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足迹

　　靳之林

　　我出生在冀东平原滦南县胡各庄村，我们这里距渤海很近，但没有山，童年时代，夏日骤雨初晴，我们这帮孩子们跑到村口，神秘地北望八十里外的岩山淡兰灰色的山影，啊!这就是山，但山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家乡深秋朴实的原野，豆子地里豆实累累，傍晚秋收归来的路上，透过逆光的浓云，霞光万道，急忙回家提了一小瓶水和墨，入神的画下来至今仍然神往的画面。

　　校园教师门口垛墙上爬满了浓绿的爬山虎，中午烈日顶光，暗部被阳光照透了的橘黄色和亮部反射的亮白色，受光背光反差强烈，我被这神秘的色彩变化迷恋着，下课铃一响，急忙照样子画了一张色彩写生，至今我仍迷恋着那爬山虎叶子的逆光。

　　我爱光，爱田园诗般的大自然，在白发苍苍，记忆力急剧衰退的耄耋之年，至今仍然留下童年时代这深深的回忆。

　　我的初中是在远离我们村八十五里滦县城里的滦县中学上的。由小学到初中的图画老师都是当地有影响的民间中国画师，摹仿老师的画稿画画。

　　高中是在更远离滦县到北平市立师范学校上的。因为毕业后要服务教学，学校很重视音体美劳。我们成立了“冬青书画研究会”，我任第二届会长，学校拨给我们一间画室和一张大画案，北师图书馆收藏书画很丰富，原作和珂罗版精印，足够我们临摹的。寒来暑往，每晚夜深人静之时，展卷案上，理纸砚墨，焚香心净，潜心模写古法山水之情，至今犹历历在目。两年之内，由四王、石涛、石溪，到文征明、沈石田、赵子昂，直到荆、关、董、巨、李成、范宽，在图画老师李智超的指导下，摹写数百张。我的中国山水画的功底主要是在这个时候打的，因为我的重点在学王石谷，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由王石谷入手功底很厚的校外老师吴镜汀。这时的作品全部是临摹，1947年参加中山公园北京市国画展和赈灾义卖画展，现在除王石谷的《蹊山行旅》图卷摹本以外，其他均以散失殆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到北平，主持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徐先生的油画，特别是油画《箫声》中典雅恬静的中国女性和秋水长天的中国画意境，给了我很大的影响，1947年考入国立北京艺专西画专业。徐先生重“师造化”的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和以素描、油画写生作为解决造型与色彩基础的教学思想，体现在董希文、冯法祀、吴作人和徐悲鸿先生的全部教学中。在油画教学中，北欧尼德兰画派影响的徐悲鸿先生教学的鲜明的响亮的色调和“摆”的笔法的油画技法，交相给我作为学习基础的影响。这和当时雕塑教学中法国十九世纪雕塑艺术影响的王临已先生的面塑造形体与滑田友先生的以转动的线塑造形体的雕塑技法，变相给我作为雕塑学习的基础是相似的，尽管风格手法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徐悲鸿先生特别重视我们的中国优秀艺术传统的教育，他除了亲自为我们讲授中国美术史外，安排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李桦先生讲授我们画中国画课程，并亲自陪同齐白石先生为我们授课。李可染先生教授我们临摹《八十七神仙图卷》所讲的如锥画沙，如折钗骨，如屋漏痕，如高山坠石，无起止之迹的用笔和书法由赵子昂入手的毁笔教训;蒋兆和先生教授我们水墨画人物写生所讲的学人物画必须先学山水画，中国笔墨的用笔挺拔，笔墨气韵，皴擦点染尽在山水画之中;齐白石老先生由开始到完成一幅画，仍然清水一杯的全幅总体布置的画法。这些难得的教诲，对我们艺术素养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

　　1948年徐悲鸿先生为纪念新校址的乔迁举办了全校的教师作品展，这是当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昏暗的画室鲜明对照的董希文先生的阳光灿烂的大西北筑路队生活的《瀚海》、《戈壁驼影》和现代艺术风格的《窗前静物》，那种的阳光灿烂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使我们的眼界为之一新，当时我正在自己编辑装订一套三十二本的由原始艺术到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画册，正热衷于后期印象主义到西方现代诸流派的艺术探索，用立体主义的理论进行色彩写生，和在课堂素描人体训练中的研究表现。

　　1949年新中国诞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部即后来的华大三部与北平艺专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副院长江丰。1951年我由中央美院西画组毕业，留校任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道路，到大鲁艺去，京郊农村土改工作组、南京浦镇铁路机厂、太原钢铁厂的实习和美院的“红五月创作运动”，把我们涌向火热生活的洪炉。以古元为代表的带着浓郁生活泥土芳香的陕甘宁边区的木刻、窗花、民歌、秧歌腰鼓和民间文学，把我带进了神圣的陕北黄土高原。古元木刻质朴的艺术气质、质朴的陕北农民的气质和质朴的陕北黄土高原大自然气质的溶合所产生的艺术震撼，使我的心狂热的扑向陕北黄土高原，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归宿，找到了自我。古今中外，再没有哪一位画家的作品像古元的木刻那样决定着我后来一生的艺术道路。我在油画中追求古元木刻中质朴的艺术气质，追求浓郁的地方色彩的艺术气质，追求土油画的灵魂，西方传统油画的色彩规律和中国土油画灵魂气质的统一。遗憾的是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有机会带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油画历史画任务到达陕北，而且直到七十年代初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才终于以血的代价实现了全家在延安落户的长期夙愿。

　　五十年代初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俄罗斯十九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和当代苏联现实主义的油画传入中国，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应邀在中央美院油画训练班传授色彩规律，表现技法和油画语言的表现力，影响了油画画坛，也丰富了我的油画表现语言。

　　1958年中央美院油画系实行工作室制。吴作人先生主持第一工作室，罗工柳先生主持第二工作室，我当时担任董希文先生主持的第三工作室的助教，协助董先生创立工作室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针：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和民族化基础上的百花齐放(即个性与个人独特风格)。在我们一起带学生下乡深入生活和一起生活写生的过程中，在董先生的全部创造与写生的过程中，他的油画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充满生命力笔笔传神的大写意笔墨，他的为表现不同艺术境界溶汇古今中外的独特创造的艺术语言所展示的现代艺术风采，中国的又是现代的又是个性与创造性的强烈的艺术表现力总是给我以感悟启迪。他引导我向民间学习，我每次到他房间，他的床头柜上总放着那个白地黑花宋代磁州民窑的大梅瓶，破了又补，一直到他去世。我们从他的油画的凌厉的中国园笔的用笔中，窥视到他从民间老艺人笔笔传神的瓷绘中所吸收的笔墨。我以后对宋代民窑和民间玩具的老艺人手绘笔墨的兴趣和在油画中的探索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古元的质朴明朗的陕北窗花风格的木刻是吸收陕北婆姨民间剪纸，董希文笔笔传神的大写意是吸收民间艺人的手绘，在艺术实践中学习民间研究民间他们两位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4年夏日和1955年春，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我两次在河北武安太行山区的小店村生活、劳动和画画。这也是我第一次作为画家下乡生活的，所以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山村。这个山村是相当封闭的，是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民风朴厚，老汉们还留着推翻满清刚刚割掉辫子时的发式。我最感兴趣的是山寨的寨门，夏日中午社里的羊群横卧在通向寨门的石板路上，熠熠闪光，清早，放牛娃赶着社里的牛群由寨门口下来到川道里放牧。刚刚掌握知识的青年小组在玉米地里给玉米交授粉作科学实验。我带来几幅一两米高的画框画布和一批小的木版在这里写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夜半起身带着大画布赶到五里之外的太行山下川道麦田的桃花石子小路，等待着黎明前的时刻，写生一个小时后又匆匆赶回小店山寨的寨口，在曙光中等待放牛娃赶着牛群下来，然后用真正一个上午的时间在一两米高的画布上反复写生。为了表现我对村民质朴淳厚气质的感受，两个月的时间里在画布上层层堆满了如石板浑厚坚实的颜色和质朴的色调。这幅《太行山村的早晨》和另一幅大幅油画写生《太行山的黎明》，以及《太行山村的寨门》《青年小组给玉米授粉》等一批写生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几十年来我对这个小村始终梦魂牵绕，40年后的1993年我重返这个小店村时，我熟悉的留着长发的老人们都已经不在了，那时整天在一起的乔未的、乔元顺等亲密的青年朋友也都双鬓花白，当时全村最漂亮的小女孩刘河用，已经嫁到外村，我去看她时，她的女儿比她当年还大了。

　　1954年秋结婚之后，当年寒假和翌年暑假两度回到冀东平原的故乡，看望离别十三年的老母。胡各庄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早已使我陌生了。但那数九寒天霜冻黎明的农家场院，夏日骄阳庙会集日布案掸摊的色彩风情，仍然使我沉浸在童年的憧憬之中，《故乡》和《故乡庙会》记录了我童年的回忆。

　　1955年夏，在大自然的感召下，我捆起一批绷好画布的画框，随着铁路向黑龙江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的延伸，由带岭、翠峦深入到尚未采伐的中苏边境的五营林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林区，和筑路工人一起住在夏日火燎的帐篷，菌痢苍蝇布满蒸馍，脑炎黑蚊密遮肌肤，野兽出没伤人，环境极其恶劣。两个月在病痢中每天背起油画箱带两幅一米多大画框，穿过林中带露水没膝的草地进入密林深处，每天以整个上午进行《原始森林河谷》的写生，然后再继续向密林深处行进，一整个下午进行《原始森林》的写生。林中寂静得要死，布满苔藓的朽木横躺在沼泽地带，发出朽木的芳香，令人神醉入境。傍晚由林子里出来，落日余辉，小白桦林一片金辉，我抢画了《傍晚的小白桦林》、《森林草原》等一批即兴式的风景写生。(《原始森林》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归途经带岭这个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采伐作业林带，抢画了《黎明》、《上工》、《架空索道集材》等风景写生。

　　1955年冬我接受军事博物馆《罗盛教》的油画创造任务。我看到当时出版的罗盛教救朝鲜溺水儿童崔莹的英雄事迹的油画和连环画，画的都是罗盛教扑向一个普通的冰窟窿去救崔莹，根据我对罗盛教父亲罗迭开老人的专访，知道罗盛教一小出生在湖南农村，水性是很好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冰窟窿怎么会牺牲呢?我百思不解，必须要有根据，我向军博提出了实地生活考察的要求，并很快得到了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这时朝鲜战争刚刚停战，为了躲避敌机的骚扰，关闭车灯的夜行车队蜿蜒行进在冰天雪地的三千里江山之中，黎明到达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桧仓郡，巍巍雪山，气势极为壮观，浩劫后的朝鲜，满目凄凉，零下四十度的晨曦朦胧中，孩子们仍然赤着脚在冰上玩冰爬犁，志愿军由冰窟窿里为老大娘挑水。《浩劫后的朝鲜》、《桧仓郡志愿军司令部》、《志愿军为老大娘挑水》都是在这里画的。

　　作了几天短暂的停留，很快由桧仓到崔莹的家乡成川那朔仓里，罗盛教就是在这里牺牲的。因为崔莹的父亲刚刚去世，按照朝鲜的风俗习惯，晚上我住在里党委员会委员长家里，崔莹的妈妈半夜里闻讯赶来，说什么也要把我的东西搬走到她家里去住，崔莹已长大参军，家里只留下她妈妈和妹妹。

　　第二天一早，崔莹的妈妈带我到罗盛教烈士牺牲的地方，我一下就明白了。黑压压的悬崖下一泉终年不冻的泉源，冰封很厚的大同江支流由西北经过这悬崖下深渊转弯折向东北，在转弯处积成很厚的冰滑坡，滑下去连接的便是深渊边缘的大片薄冰，冰爬犁很容易在转弯处顺滑坡滑进深渊，而由深渊爬上来是不可能的。罗盛教跳下深渊多次反复以最后的力气把崔莹推上来，而他自己却难以上来了。崔莹的母亲和我面对深渊，伫立良久无言，带有残雪的黑压压的悬崖，压得我心情沉重，沉浸在无言之中，只听到潺潺的泉水声如烈士的窃窃低语，拨动着我沉重的心弦。

　　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沉浸在崔莹一家和朔仓里农民的深情之中，我被作为最尊贵的使者在罗盛教墓碑前，参加了朔仓里人民以最隆重而古老的仪式举行的祭典。绵绵大山悠悠长河被命名为罗盛教山，罗盛教河。《罗盛教牺牲的地方》、《罗盛教河，罗盛教山》、《崔莹的妹妹崔爱子》都是在这里画的。1956年7月完成《罗盛教》的油画创作。

　　1957年5月董希文先生和我带着油画工作室的同学，到坚持十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河北饶阳县五公村深入生活。《冀中平原的盛夏》、《打机井》(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美术馆收藏)、《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组间棉苗》、《五公村农民听收音机》、《农村图书馆》、《房东的女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五公村妇女队长》等都是在这里画的，有些作品是和董希文先生一起画的，他的中国写意画风格的笔墨传神和生命力，给予我直接的影响。

　　1957年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中国农业机械化由京郊开始了，我两次去北京北郊农村，完成油画风景画《机耕队的傍晚》的写生和创作。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高潮中的仲夏麦收季节，我到北京郊区南苑红星集体农庄生活，这里原来叫瀛海庄，1949年冬我参加土改工作组在这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现在是苏联农业机械化模式的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这是土改后我第一次回瀛海庄，经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面貌陌生了。《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的打麦场》、《晒麦场》、《装麻袋过秤》《打谷场上的托儿组》都是在这里画的，画面活跃，以暗部暖色调一次完成，亮部厚笔触反复堆积，追求外光下的油画表现力，追求阳光气氛和加用象牙黑表现强光效果，这些都是受到马克西莫夫带过来的当代苏联油画的影响。

　　1958年的冬天，董希文先生和我带工作室同学到河北昌黎和京郊石景山大炼钢铁的小土高炉群工地深入生活，车如流水马如龙浩浩荡荡的农业大军扔下地里熟透的庄稼不顾，进入全民炼钢的小土高炉群工地。这年年底接受新建的北京农业展览馆任务，完成《1958年的夏天》与《1958年的冬天》两幅油画壁画草图。

　　1959年春天，我承担了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油画历史画任务《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到陕北去，到延安去，到我向往的圣地去!渴望十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这就是延安!在夕阳里金黄色的宝塔山的倒影映在清澈的延河里，蓝天、黄土、红彤彤的脸、白羊肚手巾、老羊皮，古元木刻里的浓郁的色彩，质朴的气质，正是我狂热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在生活中在艺术中寻找到自我的回归。这里没有俄罗斯西伯利亚大森林的情调，也找不到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绘画的色彩，一切都是中国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独特的浓厚的质朴的色彩，憨厚质朴的气质，到处都是黄土，一切都质朴极了。我住在延安东二十里铺，清早跟着羊倌赶着羊群生活在黄土群峦之中，白天跟着农民在黄土坡地上犁出第一道褐土，在这里画了《延安土窑》、《揽羊后生》、《黄土高原》、《黄土坡上第一道犁》等第一批陕北写生。然后是延安枣园，在枣园前川刚刚翻过的土地里，燃烧着草肥的青烟，远处鹅黄嫩绿的老柳树下的土台，正是当年毛主席和老农在劳动间歇坐在这里一起拉家常的场地。我在这里最后确定了这幅创作的构图和故事情节，同时既作为创造素材又作为独立的风景画完成了枣园前川的写生。关于老农的形象，我在东二十里铺选中了一位修延惠渠的佳县民工老汉，作为创作素材两次完成他的油画肖像，被我视为我的艺术之魂的这幅陕北土油画气质的《陕北老农》肖像画，在以后的辗转流离生活中一直跟随着我，用它来招艺术之魂的。两个月的陕北生活和艺术实践，是我的艺术生活转折，决定了走我自己的艺术道路。《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中的我由生活感受完成的构图，后来经过所谓观摩会提意见后环境由川道改为山上的变动后，完成于1959年，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61年春我承担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油画历史画《南泥湾》的创作任务，根据1959年我在南泥湾的生活感受，查阅当年359旅南泥湾开荒的电影纪录片、照片和大量文献资料完成了创作草图。和为革命博物馆创作的《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和农民谈话向农民请教的油画历史画一样，我仍然是想画农民，以359旅的干部战士向农民请教的亲密关系作为这幅画的主要故事情节。幸亏我在查阅当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报道了359旅进驻南泥湾开荒时每个连队都请来一位当地的老农作为技术指导，使我的这个情节设想找到了生活依据，得以成立。我不想孤立的画哪一位领袖人物的劳动，也不想孤立的画指战员的开荒，我所热衷的主题是画当年干部、群众那质朴的气质和质朴亲密的关系，这也是我在陕北生活中所感受最深的。这幅画的时代背景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与20年前的延安时期的情况有相通之处。应以当年军民一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乐观主义的南泥湾精神激励人民群众树立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我热衷于黄土高原的土，土得质朴，土得真实，劳动汗渍的灰色棉袄洗得发白，脸上刮着陕北风沙的土真实像是当年那个时代画的。没有吓人的素材技巧，没有吓人的绚丽对比的色彩，我期望做到朴实浑厚陕北黄土高原的气质、朴实憨厚陕北人的气质和朴实浑厚艺术气质的合一。定稿完成之后送到当年领导南泥湾大生产的359旅旅长王震将军家里征求他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肯定，他对我说：“生产、战斗、学习，主题明确”。他说在他看到的表现南泥湾大生产的作品中他认为这幅作品表现得最真实。定稿肯定下来之后，1961年春我又回到南泥湾，由一站到九站农场，清早跟着砍伐开荒的队伍上山，在紧张的两个月的生活中，围绕着南泥湾的油画创作，丰富生活情节，完成全部环境的素材写生。黄土群峦的开荒场面、开荒间歇中的播种和在右侧两位战士在楔镢头的情节，都是由于这次的生活速写记录丰富了原来的定稿。

　　三个月的南泥湾生活，刚刚回到北京，就接到了学院人事处的调令，调我去吉林艺术学院工作。这个突如其来的工作调动，给了我当头一棒。

　　从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的延安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我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艺术的故乡，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的道路和艺术道路，这就是古元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所走过的道路，我狂热的爱着古元的木刻，狂热的爱着赵树理的文学作品，狂热的爱着延安的民歌、剪纸，狂热的爱着延安这块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我已经和这块黄土地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这时心理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如火难熬：全家到延安落户!我在这块土地上扎根，作延安人。

　　1961年4月刚刚由南泥湾回到北京，不想接到学院人事处调我去吉林艺术学院工作的调令。这个突如其来的调动，惊破了我的延安之梦，中断我为之献身的艺术生活进程。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的最深的遗憾。迷人的长白林海、桦林飞雪虽然激发我纵情的抒发祖国河山大自然的雄辉壮丽之美，但与之相比，我更深的怀念着作为中华民族摇篮和圣地的一草一木孕育着深厚文化内涵的黄土高原的质朴之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日夜怀念着陕北，只有通过据说是吉林全省私人订户唯一的一份《延安报》来关爱了解延安的一切。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使我痛苦至极，在吉林省，当银幕上出现延安宝塔和陕北信天游的民歌，我的热泪就扑簌簌的落了下来。十年文革最后仍然是为了全家到延安落户被作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揪了出来，妻离子散，家破几乎人亡，一直到五七干校林海深夜的熊熊篝火，我伴和着战友们自造的“锯琴”、击缸的伴奏，唱着慷慨悲歌：

　　“俯吮延河水，脸贴宝塔山。十年不眠夜，热泪想延安。”

　　通宵达旦，泪别日夜劳动战斗的战友，翌日清晨在朝霞满天中奔赴延安，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战斗洗礼之后，独身投入黄土高原母亲的怀抱。

　　1961年8月初我被调到长春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任油画教研室主任，美协油画组长。当年冬天，经临江走漫江，带上干粮乘雪橇穿雪原，由68公里深入长白林海，莽苍苍长白山如巨人横空出世，白山头阴云翻滚，吞噬尽满目抗日烽火。须晴日，红装素裹雄辉壮丽，好一派北国风光。林海心脏百里无人，与世隔绝，只有我和孤身护林老人住的帐篷，如林海小舟。帐篷里汽油空桶当火炉，我们劈的大红松拌子扔进去，火势汹汹。大清早爬红松与松鼠抡松塔背回营地砸出松子，晚上宁静得可怕，除了几声野兽的嚎叫，就是我们“通通”火炉上松子的噼啪声。我借着“通通”火炉壮胆，不料一天深夜，轰的一声巨响如天塌地陷，胆战心惊，我和老人面面相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整夜未眠熬到天亮，小心翼翼推开帐门只见我们积雪压顶的灶房帐篷全部塌下来砸烂大锅，我们贴熟的玉米面饼子散洒满地，我惊呆了，老人却诙谐地说“夜里狗熊闻到了松子香味来看咱们来了，火炉通通没赶进去，到灶房里把饼子洒了一地，咱们听到的天塌地陷的一声就是它撞断了帐篷支柱塌下来的声音。”

　　每天早晨我背起画箱，路上为了警告狗熊给我让出路来，我用合拢的三角凳作木棒敲打这插板箱上的画箱，走过营地附近躺在小河上的一棵老树独木桥，爬上长白山下林海中唯一的一座小山的山头，在冬季狗熊蹲仓的像两扇大门似的两棵枯木中间支起画箱，画长白山写生，连续半个月完成一幅大幅的油画风景画《长白林海》。两只小熊每天清早从这两颗枯木树头空洞出来跑进林海，晚上再回来，我必须在它回来之前赶画，还要随时往后瞧瞧提防着熊瞎子的突然光临。按照约定下午四点一听到护林老人敲击铜盆的信号，我必须马上收拾画箱一路上敲着插板箱返回营地。这里虽然有危险但我必须选择这个山头画长白山写生，因为只有登上这个离长白山主峰只有二十五华里的唯一的山头，才能一览无余的俯视长白林海和完整的长白山雄姿。这里是当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活动的中心，在小山的密林树林从中间，我画下护林老人告诉我的抗联种过的地，画下每天来回走过的躺在小河上的抗联搭的独木桥，最后在风雪弥漫中，油彩蘸着飞雪纵情的画下通向长白林海的蜿蜒小路。

　　《长白林海》、《长白山远眺》、《长白红日》、《林海雪原》、《林海深处的独木桥》、《长白山原始森林深处》、《东北抗日联军种过的地》、《玉树琼枝》、《小白桦树》、《小白桦树林》、《长白林区的灶房》、《林海雪原中我们住的帐篷》、《帐篷前的雪景》、《林海小舟》、《桦林风雪》等都是在这里生活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完成的。回来之后参照《长白林海》，写生在画室完成了大幅油画风景画创作《长白林海》，它和《桦林风雪》写生两幅画一起送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第四届全国美展。创作《长白林海》被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小白桦林》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桦林风雪》等一批风景画被作为资产阶级毒草罪证当众焚毁)。

　　1962年冬，我再到长白山脉朝鲜族延边自治州汪清天桥岭林场继续深入伐木工人的生活，这里是长白山脉最先使用油锯和拖拉机集体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林场。《林海雪原伐木场》、《刚伐过的白松》、《汪清林场场部》、《朽木残雪》、《汪清天桥岭林场》等等都是两个月中在这里画的。

　　1962年秋，辽阔起伏的北满大平原的高粱熟了，东北农村一派丰收景象。我住在长春远郊净月潭附近的新立城农村和农民一起收秋和画画，然后由吉林沿松花江而上经桦树林子、红石砬子农村旅行写生。东北农民粗犷豪放热情火暴直率的性格，泼辣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犹如粗犷火暴辽阔无际的大红高粱和松江畔高大黑粗的苞米楼子，这是和憨厚古朴的陕北黄土高原农民的风貌个性给我的生活艺术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这应是与黄土高原窑洞画派完全不同的关东画派的艺术气质风格的宣泄情感。《松辽平原高粱熟了》、《松花江的傍晚》、《苞米楼子》、《松花湖畔的稻草垛》等等一批松辽平原农村生活的油画写生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1964年，最后完成因工作调动在北京未完成的油画《南泥湾》，送军事博物馆陈列收藏。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并参加建军50周年全国美展。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洗礼中断了我长达八年之久的艺术生活实践。由1964年的下放劳动，1966年后的文革批斗抄家到1969年后的夹着仅剩下的一条缀着补丁的破被到干校。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白手起家建干校，开稻田、种大田、赶大车、种人参、养鹿、上山伐木、扎营、盖房紧张的劳动和“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学习。离开五七干校去延安的前一年，我才得以有假日和劳动间隙记录了五七干校的生活片段，这对我是极为珍贵的留念。除了大部随画随送五七战友以外，留下来的还有《凄风苦雨黄泥河》、《吉林省青沟五七干校》、《乌龙翻滚的黑土地》、《劳动归来》、《五七干校的库房》、《五七干校的傍晚》、《对棋——五七干校的星期天》、《小五七郑四清》、《雁脖岭》、《雁脖岭上老虎出没的地方》、《五七干校的云》、《五七干校的虹》、《五七干校的雾》。而文革以前的作品，经过十年浩劫大部分被抄家焚毁或失散，令我最心痛的是我的写生《延安枣园前川之春》、《桦林风雪》、《长白林海》的抄家焚毁，特别是吉林省博物馆收藏我的两个月现场写生完成的大幅油画《太行山村的早晨》、《原始森林》的失散，和吉林省博物馆收藏我的大幅油画创作《长白林海》因无人保管也已损坏得面目皆非了。

　　1973年8月朝霞满天奔赴延安。我追求落户延安三十年，为它，我在十年文革中付出了妻离子散，家破几乎人亡的血的代价，在1973年终于终于实现夙愿到达延安。我如鱼得水，狂热的扑向母亲的怀抱，在延安窑洞安家落户。残酷折磨的艰难岁月只能更加锤炼了我对黄土高原的深情，我把全部的生命倾泻给它，以两倍的生命为它奉献。

　　我调到刚刚成立的延安地区文化馆工作，馆长李梓盛是我的老友，是他邀我到他那里和他一起工作的。为了更深入的了解陕北社会生活和延安老区的光荣传统，我背着画箱和速写本由延安出发，沿着当年转战陕北的路线由东路到西路(中间回延安休整)，用半年的时间徒步八百里辗转深入到陕北农村最偏僻的山沟拐峁，深切的感受着陕北农民的感情气质和为中国革命付出的沉重牺牲，由延安出发向东北经吴堡到岔上毛主席东渡黄河的渡口，当年的渡船和老艄公薛海玉还在，农民正在进行填土造田“向黄河要粮”的大规模水利工程。这时正是陕北大红枣挂满数的季节，我沿着黄河畔枣林带向北步行60里一路上以大枣充腹，傍晚到达宋代古城佳县黄河河谷桃花渡渡口，悬崖香炉寺一直伸进黄河中心，可一览黄河气概。搭黄河渡船在惊涛骇浪中伴着黄河船夫号子东渡黄河东岸山西克虎寨，由佳县沿五女川崎岖山沟向西经白龙庙夜晚到梁家岔前边的一个山村，我沿小路在犬吠声中进入村头第一孔窑洞，昏暗的油灯下是一筐高粱糠窝窝，经介绍是村书记家，村书记吃糠窝窝，我一下就明白了这里的生活是极为困难的，村小没空窑。书记安排我住在当晚回家的小学女老师窑里，端来一碗卧两个鸡蛋的富强粉挂面端给我，我一下就愣了，山沟里怎么会有这东西?问明白才知道是她儿媳妇马上就要坐月子，辗转托人千里迢迢由西安带到这里的，啊!这就是陕北老区的农民，宁愿自家吃糠，也要把好东西留给干部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可我们又怎么来对待农民呢?由梁家岔前东元到沙家店，一路上我都在问他们毛主席在这里时生活好还是现在的生活好，谁说的都是“毛主席在的时候生活好，那时耕三余一、耕二余一，家家有余粮”。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他们到现在还是吃糠咽菜，连在沙家店战役中作出那么大贡献的全国著名的老英雄折多富，长期重病卧床都没人管都没有钱给他治疗。我在路上边走边想，我在文化馆工作能为改变延安农村的面貌做些什么呢?我的画可以送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去展览，但是延安的农民却没法看到。1974年我刚到延安就在春天组织了一个全区的美展，但是这已经不是当年鲁艺时代的延安，作者和作品实在寥寥无几，这是我原来所没有料到的。我自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在基层能有一个像户县那样的为农村服务的群众美术队伍就好了，陕北农村虽然穷乡僻壤，但古老的民间美术民间艺术却有着无与伦比的深厚土壤，怎么能通过普查挖掘组织辅导为改变农村的面貌服务呢?这使我下决心把主要的精力从创作转向这项工作上来，我把这个想法和馆长李梓盛说了，得到他的支持。我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就到户县文化馆那里去学习，那几年我每年都住在东由黄河峡谷西到秦始皇长城的延安地区十三个县市的农村，更多的是在山大沟深最艰苦的吴旗县，在县里，在队里，在农民家里办农民剪纸、壁画、农民画和墙报等各式各样的农民美术班和美术小组。数九寒天零下四十度在长官庙黄岔水利工地劈开的黄土断崖崖面，我们美术小组“大火煮丹青，劈山画英雄”。我们的美术小组既是劳动者，又是夯歌手，“一杆杆红旗迎风飘，飘呀么飘呀飘呀”，边掀起夯，边唱着夯歌，工地上热火朝天。在吴旗崖窑台，天不亮我们踏着薄冰进山沟挖白土，白天一起下地劳动，收工回来我们端着脸盆到各家收锅烟，晚上我们提着灯在村里办起一块块的黑板画报和剪纸风格的壁画，大家热情的战斗在一起结成最深厚的友谊。一天深夜，大雨滂沱，洛水猛涨，洪峰威胁大坝，情势极危，两位农民自觉冒倾盆大雨奋战抢险护坝，我们抓住这个典型事例，清早赶在出工前赶出表扬墙报，当夜第二次更大洪峰到来时全体上坝护坝，堵住裂开缺口，保住大坝，美术组长乔正东以特大功勋参加全县劳模大会。春节我赶到吴旗，两天连夜步行120里，在黄土尘沙弥漫中到达秦长城脚下的周湾公社宁家湾美术组长段云秀家里办起了剪纸创作班，组织几个村的剪纸能手在她家集会，每天热气腾腾坐满一炕，临走时炕上碎红纸一层层。办完班大家把群众最喜爱的发展生产内容的新老窗花样子挨门挨户的送到各家，很受农民欢迎。我们还在吴旗、延川、富县、洛川、黄陵、宜君县办了农民画创作班和在农村办农民画流动展览。1975年我们又在延安农展馆办了全区第二届美展，我们特别把对农村建设起了作用的深受农民欢迎的黑板画刊和农民画突出出来，办的热气腾腾，整天全区农民挤满展览馆热气腾腾。地委书记让文化局通知全区各县文化局、馆长到吴旗召开群众美术工作如何为农村建设服务的现场会。这两年我每到一个村都是背着油画箱的，和他们一起劳动，工作，又画他们的生活，群众对我也非常热情，各县农村都有一些知心朋友，我下乡时住在他们家，他们到延安来也住在我家。

　　《佳城黄河》、《黄河行船》、《晨雾中的黄河渡口》、《毛主席东渡黄河的老艄公薛海玉》、《吴堡岔上黄河渡口》都是转战陕北路上画的。后来又在壶口瀑布的黄河滩发现考察化石群，画了《黄河壶口瀑布》、《黄河壶口瀑布龙王哨》(藏中国美术馆)。山大沟深的吴旗，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的落脚点，《吴旗镇的黎明》、《长征的终点吴旗镇》、《大雪后的胜利山》、《胜利山日出》都是在这里画的。

　　八月十五我背着画箱由绝路爬上羊都爬不上去的悬崖峭壁吴旗周湾大山，秦长城蜿蜒起伏向东伸延，长城内外是一片片黄澄澄的谷地，红彤彤的荞麦地，崖下是正在施工的吴旗水库和长庆油田高大的石油井架。不觉暮色茫茫，夜色降临，我沿长城原路返回时在山上米了路，到处是悬崖绝壁深沟，竟找不到下山之处了，明月中偶闻狼嚎，心焚如火，这时忽见山下深谷提灯灯火点点，呼喊着我的名字，呼喊的回音响彻山谷，宁家湾的农民提灯追踪来寻，以灯指挥我由长城豁口下山。回到大娘家里时过中秋节的油馍、瓜果早已摆了一桌，全家等我多时了。《吴旗秦长城》、《秦长城下的水库》、《长城下的石油井架》、《陕北吴旗宁家湾的住窑》、《高原上的山菊花》、《黄土高原的田园诗》、《黄岔大坝农田水利工地美术组长宗世海》、《黄岔大坝农田水利工地的夯歌手齐秀芳》，都是这几次在吴旗农村画的。

　　1974年在万人空巷的锣鼓唢呐声中迎来了把青春献身延安的志愿者北京知青，志同道合的共同心愿像旋风一样把我卷进了漩涡的中心，我随着各个小组，分别送他们到扎根落户的老知青窑洞里，分享着与延安农民的情感交融，油画肖像画《延安知青程治馨》、《女书记》就是这时创作的。延安井家湾程治馨是老知青，刚来延安时她刚刚16岁，现在是河庄坪公社的妇女委员，质朴、扎实、开朗的性格和为群众办事的精神，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一次跟着她到热寺湾蹲点，一路上农民非常喜欢她，她们拉她到窑里拉家常，到热寺湾时天已很黑了。她一到热寺湾就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开会，把政策文件传达给群众，又认真的掏出小本记下来群众的意见。这幅画，我以在劳动中在群众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主题画她和群众的关系，后边以她用的老镢头说明她和劳动的关系。这幅作品是和《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南泥湾》同样的艺术风格。同样内容的作品还有《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于和莉》、《宜君农村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赤脚医生孙立哲》、《北京知青公社书记栗建国》肖像等。

　　地处黄河中游的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华始祖黄帝氏族文化的发祥地，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曾出现三个文化高潮，即以仰韶文化彩陶为代表的炎黄氏族文化高潮，以汉画像石为代表的秦汉文化高潮，和以民间工匠雕刻的石窟石雕为代表的北宋文化高潮，由于宋代以后天灾人祸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所形成的交通封闭与文化封闭，在地下出土文物和民俗民间艺术中，极其丰富而完整的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本原文化本原哲学与古拙质朴粗犷气势雄浑，具有蓬勃向上生命力的艺术气质和民族精神。1978年以后，我把全部的精力通过民间文化艺术和地下考古文化的考查挖掘，进入中国本原文化的哲学与艺术王国，作为艺术实践中哺育着我的乳汁。《正月十五闹元宵》到《安塞西河口丧祭》等民俗生活油画，都是民俗艺术与考古文化考察的现场实录。

　　随着民间文化艺术普查挖掘向深沟拐峁的深入，我在除延川外的全区12个县市陆续发现和实地考察由北魏隋唐到宋元直至明清的成群的石窟造像302窟，近10万雕刻。延安地区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调我担任副主任。《延安石窟的发现》、《宜君大雪塬》、《宜君大雪山》、《黄土高原的残雪》都是在石窟普查中画的。接着我在考察中发现和1800里徒步考察了万里长城的生命线秦始皇重大国防工程秦直道，由于自然环境极其艰苦甚至连续几天翻几座大山，晓行露宿不见人烟，无法背油画箱，都是用速写本照相机记录的。

　　我在延安住在凤凰山麓的文化馆和文管会院里，出北关过河就是王家坪，经杨家岭可到枣园，出东关就是清凉山下的延河大桥，与宝塔山隔河相对，出南关沿延河是杜甫川，拐峁进山可到南泥湾，走大道可直达崂山延安南大门(周恩来总理在这里遇险，马惊负伤)，抗日战争时期穿过封锁线奔向延安的革命先辈和前赴后继奔向延安的志愿建设者，都是通过延安南大门通向延安之路。我的《延安南大门》和《通向延安之路》都是在这里画的。延安宝塔山的灯塔，如在海浪翻腾的黄土群峦中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几年来每逢节日宝塔彻夜亮灯，我都赶到宝塔山下，从深夜到黎明我连续画了好多幅《灯塔》。我也特别喜爱黄土群峦中漫山遍野的山菊花，我给我在延安出生的女儿起名叫“山菊”，以此来寄托我的心愿，山菊花延安人叫满天星，像满天星一样开放在黄土群峦之中，质朴无华迎风自由开放，它是属于农民的山菊花，我激情的画了《延安山菊》、《山菊花》、《崖畔上的山菊花》、《高粱地头的山菊花》。延安早春山花烂漫，沉睡的黄土地翻出第一道新土。夏日雨后晴空如洗，飞云如幻，晨曦宝塔山影，夕照宝塔金山。秋装浓艳，冬雪银妆。常年四季我背着画箱走遍了环绕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我倾泻着激越之情完成了《东方欲晓》、《大地回春》、《山坳里的山桃花》、《杨家岭的春天》、《枣园之春》、《春天黄土弥漫的宝塔山》、《夏日骤雨初晴的宝塔山》、《枣园金秋》、《枣园金秋的银杏树》、《南泥湾金秋》、《秋天的南泥湾》。早春二月在延河大桥宝塔山下，面对宝塔山打开画箱挤完颜色拿起画笔，迎来了延安最后一场雪，顿时大雪纷飞，天地一笼统，雪花漫天飞舞，我双目迷离，茫茫然如溶于天地宇宙之间，刮刀、画笔蘸着油彩和飞雪一起抹向画板，奋笔疾书急就画完《延安最后一场雪》。然兴犹未尽，随即转身背向宝塔，面对延河西川，这时飞雪骤停，解冻的延河，散发着迎春的空气，我即兴完成了《延河解冻》。

　　1986年调我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为我举办了《生活的足迹》画展，记录了我由1954年到1986年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

　　悲鸿恩师的油画《箫声》

　　引我进入艺术的殿堂

　　古元同志的版画《菜圃》

　　把我送到陕北黄土高原之乡

　　陕北窑洞里的老大娘给了我两把金钥匙

　　一把叫“生生”，一把叫“阴阳”

　　打开了中华民族本原文化的宝藏