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种风格，尤其是那些个性叛逆，热切追求自由解放的艺术家，更有强烈冲击。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家，后来被证明多是理想主义者。
　　王易罡是中国最早从事抽象创作的艺术家之一，评价王易罡为“中国很前卫的艺术家”的易英，更认为王易罡“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都是很有影响的抽象艺术家”；范迪安则说：“90年代王易罡的作品不仅是一个抽象艺术家个人作品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呈现了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例证。”
　　这个横跨20年的抽象画展，既是王易罡个人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历程，也是中国自1980年抽象热以来的一个历史缩影，北京展出之后，又将巡回展览到台湾，意义更为重大。
　　刘：请你约略谈一下《从西方到东方》展览的缘起。
　　王：我一直就想做一个有关抽象的展览，因为从1980年代起我就关注抽象创作，这次将展出我自1990年创作到今年最新的作品，早期很多作品是从收藏家借回来的，总共筹划一年多。
　　中国自开革开放以来，80年代初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现代艺术，这一路走来，从大量吸收、学习，一直到结合自己的东西，想要创作出一条自己的路。我在艺术语言上也做多方面探索，尝试各种材料、技法，反复创作，一直想要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更贴近内心的表达方式。
　　这个展览，刚好也是趁机整理作品，并给自己一个省思的机会。早期我们拥抱西方文化艺术，几乎都不多加思考就接受，都是生吞活剥，没有消化，当然也想办法加入自己的东西，并融合东方与西方，如94年就开始加入一些汉字，不过94、95年还是以通俗文化、波普文化为主，当时商业消费影响很大，我尝试将这些画入，那些作品的色彩都是比较漂亮、艳丽的。96年我参加德国汉堡“国际视觉艺术周”，做了一件装置艺术作品<中国规则>，当时我就强烈感觉中西方文化不平衡，连我们自己都不知不觉地认同所谓“西方中心论”，西方人总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是最优秀的，总是要用他们的价值观强压在我们之上，我当时希望透过作品，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一定要有差异才会有意义。
　　97年，我开始把花布及一些传统民俗图案画入作品中，也是在呈现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对比。98、99年因为忙着做东宇美术馆的事情，创作比较少，直到2001年末才又开始画画。这之后，我一直在加入中国传统民俗的、历史的图案，2002及03年我开始加入中国山水及网络图像；06年，我看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虐囚的图片，因此创作《美国制造》系列。我并非反战，而是要透过绘画，去传达反驳殖民化、全球一体化的想法。但是我并非要做一个社会学家，我不太愿意自己的画掉入一个充满很多叙事性、情节、内容、文学的泥沼，做为一个艺术家更应该思考的是关于画面的结构、色彩、笔法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刘：所以这个系列尽管在当时颇引起一些探讨及波澜，但是你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而又回到抽象画创作？
　　王：对。我一直对抽象画念念不忘。06、07年我同时创作抽象与具象，08年之后，画抽象更多。
　　刘：你在2008年后的抽象作品，有更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尤其今年的作品《关于石涛》系列。你现在的抽象画与过去很大的不同，其一是加入你所谓“麻将大饼”的白色圆点；其二是向传统汲取养分，或是透过对古人的对话，产生新的视觉撞击；其三是加入一些有如臆语或个人笔记的汉字及英语，这你在94、95年就有了，但是现在更多，为什么？还有，为什么特别选择石涛？你是在向他致敬、学习或对话？
　　王：说起来，这跟我去一趟桂林愚自乐园有关。我向来不爱旅游，学生戏称我是“阳光宅男”。去年五月，我应妳的邀请，参加桂林愚自乐园的艺术创作营，我其实好多年不旅游了，而且没有待过南方，也没有在山区待过、看过的经验，在桂林愚自乐园时，由于那里的环境太优美，也太安静了，我忽然感觉到南方山水的魅力，当时我创作的两件抽象画，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因为画得很安静、很放松，抽象艺术讲究一瞬间的情绪，当时我在画时，觉得心里闪了一下，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后来回到沈阳，我就画了十几张小画，非常满意，那时作画，实际上还是延续在桂林时的状态，而且都似有似无地保存中国传统山水、笔墨的一些东西。
　　白色圆点是96年我在德国做<中国规则>时开始用的，后来我用在绘画作品中觉得很满意，几乎成为我的一种个人符号。
　　我对石涛特别有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很有灵性，而且也很超前，他的用笔、构图在今天看来都不觉得老，而是很有当代感、可以与我们沟通的。
　　刘：我在你的画室里看到你在写书法，你写多久了？为何写书法？这是一种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吗？
　　王：对。其实，我上大学时就练书法，但后来停下来。最近这两、三年，我又开始了，每天大概练一或半小时。我喜欢怀素草书，希望能从他的草书中学习用笔的方法，以此笔法来画抽象。
　　刘：这个展览称为《从西方到东方》看来有更深一层意涵，首先是西方现代艺术对东方的影响，而就你个人的创作历程来看，从热情拥抱西方艺术，到开始质疑、否定，然后加以破坏，极力摆脱其束缚，直到开始回头向东方取经。
　　我在中国接触到一些像你这一代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开始对传统产生兴趣，你是生长在文革时代，而你也曾说过，自己有文革情结，如今却要回归传统。
　　王：我想这与年纪增长、社会阅历都有关，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加，中国人开始有信心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做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应该找到更适合中国人的绘画、语言，以及表达方式。
　　刘：中国艺术评论家刘淳在他所著的《中国油画史》(注)称你是“破坏欲”极强的艺术家，这是指在艺术上你富有批判精神，当你建立一套风格后又加以破坏，以摆脱其束缚。即使是抽象风格作品也历经多种变化，更何况你还有其他不同风格作品。但是有些系列作品，我觉得似乎没有完整发展下去。(注：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年出版)
　　王：“破坏”就是为了“创造”，“破坏”也是为了“变化”。上大学期间，我非常喜欢毕加索，曾经认真地学习他的各种作品，后来我又扬弃了。不过，我觉得毕加索对我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创造性的精神”。我一直在破坏，不知道何时会找到最精确的方式。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看过我许多作品后对我说，“无论你哪个阶段的作品独立发展下去，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我不喜欢被定型，我还喜欢作品给人一种不完整的感觉，因为我要强调绘画是一种过程，有时间性；不完整让画面是活的，可以给观看者想象空间，也可以与艺术家对话，这就有了一种生命力。
　　刘：你的确是一位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而且勇敢又诚实。台湾五月画会创办人，也是著名的抽象画家刘国松一向主张在绘画上要“先求异，再求好”，你是彻底做到了。
　　今年九月台湾之行是你第一次在台个展，我希望能多展出一些你不同系列的作品，所以除了抽象之外，还有其他，如《微露主义》、《幸福的旨术不一样》等。《微露主义》系列特别有意思的是有几张关于“解放台湾”，身为台湾人对于这种字眼相当敏感，尤其在过去两岸对峙的年代。从这几件作品看得出来，你延用的是在其他系列相同的手法，如戏仿(parody)、多重编码(multiple encoding)，画面由几个不同内容拼装而成，包括拿着武器的军人、具有农村喜气而俗丽特色的花布、美女肖像、构成长方形图案的白色图点，还有让台湾人看了触目惊心的字眼如“加强训练随时准备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些特别以的红色印刷体字型放在图的下方，十分醒目；拿着刺刀与长枪的军人以备战的姿态出现，占据画面的下半方。请你针对这几件作品谈谈当时的创作理念。
　　王：“解放台湾”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不论是国共对峙、中美对峙、美苏对峙都一样，都会出现类似这种剑拔弩张、威吓性的口号，现在看起来很荒唐，那是一种狭碍的心态，在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所产生的。
　　刘：当年台湾对大陆也有类似的标语，如“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等。
　　王：共产党怎么骂国民党，国民党就怎么骂共产党，反正都是中国人嘛。做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透过作品，我要突显对峙的荒谬性，并给人们一个省思的机会。
　　刘：你接受访问时(注) 曾经说过，“最倒霉的一代人就是61、62年出生的人。当时有个顺口溜说的很形象：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处在待业时期。中国从「文革」到粉碎「四人帮」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全都让我们这代人赶上了…”，你还形容自己是“重灾区里的重灾户”。你的《幸福的旨术不一样》却多少有点缅怀过去成长的那段岁月，这个系列的画面都有解放军非常光辉的形象，而农村花布图案也象征一种喜庆气氛，过去大家都穷，可是毕竟“不患寡”， 而今日却“患不均”, 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而且不论贫富，一律“向钱看”, 物欲横流，如你画布上的电子产品、美女等，都是人们追逐的对象。究竟你是如何看待过去成长的这般岁月？(注：见《王易罡》2007年程昕东出版公司出版P.175)
　　王：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看，那时确实非常困乏，现在则相对丰富，但是富了之后，并没有觉得很快乐，我是有点缅怀过去。的确如你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当时穷，但是大家都穷，生活其实很单纯，很容易有一种单纯的快乐。
　　刘：或许“距离产生美感”吧！难道你想要回到过去那种生活吗？
　　王：那太恐怖了，当然不要！人在回忆过去，总是觉得比较美好，这是一种通病。做为一个艺术家，我想透过绘画纪录一段历史，并引发一些思考。我想要强调的是，幸福感是无法用GDP指数来衡量的，现在我们的经济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并没有更快乐，为什么？这就是我的作品的用意。我故意把“指数”，写成“旨术”，这也有寓意。不是只有我，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会缅怀过去，好像过去多美好似的，有时候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错乱，一种矛盾。
　　刘：你的具象作品中，常出现“花布”图案，乍看起来感觉很艳丽、很喜气洋洋，但是跟解放军、样板戏主角与现代美女等并置，感觉就很诡异，因而印象更为深刻。
　　王：花布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我小时候，大约在60、70年代最常见的用品，我把画花布是有一种暗示，因为当年花布的样式、设计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那种美是被规定的，被政治限定的，是一种高度集权主义影响下所形成的。
　　刘：早年台湾乡下也常见类似的花布，色彩花花绿绿的，图案多是很多盛开的大花朵，配上小小的绿叶，过去乡下常用来做棉被套、枕头套、床单，但常被都市人认为俗不可耐。最近这几年台湾兴起复古风、乡土热，这种俗气的花布又悄悄流行，不但用来做被套、枕头套等，而且大量运用在生活各种用品，如窗帘、餐桌布、沙发布等，连布鞋、背包、流行服饰上的图案也用了大花布。台湾也有艺术家利用花布图案创作，但没有政治暗示。
　　王：两岸因为政治体制不同，又长期分隔，各自发展出山许多差异现象，但是因为同样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又会有一些共通性，透过对两岸艺术的观察会更加有趣。
　　刘：你很关心时事，当然也包括台湾，你经常收看有关台湾的各类节目，从综艺性、旅游性节目到政论性节目，如数家珍，比台湾本地人还熟悉，不免令我惊讶。对于第一次到台湾，并举行展览，你有什么期待？
　　王：我对台湾向往已久，尤其是台湾的小吃。在展览方面，我最希望的就是与台湾民众、美术界做交流，让他们看看我的作品，给我一些指教。过去认识台湾都是透过网络、电视，总是有隔靴骚痒之憾，亲自走一趟，势必体会更直接、更深刻，对我未来的艺术创作可能也会有所启发。
　　刘：你在98、99年担任东宇美术馆馆长一职，非常忙碌，因此个人创作大量减少；去年你接任大连美术馆馆长职务，随着美术馆的落成、启用，你势必会愈来愈忙，恐怕也会干扰到你的创作时间，你将如何以对？
　　王：因为大连美术博物馆是一个新建的，从管理到运营一切都从零开始，要想把美术博物馆做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然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美术馆如何定位，文化倾向、收藏、展览、陈列、与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公共艺术推广，如何把公众吸引到美术馆来，以及美术馆经费的来源与使用等等千头万绪，肯定会牵扯太大的经历，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工作和创作的时间合理安排，有些头痛。对我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