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原先没有固有的文字，是从中国大陆传入有汉字的货币和器物以后，才开始认识文字的。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早期遗物，有从弥生时代后期遗迹出土的新莽（8—23）货币“货泉”，还有福冈市志贺岛江户时代遗迹出土的“金印”（福冈市博物馆），当时的金印并非使用印泥，而是使用封泥。这些证实了《后汉书》中关于后汉时期日本使节来访的记载（《后汉书》东夷列传汉武帝中元二年）。此外，在丹后半岛尖端附近的古坟时代前期（4世纪）方形古坟（京都府弥荣町峰山町大田南5号墓）出土的铸有中国年号魏“青龙三年”文字的铜镜。这些说明我们祖先接触汉字的时间相当早。 　　从那以后，当时的日本人在大陆移民的帮助，通过汉籍的学习和书写逐步掌握了汉字。而在汉字传来之前，移民带来的耕作技术，使财富和权利已经相对集中，初步形成了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雏形。这一切表明日本已经具备了接受文字的土壤。 　　对中国书法的接受和展开 　　对汉字，当时不仅作为外国语言来吸收，而且努力用其来表示日本语，最终形成了用汉字书写的日本语。 　　在日本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5世纪后期铸造的大刀上有铭文，其中的日本人的名字，按一字一音来表现。琦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推测为471年制作的铁剑上镶嵌有雄略天皇名字和其他115个文字。这种文字的风格也有着大陆文化的影响，令人感到隶书的意趣。另外，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宫传世的人物画像镜上也可以看见隶书的风貌。这3件是现存最早有关古代书法的遗物，由此开始了日本书法的历史。 　　7至9世纪通过向中国派遣遣唐使，进一步加快了与中国的交流。作为同行者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学习有益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带回日本以后，使日本迅速汲取了中国文化。大化改新就是以唐朝为榜样建成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平城京同样也是以长安城为蓝本而建造的。因此在书法领域里以中国书法为法帖，并在其影响下发展也是极其自然的。 　　法隆寺“药师如来佛造像”和“释迦如来造像”的铭文，线条肥瘦形成对比，可以看到六朝楷书的影响。“船王后墓志”、“小野毛人墓志”等墓志铭都是以六朝风格为基础的。而“那须国石碑”也表现了笔力强劲有力的六朝风格。但是，被认为是7世纪末的长谷寺“法华说铜板铭文”则受唐初欧阳询的较大影响。 　　经卷的历史 6世纪中叶，百济圣明王赠送的鎏金释迦铜像和《经论》使佛教传入日本。这不仅在宗教方面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化史乃至今天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书纪》中关于天武天皇二年（673）在飞鸟川原寺书写《一切经》的记载是最早的写经记录。而天武天皇十四年年号的《金刚场陀罗尼经》（文化厅藏）则是最早的遗物，其细长的字体，显示了欧阳询的风格。 　　到了奈良时期，写经作为保佑国家的事业而大力推行。太平十三年（741）圣武天皇下诏在各地府设立国分寺、国分尼寺，东大寺为国分总寺，法华寺则为国分尼总寺。当时，安放在各国分寺塔内的是《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本次展出的《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广岛县尾道市西国寺传世的一套中的一卷，用金字书写在“金泥画细线紫纸”上。 　　《正仓院文书》中有“金尘灭紫纸”、“银尘红纸”、“金银绿纸”、“银薄敷红纸”、“敷金绿纸”等关于纸张的记载，还有在《经卷纳柜帐》（天平十年）中有“金银字”，《供奉请经目录》（天平胜宝三年）中有“蓝纸金银字”等记载，可以得知奈良时代已经书写了各种各样的装饰经。其中较为珍贵的有蓝纸银字的《二月堂烧经》（奈良东大寺、东京国立博物馆等藏）、《过去现在因果经》中的《绘因果经》（京都上品莲台寺藏）等。而《贤愚经残卷（大圣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相传是圣武天皇的手笔，列为“古笔手鉴”名作的首位。字体略显粗大，端正而富有气魄，充满力量，与中国北魏的《始平公造像记》风格酷似。对此件作品的鉴定，还有或是中国传入的写经、或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所书写等多种说法。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笔墨重叠的痕迹。 　　奈良时代的写经文字由挺直的笔画构成，字体端正。通过写经，古人们逐渐掌握了汉字的书写，奠定了日本书法的基础，这是不可忽视的。 　　王羲之书法的传入 《扶桑略记》有为传教而来日本的鉴真到达太宰府的记载（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十六日条）。鉴真还带来了“王右军”（王羲之）的真迹。圣武天皇的七七法会（天平胜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之际奉献给东大寺的目录《东大寺献物帐》（正仓院藏）中，记载有王羲之的书法20卷（《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等）。其中所谓“拓”是印的意思，即在极薄的纸上面勾勒出字的轮廓，然后在轮廓中涂墨，也就是一般认为的“双钩填墨”技法。《丧乱帖》（宫内厅三丸尚藏馆藏）《孔侍中帖》（前田育德会藏）《妹至帖》（私人藏）等可能都是这种技法的残卷。不过，我们不能把这些简单地说成是“双钩填墨”作品，这是经过细腻描画、多次运笔而几乎乱真的作品。这些从唐太宗喜爱的王羲之作品上临摹下的作品被带到日本后，开始是被圣武天皇、光明皇后为首的宫廷人员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来使用的，后来则被作为珍贵文物收藏了起来，因为在《双仓北杂物出用帐》中曾有出借给恒武天皇内里的记录。 　　奈良时代中期的小治田安万侣、太安万侣，后期的石川年足墓志可以看到唐代冼练的书法风格影响。特别是石川年足墓志具有当时盛行的王羲之书法之逸韵，显示了一种格调美，为金石中极佳之作，可能是出自当时一流书法家之手。 　　三笔书法 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热爱唐朝文化，受其影响，当时宫廷贵族等知识阶层中广泛流行学习中国的汉字、汉诗、文学、历史和鉴赏，敕撰诗集《凌云新集》（弘仁五年）、《文华秀丽集》（弘仁九年）等相继完成。汉诗和汉文起初可能是音读的，改为训读作为日语读音以后，汉字的普及加快了速度。就在这个时候，空海（774—835）、嵯峨天皇（786—842）、橘逸势（？—842）作为三位著名的书法家登场了，被誉为“三笔”。三笔之称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江户时代贝原益轩的《和汉名数》是记载这种说法最早的文献。11世纪初期，空海加上管原道真（845—903）、小野道风（894—966）又被尊称为“三圣”（《时政要略》）。 　　三笔之中，空海的存在意义特殊，他对以后的书法具有重大的影响。空海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鼻祖，随遣唐使入唐，在长安向惠果学习真言宗。大同元年（806）和橘逸势等人携带大批经卷等结伴回国。流传至今的空海作品有《风信帖》（教王护国寺藏）、《灌顶历名》（神护寺藏）等。空海的《金刚般若经解题》（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奈良国立博物馆藏）以轻妙而富于变化的运笔，夹以行书的优美草书写就。既说明了他曾经学习过王羲之的笔法，同时又可以看到唐朝当时盛行的颜真卿书法对其的影响。可见空海书法的表现力是高超而多方面的。 　　从上述作品可以了解到，中国书法对平安时代书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虽然是以中国书法为基础，但都表现出了各自的风格。 　　“和样”的成立 　　弘仁年间（810—824）清和天皇、醍醐天皇时代继续模仿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对机构和法令进行一定的增减与修订，使之更适合日本国情。同时，由于中国政局不安定，遣唐使（遣唐使共任命20批，实际渡海16次，平安时代渡海2次）的派遣事宜因管原道真宽平六年（894）的建议而废止。继而由天皇下令编撰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完成等，加快了和样化的势头，日本本土独特的文化渐渐现出了萌芽。虽然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但更趋于符合日本的风土和国民性，逐步确立了日本独自的文化样式。这种和风化的潮流也波及到了书法领域。 　　平安时代的写经 到了平安时代，以寺院和贵族为中心的写经盛行起来，原先担任写经的写经生慢慢地被僧侣替代，书法风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安时代中期《法华经》信仰旺盛，《法华经》的主事、诵经、写经也一味地以劝说功德的《法师功德品》为盛，对经卷的表面和背面用华丽而优美的金银箔等装饰并绘画，极尽装饰之所能的装饰经出现。平安时代后期，偶尔也进行《一切经》和《大般若经》等大部头经的写经活动。 　　《浅草寺经》（浅草寺藏）是现存《法华寺经》一部八卷和首尾二卷的完整的十卷本。经卷使用洒金和金画线纸张，包首以金字题签，引首泥金银，并以大和绘法式绘有《法华经》经意。从端正温和的小字引首画来看，可推定为是平安时代（11世纪初期）的遗物。 　　《法华经》八卷本还可细分为二十八品（章），将二十八品分卷书写的是一品经。目前最早的遗物是《久能寺经》。此外，还有《化城喻品》（铁舟寺藏）、《安乐行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 　　作为《一切经》的遗物，有《大唐西域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是平安时代后期活跃在东北地区的藤原清衡的发愿遗物，以金银字交替书写。 　　贵族修养与字帖 日本曾经引进大量的汉籍。三笔时代以后，中国文化的引进也没有间断。受宇多天皇之敕命而由藤原佐理撰述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宽平三年前后）将当时在日本的汉籍进行了分类，书目的总数达到16790卷。可以想见当时日本在努力地吸收中国文化。当时能理解汉籍、流畅地诵读汉诗在宫廷中是被另眼相看的。日本现存有《毛诗》（东洋文库藏）、《古文尚书》（东洋文库、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唐代写本，在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罕见的珍品，不难感觉到当时为学习和保存唐朝文化所做的努力。此外，在藤原宫和平城宫遗址出土了《论语》、《文选》的木简。《正仓院文书》中有《千字文》习字本，这些汉籍对官吏和写经生来说起到了教科书的作用。 　　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的问世，正处在宫廷贵族爱好和风文化的时代，他们纷纷举办歌会、编撰各种歌集。因此，和歌在文学中心开始引人注目，并成为必备的修养，同时习字（书法）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和教养。能写一手漂亮的文字，在宫廷中会得到较高的评价。能作汉诗、和歌，同时又能文字优美，不仅会获得高度评价，同时更能赢得异性仰慕的目光。 　　善书者挥毫的作品，一般用“字帖”这个词汇来表示，与今天所说的字帖有所不同。这种手写的“字帖”是既可习字又可观赏的豪华字帖。在高贵的仪式和活动时可作为礼品互赠。当时常规的礼品有骏马或琵琶、琴、笛等传世佳品，但“字帖”则居礼品之首位。许多“字帖”就这样作为王朝贵族的礼品被保存下来。 　　三迹和平安时代中期的书法 在作为廉仓时代善书者而闻名的尊圆亲王（1298—1356）所撰《入木抄》中，曾提及管原道真的书法优美；道真和小野道（894—966）继承了前人的书法，而藤原佐理（944—998）和藤原行成（972—1027）则接受了道风的影响；同时还提及了当时笔法出现了笔杆似乎向右倾斜的变化。这种笔法的变化，正是形成“和样书法”特征的原因之一。包括了道风、佐理、行成的“三迹”与“三笔”先后延续了130多年，由此可以知道和样书法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开花结果的。 　　小野道风仿佛是为了促使和样书法的形成而于废止遣唐僧这一年诞生了，并成为朱雀朝和村上朝首屈一指的书法家。因《天德三年八月十六日对诗行事记》中被誉为王羲之转世而风靡一世。与王羲之的遗墨比较，道风学习王羲之是再清楚不过的。《智证大师益号敕书》（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济”字和《集字圣教序》中的“济”字极其相似。《唐诗断简》（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和《绢地残卷》（本问美术馆藏等）可以看到，坚实字体的结构美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而柔软、丰润的笔致则是独有的。平安末期的藤原教长（1109—1180）在《才叶抄》中认为，道风年轻时的字形较高，老年以后则敞怀而扁平。 　　藤远行成是在三条天皇、后一条天皇的即位大典大会上书写主基屏风、殿舍和大门匾额的著名书法家。《源氏物语》（综合）的作者赞赏说：道风所写的《宇津保物语绘卷》词书，贴近当世，富有兴味，引人注目。《今镜》卷五则认为：“道风时代人们以没有收藏他的书法作品为耻”，可见当时宫廷内对道风书法的爱好和评价之高。在如此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行成，对道风无限仰慕是极其自然的。行成日记《权记》中就记载有他梦见道风并得到鼓励的故事。在通过《白氏诗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书状》（私人藏）等追随王羲之、小野道风的书法同时，他发挥天赋确立了自己的书法风格。行成的书法，纤细而优雅，明快而潇洒，运笔为稍微右倾的侧笔法。，转折部分比较轻快，属曲线运笔，横笔的角度平稳而流畅。由于行成的后代都擅长书法，在宫廷担任书写工作，并在书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行成的书法很受尊重和仰慕，成为日本的习字字帖，支撑了悠久的传统。 古笔 　　“古笔”原指古人的笔迹，现在则专指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中期主要书写歌集的笔迹。保持了原装的古笔作品是日本书法“和样美”的典范。 　　种类繁多的假名 假名是借用汉字表示日语的表记，由“借名”转称“假名”。假名在日语发音表示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平安贵族文学、尤其是和歌的繁荣贡献极大。 　　为适合更美、更优雅、更流利、更快速的要求，随后出现了各种字体的假名。首先，奈良时代的“男手”（万叶假名、真假名）在其反复书写的过程中形成了采用草书体的草假名。继而是简化的“女手”（平假名）、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的片假名，以及先画草丛、岩、大雁等的轮廓图，然后填入文字的“苇手”。 　　作为草假名名作的有著名的《秋荻帖》（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这是平安时代的临摹本，原作可能是小野道风的真迹。 　　显示成熟假名的《高野切》是三人合书的作品，每人分别有一组作品。第一种的笔者有《大字和汉朗诵集切》、《深窗秘抄》等。第二种《古今和歌集卷第五》（私人藏）的笔者与《云纸本和汉朗咏集》（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属同一人。第三种的笔者留有《倭汉抄》（阳明文库藏）《黏叶本和汉朗咏集》（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等作品。 　　世尊寺家的假名 藤原行成的第八代行能将行成所建的世尊寺作为了家名，因此行成家族被称为“世尊寺家”。而“世尊寺家”成员的假名书法作品即为世尊寺家的假名。 　　“世尊寺家”在藤原行成之后善书者辈出，值得注目的遗作也不少。藤原伊房（1030—1096）系藤原行成之孙，所书《兰纸本万叶集》（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与平安朝典雅优美的假名不同，显示了假名难见的雄浑书体，具有节奏感。藤原伊房之子定实（1077—1119）也留下了不少遗作，他在代表平安时代古笔颠峰的作品《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中书写了《贯之集上》《人吕集》（室町切），另有《元永本古今和歌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卷子本古今和歌集》（文化厅藏）等。虽然咋看上去和父亲伊房的风格不同，但字体极为相似，只不过因运笔的节奏差异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定实之子藤原定信（1088—约1541）书写了《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中的《贯之集下》（石山切）、《中务集》、《顺集》（糟色纸、冈寺切）；《久能寺经》的《譬喻品》；《金泽本万叶集》（宫内厅三丸尚藏馆、前田育德会藏）等。继承了祖父伊房的气息较浓。定信之子藤原伊行（？—1495或14977）也留下了《苇手下画稿和汉朗咏集》（京都国立博物馆藏），父子两人各自展开阔达的书法，字体和气氛相似。 　　“世尊寺家”的各代都作为平安时代屈指可数的善书者活跃于书坛。 　　“和样”的展开与墨迹 　　室町时代，与茶道、花道、能乐一样，适应于日本的 “道”（道德）观念，形成了具有精神意味的“入木道”（书道）观念。“墨迹”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从字面上来说，“墨迹”是指墨书笔迹，在日本则多指高僧的笔迹，甚至只限于禅宗僧侣的作品范围。禅宗有临济宗、曹洞宗和以后传入的黄蘖宗，早期的遗留以临济宗僧侣的墨迹为多。由于长年的修行，僧侣会将精神世界反映到书法上，由此令鉴赏者感动至深。加之千利休以来，风行在茶会上悬挂“墨迹”，因此为许多茶道界人士所器重。以后，黄薜宗僧侣墨迹，同样在煎茶的茶会上很受欢迎。流传至今的中国禅林僧侣的墨迹，或是日本僧人带回日本，或是东渡时留书。其结果是被精心收藏。 　　大休正念（1215—1289）即佛源禅师，是中国宋朝的具有代表性的高僧，北条时宗时来到日本镰仓，为奠定镰仓禅的基础作出了贡献。《舍利启白文》（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是为供奉佛舍利而写的，规整的楷书是宋代书法的典型。 　　室町时代家喻户晓的一休宗纯（1394—1481）是大德寺第四十八世。《大灯国师上堂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中运笔的缓急、行间的起伏和余白等都能想见一休的狂野、霸气和魄力，并由此折射出他卓越的书法才能，可以说是一件毫无保留地发挥了其书法魅力的作品。 　　安土桃山、江户时代的书法（宽永三笔和样） 　　室町时代至战国时代，京城文化广泛地向地方受众传播。在书法方面，由于始终重视传统而未能脱离窠臼，书体单一。接下来的安土桃山时代，由于接触了不同特质的欧洲文化，是日本难得的造型活动非常多彩的时代。在书法界，近卫信伊、本阿弥光悦、松花堂昭乘为代表的“宽永三笔”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 　　出自名门的近卫信伊（1565—1614），确立了表现天生霸气的鲜明强烈风格。他是一位尊重传统文化的宫廷贵族，从展出的屏风亦可看出其个性强烈的书风。屏风是放在室内用来挡风或隔断视线的用具。是宫廷、寺院、贵族、武士及富裕人家不可或缺的用具。信伊的屏风开辟了与以往不同的样式，“大字假名”的创新世界引人注目。 　　本阿弥光悦（1558—1637）在平安时代和样书法的基础上接受了中国宋朝张即之等人的影响，形成丰满艳丽的书风，并常在金银泥装饰画稿上创作与之协调、富有个性的书法，如《色纸帖》（五岛美术馆藏）、《折下绘和歌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等。 　　松花堂昭乘（1584—1639）是岩清水八幡宫的社僧，在以空海为祖的大师流之基础上形成了稳健的书风。充分发挥了大师流文字最后一画有起伏的装饰技法，书写有《三十六歌仙帖》（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此外，受到这个时代风气影响的后阳成天皇、照高院道澄亲王等人的书法，颇具魅力，为坚守传统的书法界带来了新的气息，深受欢迎。鸟丸光广是17世纪初的公卿，以自由奔放的笔致一气呵成地书写了《东行记》（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体现了光广的审美意识。 　　这一时期在幕府内从事书写的官吏称为“右笔”，代代选用自“御家流”。因此，这一书流广泛普及，不仅在幕府官员、家臣的武士阶层之间，甚至通过私塾流传市井庶民。这是实用主义的结果，在书法之美和格调上并无特别之处，但在幕府文治政策下，从庶民习字的角度看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另一方面，“唐样”盛行。一直以来在日本知识阶层中，自室町时代以来就有“五山文学”的基础。随着江户幕府的儒学奖励政策，中国的文物和书法大量东渡，在江户中期至末期，以儒家为中心形成流行。尤其是禅宗黄蘖宗的盛传，成为促进日本向往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隐元、木庵、即非作为“黄蘖三笔”，非常著名。 　　为了理解这些外来的儒学书籍和诗文集，首先必须读通汉文，才能理解和掌握。然而在继续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对内容，而且对书写的文字本身产生了兴趣，导致憧憬其书风就不难想象了。而且以禅文化为背景出版的书籍中，序文和跋文多为中国名家和高僧撰写，其书法同样影响着宗教学习者。因此，日本的儒学家和文人墨客理所当然会接受中国流行的书法。 　　而当时学习的对象以宋代的米元章、张即之，元代赵子昂，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为主。从江户时代书籍目录可以得知，日本曾刊行上述书家的法帖。宽文、元禄、享保年间数量还不多，但到了宝历年间，仅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就有70余种。当时人们先偏爱文徵明的书法，不久逐渐转向董其昌。可见这两人的书法更容易为日本人所接受。 　　学习明代文徵明书法的细井广泽（1658—1735）、三井亲和（1700—1782）留有笔力强劲流畅，笔致巧妙的遗墨。 　　到了幕府末期，出现了市河米庵（1779—1858）、卷菱湖（1767—1833）、贯名菘翁（1778—1863）等“幕末三笔”以及佐藤一斋、赖山阳（1780—1832）等众多书法家。市河米庵，如其号所表明的那样曾私塾米元章。擅长雄浑的书风。弟子五千，分布各个阶层。 　　纵观日本书法推移，不难看出日本的书法是不断地受到中国书法影响的。中国的书法，即使在重视个性的宋元时代也不断受到王羲之的影响，而日本书法，却一直在中国书法的影响之下。虽然存在平安时代的“三笔”、“假名”，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和样”这些日本独有的书法，但其主流还是中国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