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有形和无形的整和体，艺术品区别于其他商品的最大特点是艺术品背后丰富的精神和人文因素。艺术品本身不能告诉我们它自己的故事，它涉及到文化史上的各种信息，上至宗教、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学、数学、几何学，下至经济学、科技、物理、化学等。从中国艺术市场看，它较大范围内包括艺术品拍卖、艺术博览会、画廊的经营、民间艺术品的流通、艺术品的国际流转、艺术品的鉴定、艺术品的展览、艺术立法和批评、艺术品的管理及各项机制等。除中国香港、台湾外，大陆的现代艺术品拍卖整整十个年头，如果以十年作为一个周期的话，中国艺术市场是该进行冷静思考的时候。据说2003年北京中国嘉德拍卖公司要举行一场“十年拍卖纪念”的特别拍卖会，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注册的艺术品专门拍卖公司——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则显得很低调，而是一向注重在稳定中求发展。从这几年的拍卖情况看，形成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具有明显拍卖特色的市场中心：北京以高价位时时瞩聚人们的目光，而上海以中低价位也常常引来自信的掌声和喝彩。据初步估计，中国每年的大中小型拍卖会累计有300次以上，其中较大型的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确呈现出相当繁荣的景象。如果以每场拍卖会平均100万元的成交额计算，那每年的成交总额会是3亿元以上，当然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艺术博览会的开展也足足十年（1993年在广州举行首届中国艺术博览会），现一年一度频繁的活动已形成了北京、上海、广州三足鼎立的局面，很是热闹。画廊的出现则要早些，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出现了现代艺术市场意义上的画廊。如80年代末上海东海堂画廊的开业等。艺术品拍卖、艺术博览会和画廊是艺术市场的轴心和中枢，它在某个层面上凸现了艺术市场的特征。在繁荣的表象背后，有很多的陷阱需要我们去甄别。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一下这几年中国艺术市场出现的问题及为此而进行不成熟的思考。 　　艺术品拍卖 　　艺术品拍卖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合理性的艺术品交易方式，也是世界上采用的较为普遍的艺术品交易方式。中国的艺术品拍卖，从形式上看，已与有悠久历史的海外拍卖业接轨。一般大型的拍卖公司如北京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上海敬华等是举行春秋两季的主要常规拍卖会，平时还有以月度或季度为时间段的小型拍卖会。从常规拍卖会的规模和质量看，艺术品现场拍卖成交率一般在50~75%之间。举牌人数从各拍卖场反馈的信息看，人数一般在200人上下。而参加拍卖会的人数往往不能决定拍卖会质量的高低，而是取决于拍品的质量、宣传的力度、竞拍人数的数量和势力、成交额度等。因为，在目前中国艺术市场不成熟的阶段，艺术品拍卖场的参与者，大多是初涉艺术市场的人，主要是学习和尝试艺术品投资的方式，处于观望状态的人较多。这些高低价位交织的拍卖会，在很大程度上，划分了购买者的经济势力、收藏力度和投资眼光。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从这10年的拍卖现状看，春秋两季的常规拍卖会和月度或季度拍卖会在拍品的价位上出现了很多的戏剧性现象，那就是大型拍卖会上的中低价位艺术品的成交价格，非常接近小拍的成交价格，甚至出现超低的现象。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拍卖业从业人员（包括估价和鉴定人员）对艺术品价格和质量的评估方面存在问题。这主要是对艺术品的估价不准确，或是真伪存在问题。因为艺术品的拍卖在前期有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宣传和展示，很多熟喑和有艺术品投资兴趣的人士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对藏品进行辨别和估价。二是拍卖市场上竞拍者心态的不稳定性，很多参与竞拍的人员陷入了心理较量的旋涡。这可以从很多拍卖场上的现象中表现出来：在竞拍者确定举牌的时候，往往左顾右盼，看看其他竞拍者。甚至出现疯狂不理智举牌的现象，带有明显的恶性竞争，有志在必得的气势。在行家的眼力，这种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品本身的价格值。在旁观者的眼里，是经济势力和宣传的较量。在很多小型拍卖会上，一些无底价（一般在200元）的艺术品经过轮番较量，可以达到几万元的限度，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许可以这样设想：是否是拍卖行的一种人为炒作，原本艺术品的价格就在几万元，而故意压低，以便在拍卖现场制造热闹的气氛。而在大型拍卖会上的一些艺术品，从底价开始就无人问津。这是否告诉我们：艺术品在投资者的心理存在一定的定向性和模糊性。也就是说，某些艺术品长期行情看涨，而有一些无人问津。这种跟风的现象在中国的艺术市场表现得特别明显，缺乏投资主见，这也是中国艺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之一。 　　由于目前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缺少统一的规范和约束机制，经常会有本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参与竞拍，或委托其他人员参与竞拍。这样做的结果，对拍卖行而言，一方面可以制造拍卖现场的热闹气氛，以提高人气；另一方面，可以干扰正常参与竞拍者的心理，以制造抢拍的假象，使正常参拍者陷入心理迷雾，从而达到提高艺术品的成交价格，因此也就提高了成交率和拍卖行所获得的佣金。但是，这种做法极度危害了艺术品市场的秩序，人为地提高了艺术品的价格，也暴露了经济利益背后拍卖从业者的道德问题，进而最终挫败艺术品投资者的信心。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过类似很多的市场问题，进而造成了艺术市场的大面积瘫痪。当然这是一个很难用法律来控制和约束的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具有较大的隐秘性和不确定性。而杜绝的方法只能是拍卖从业人员和机构从职业道德和良心上考验自己。 　　关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定向拍卖：在成熟的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或许只有中国对某些国宝级的艺术品采取了“定向拍卖”的制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海外回流的艺术品则采取了能进能出的策略。2002年北京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春拍的北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就是一件从海外回流的艺术品，据说以约306万美元（2530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交后又流往海外。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物部门对本国文物艺术品的态度和保护政策；同时也限制了中国艺术品在本土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最终导致中国艺术品价格无法与海外艺术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较量。“定向拍卖”是指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现的国宝级艺术品或有特殊意义（如重大历史价值等）的艺术品仅限制在国内收藏的规定，因此，对参拍者的资格有了限制，或国家文物部门，或国内企业等，禁止海外人士参与竞拍。其最终的结果是，这些艺术品都留在了国家博物馆等文物单位。如1995年北京嘉德拍卖的北宋画家张先的《十咏图》以约239万美元（198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02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公司秋拍的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也以3298万人民币（约402万美元）的天价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还有带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钱镜塘收藏明代名人名贤尺牍》在北京嘉德以990万人民币（约120万美元）价格成交后为上海博物馆收藏，从而也创造了迄今为止尺牍艺术品拍卖的世界记录。艺术品的定向拍卖，往往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同时也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信用作为保障。因此，参与出面竞拍的往往是势力雄厚和有良好信誉的国内企业，或政府为此拨出专项基金。当然，定向拍卖的效果也引起了国内一些企业将目光投向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竞购出现的中国有特殊价值的艺术品。如北京保利集团在香港竞拍的圆明园流失文物等。令人可喜的是，在流失海外的艺术品不断浮出水面的时候，除了不断有国内企业、海外华人和国内藏家等在海外市场上积极有效地竞购中国艺术品外，我国政府也在艺术品流失的后续工作上作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亡羊补牢的缺憾。这就是投资2.5亿元人民币设立收藏和捐赠奖励专项基金，以收购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我想，这是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同时也是具有接代延续意义的艺术工程。从现代艺术市场的走势看，由于古代艺术品数量的减少，很多海外的投资和收藏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20世纪的艺术品。为此，《文汇报》、《美术报》以“2.5亿元，留住好画”等为题在头版予以报道和后续跟踪，这势必将引起国人的关注。从专项基金的宗旨看，具有战略意义。一、抢救收藏一批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艺术家的作品；二、抢救性收藏一批在20世纪濒于失传的民间艺术品（如年画、皮影、刺绣、雕刻等）；三、收藏20世纪革命美术作品；四、对历届美术展览和重大美术活动中产生的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收藏，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毫无疑问，定向拍卖的实行，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虽然，它从一定意义上保存了本国艺术品的流失，但它阻碍了中国艺术品在世界艺术拍卖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阻碍了中国艺术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正如塞尚、毕加索等人的作品在世界各国的拍卖和收藏一样，没有国界的限制，艺术品应是人类共有的文化媒材，可以合法地自由流通。当然，世界文化共同体与世界艺术市场的建设和实施需要有某种共同的基础，如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文化认同、文化平等等客观现实和主观意识。目前实行的艺术品“定向拍卖”是基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等特定国情而实施的。我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如果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完全放开，势必会造成巨大的艺术品流失。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势力和国力没法与世界抗衡。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约三十五分之一，是英国的约二十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均GDP约为800美元，美国约35000美元，英国约25000美元）。即便在经济势力最好的上海，人均GDP与美国的人均相比也仅为七分之一左右（上海人均GDP约4500美元）。从世界拍卖市场上的情形看，购买者主要是美国、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地的收藏者，他们占了世界艺术市场少则75%的分额。另一方面，西方从“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一直对中国文化垂青不已。19世纪末期，随着世界格局的重组，殖民侵略的加深，文化入侵也变得更加疯狂。仅斯坦因、伯西和、斯文赫定等人掠取的文物就不计其数。这种醉心的欲望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从世界各地的文物艺术品市场上每天都有中国的出土文物出现，据很多出去考察的中国文物部门官员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在欧洲国家街头的古董商店里，几乎可以随时见到鲜活的中国出土文物。这一揪心的触目惊心，不知中国的文化主管官员作何感想？难道连几个盗墓的毛贼也束手无策吗？这种损失，不仅仅是经济的损失，也不仅仅是失去了多少文物，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和重要链接，乃至民族的精神和责任情感。埃及“司芬克斯”的鼻子至今还在英国的博物馆里，可埃及一直没有放弃过要求归还的努力。这种重要性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和历史建设工程中也已经得到了证实。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虽然中国文明的延续没有被中断，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历史源头问题至今还未解决。近年来花大力气和巨大投资进行的“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将三代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这些文化的元素来进行相关的链接。有一位美术史家是这样评价美术学科：没有一种别的学科邀请我们在历史的时空里更广阔地遨游，也没有一种别的学科更能强烈地传达过去与现在的持续感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联。艺术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物艺术品是文化和历史持续感的重要链接，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链，如果某一环出现问题，就会造成生态平衡的失调和混乱。正是基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狂热兴趣，至少在现阶段实行“定向拍卖”是有必要性的。但定向拍卖的后续工作需要加速进行。由于艺术市场的不断升温，很多企业为了加强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开始关注艺术品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国家级文物在定向拍卖中的保护和定位问题进行立法和规范。如：鼓励国内企业竞购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国家博物馆，并进行相应的鼓励。或政府设立专项基金，以购藏这些流失的国宝。当然也可以鼓励海外的华人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可喜的是，很多有文化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华人已经在为此作出很大的贡献。此外，还要鼓励收藏有国宝级艺术品的藏家，将他们公之于世，以便国家收藏，得到很好的保护、研究和利用。 　　在实施“定向拍卖”的过程中，常常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看看下面两则案例：一则是1995年北宋张先《十咏图》的未拍性交易谈判破裂。据说当时北京故宫与收藏该画的东北一老汉达成协议，有意以800万元人民币购买，但老汉拒绝了这一要求。后在嘉德的拍卖中以高出1000万元的价格成交。还有一件则是2002年北京中贸圣佳拍卖的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据说，拍卖会上有欧洲和美洲等地的博物馆前来参加，也有中国大陆、海外企业、博物馆、收藏家，甚至有传闻说米芾的家乡——湖北省有意集资以5000万元的价格将这件“米芾”请回家；可这些都事与愿违，在强制性“定向拍卖”和违背拍卖原则的情况下，则通过行政干预，有国家文物局指定中国文物信息中心一家竞买，当然，最后的成交价一定有“内定”的意图，是在卖主和拍卖公司的友好协商下决定的。据说《钱镜塘藏明代名贤尺牍》也是在这种情形下达成拍卖意图的。这很形象地表明艺术市场有人为干预的因素，也许很难为在西方成熟的艺术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收藏家所理解。看来这种独特的“保护政策”会阻碍中国艺术市场国际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